立春2007

穿着洁白毛衣和白色长袜的男芭蕾舞老师，当众带走那个大胸姑娘，把她推搡进男厕所，立刻姑娘杀猪般的叫声就从里面传出来。少顷，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胸姑娘衣冠不整地奔出，老师缓缓走出来，背脊挺拔，正是学芭蕾舞的人才有的姿态。他缓缓走进舞蹈教室，music！——旧磁带还卡了一下——他对着灰蒙蒙的镜子，欣喜地跳起了《天鹅湖》。
他是一个同性恋。洗清了小城里不怀好意的谣言，他心满意足地被当成一个强奸犯关起来。

从那个肮脏厕所出来的时候，他纯洁的白色毛衣和长袜上，布满了黑色擦痕。

这部片子最好的就是这些细节。是这些细节成就了一部真实又荒诞、令人动容的电影。这些细节还包括：王彩玲站着时候两脚叉开的难看中年妇女姿势，她做爱后那天早上起来精心打成蝴蝶结的黄色涤纶丝巾，隔壁美女穿在身上总是那么好看的毛衣和裙子，还有黄四宝用一根棍子把他的时髦皮鞋挑进墙去，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光秃秃的北方工业小城，夏天也萧瑟像冬天，每到春天，王彩玲的心里充满憧憬，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昂着头进进出出，说自己很快就要被北京的国家歌剧院调去了，那种高傲正是她生活的底气。可其实是在托骗子办北京户口，买开场二十分钟之后的便宜票进场看看歌剧。

她有百灵鸟的歌喉，模样却是大笨熊的。她看上的男人看不上她，看上她的男人她又不要。她倾力帮助一个患癌症的女孩去北京唱歌，没想到这女孩也在骗她。

这个小城只有少数懂得梵高和卡拉斯的人，他们互相之间的脉脉怜惜，却不能转化成她所渴望的爱情。在这里，他们浮在半空的感情，转变成一些酸腐或是疯狂的行动。周瑜大声背诵普希金，每个尾音都是土话，好笑又辛酸。王彩玲被那个发疯的黄四宝当众扇了一巴掌，晚上穿着她亲手做的式样很小城的演出服去跳楼。

曾经看过Anali的《立春》影评，觉得是最好的一篇。不是人人都能有Anali的体会，可是，那些痛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那种自怜，自恋和不甘，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全部阶段，谁敢说自己就没体会过。这是一部能唤起我们普遍情感的电影。

最温暖的情节也就是最后，王彩玲给自己收养的兔唇孤儿做了手术，带她去北京。

虽然救赎是来自于别人，而且又来得太晚，可救赎总归是好的。这救赎是放下身段，把敬意放到实实在在的一蔬一饭里，是生有仪式，把庄重的仪式感放到自己的内心里。

人呵，我真的爱你，爱你的虚荣，功利，不甘，爱你的自欺，辛酸，可笑，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甚至并不如人所期盼的那样趋于美好，可是在这个泥淖中活下去的是你，是我。而以郑重的态度，面对着世界的本来面目活下去，这是我们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勇气。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

王彩玲

开始的开始，是谁如此哀怨的低语？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一座闭塞小城的大龄未婚文艺女青年，标准的龅牙东施。她说上帝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一副奇货可居的容貌，却给了她夜莺一般的歌喉。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优势让她画地为牢，造就了她总是幻想“生活在别处”的悲剧：她向往北京，向往中央戏剧学院；向往巴黎，向往巴黎歌剧院。她梦想有朝一日站在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厅里，华羽霓裳，引吭高歌。为此，她节衣缩食，平日以泡面为生，却不惜掏出全部积蓄，托关系，找门路，孤注一掷，想搞个北京户口，哪怕只是在权威艺术机构当个临时工。但在坚如铜壁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头破血流。
她总是自欺欺人：我过几天就调到北京了，小城不适合我。的确，在这样的小城，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老处女的存在的确向一根鱼刺卡住了别人的喉咙：同样是人，凭什么你总是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周瑜
曲有误，周郎顾。
东风不与周郎便。周瑜，不是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钻石王老五，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长相猥琐的炼钢厂的工人。那天他骑着旧单车在市声扰攘的大街上东游西荡，却被路边电线杆大喇叭里传来的宛如天籁的歌声吸引，一听钟情。
想当年，他在八十年代乐观理想主义普世春风的感召下，也曾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播音员。无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谕宣讲系统中的一员。
他追求王彩玲，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吧，那种理想已经离他相当遥远了。当他站在王彩铃面前用包头方言激情满怀地朗诵普希金诗句的时候，他会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专心致志报考县城播音员的日子，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王彩玲对他掏心挖肺的表白只冷冷地来了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滥杏一筐。不啻于数九寒天一盆冷水浇注全身。几年以后他们在小城的医院为了各自的病孩子不期而遇，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他最终成为笑谈。往事终成烟。

黄四宝

黄四宝是那样的人，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
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给我家里一分钱。考了四次中央美术学院，一次没考上。王彩玲也是太寂寞了，如此需要安慰，才自以为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却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披着艺术羊皮的小混混。如果黄四宝真的艺术家，那他应该知道王尔德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可惜艺术家的优点没有，缺点倒是占全了，一遇到挫折就往王彩玲怀里钻。欺骗了别人的感情还说别人侮辱了自己。不就因为王彩玲的相貌不咋地吗？
多年以后，黄四宝重归故里，干起了婚介勾当，恢复了小城流氓的本来面目。
胡金泉
胡金泉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王彩玲的第一次相遇是因为一次露天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但是他的舞姿把周围的众多乡亲给雷倒了了，结果被哄下台。王彩玲是最后一个上场的，虽然她的歌喉很美，天上应时应景飘下了洁白的雪花，但是她独特的女高音无人喝彩。曲终人散后，寂寞场中央。
在车上，他们一见如故，仿若知己。
胡金泉是一个对女人不敏感的人，（在影片中也没有暗示他对男人敏感），或许他真正挚爱的只有艺术。他说：一不小心跳了这么多年（芭蕾），想想真是后怕！艺术是有毒的，它逼死、逼疯了很多人。
小城的漫天风雨、蜚短流长成了胡金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对王彩玲说：我们假结婚吧。他希望她能帮他，但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了。
他从王彩玲家出来的那晚，天天飘着柳絮般的雪，夜色是如此纯粹之蓝。黑风衣，白围巾，单车在午夜的大街渐渐远去。虽然我对他的优雅的天鹅绒做派实在不敢恭维，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跳芭蕾也一直难以接受，但，那一幕，此情此景，确有如许伤感。
他靠伤害自己而保全了理想。在监狱里，当他隔着铁窗对着王彩玲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结局

除了胡金泉，每个人都回归了日常生活。化蛹成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理想不能当饭吃。王彩玲离开的执教的小城学校，领养了一个有着“兔唇”的孩子，叫小凡，平凡的凡。她养家糊口，起早摸黑地卖起的羊肉。那应该是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九十年代的初。1993，市场经济的洪流在政策的默许下再一次爆发，大批文化人“纷纷下海”，浩荡至今，无人幸免。

我无法接受某些人对《立春》的批评，他们不相信真实的生活中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他们说这又是一部刻意展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来讨好外国评委的做作卖国影片。

面对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辩驳本身有点无聊，毕竟，他们不相信王彩玲，不信任顾长卫，就算生活中真的有王彩玲这样的异类，那也是该被关入疯人院的坏家伙们，是百年不遇的偶然现象，与“真正的生活”无关。如果我说“每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他们会认为我也疯了，说的都是疯话，他们不听。

可是，哪怕在不赞成王彩玲个人的情况下，我依然为她流泪了，为每个人心里的王彩玲。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难听了便是偏执、妄想症，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自视过高。生活中真要有这样的女人，她们该是令人讨厌的一群：不爱正眼看人，总在喋喋不休的说着一些半真不假的谎话来自欺欺人，高傲的态度与卑微的境地落差之大直叫人笑话。影片中王彩玲的歌剧当然是唱得好的——在那个小城市里；但真好到惊世骇俗可以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程度么？我看很不见得——北京的剧团不收她，除了市场条件所限，八成也是因为实际上与她水平类似的人太多，她并没有多么令人惊艳的突出成就。比较王彩玲出世的偏执，同样为社会所不容的边缘人，同性恋舞蹈教师胡老师就表现得更为入世：他从始至终都没放弃对舞蹈的艺术追求，他愿意当一个平凡的舞蹈教师而不是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具有王彩玲的偏执，不过他的偏执是要被一个还不能接纳同性恋的社会当作普通人来接受，而王彩玲是要被社会当作高人一等的艺术家来赞扬，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王彩玲是悲剧性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限制，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影片细腻刻画这些社会黑暗面而不满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比较社会环境的外因，其悲剧人生更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是她个人无法摆正自己人生位置的无所适从。而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文艺青年也好，文学青年也好，甚至什么“文”也不占的小老百姓，自视过高与平凡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人生悲剧的根源。要缩小这种差距，要么开天辟地努力改变外在环境，要么就修身养性陶冶豁达的情操。不管做到了那一样，成功的人我们都佩服，但失败了的，尤其是影片中表现极端又执拗的王彩铃，大多数人给予的就只有鄙夷，甚至连怜悯都要吝啬，不肯分出一点点。

我不是王彩玲，除了在叛逆的青春期，似乎也从未偏执于某件事情；但当王彩玲柔柔的叙说春天湿润的风从而自己为自己感动的时候，我的心却不得不为这个样貌丑陋的女人柔软起来；而当她无比悲愤的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高歌着“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失恋般抽搐起来，我也想随着她放声大哭，这情绪来得真是强烈又激荡。我想，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对梦想与理想或短暂或长久的追求吧，也许我们也都曾经为了梦想的破碎而在黑暗中独自哭泣或者自怜自怨吧。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曾经幻想过当商人，经济学家，作家，甚至爵士歌手。我知道每当我满怀激情写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双腿发软站到舞台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轻晃的时候，那都是我内心里的王彩玲在歌唱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年轻时代的理想都叫王彩玲，遇到不如意后终于向生活低头之际也是王彩玲，直到我们叹出一口气最后终于跟自己妥协，那一刻也还是王彩玲。电影最后的片段“献给王彩玲”，我觉得顾长卫绝不是要为王彩玲的行为高歌或为她开脱，那只是一种对逝去的青春与被埋葬了的时代的最终祭奠，虔诚得近乎一个朝圣者面向麦加的顶礼膜拜。在晦暗压抑的现实之后通过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手法让影片突然充满了无限温情，这样的处理一下子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在化作泡沫之际依然痴想着王子的幸福，令人悲伤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同时，我发现顾长卫在刻画这样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也说不上有多么美好的女人时，竟然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同情，但比较《孔雀》之时偶尔的做作与急躁，《立春》从头到尾镜头都稳健有力，缓急有序。顾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充满自信的使用了大量“第三只眼”视角的长镜头，而人物面部特写这样突兀的主观镜头又极少，大部分时间都仿佛在某个角落远远的暗中偷窥一样，极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比较《孔雀》中较为单一节奏的叙事手法（除了傻子弟弟的片段作为调剂），《立春》中加入了多个性格鲜明的辅线人物，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娱乐瞬间，比如胖子周瑜用王彩玲的裸体油画向兄弟母亲索要封口费的片段，再比如文艺青年黄四宝从深圳回到小城开了婚姻介绍所被人追打如丧家之犬的片段等。长镜的“慢”完全演化作人物性格的细节塑造，同时搭配上叙事中的高低起伏，《立春》长而不慢，稳而不闷。

即使破开电影拿出每个片段来独自祥解，它们的手法也都扎实可靠充满力度，有的甚至还拥有十分巧妙的留白，着实令人赞叹。比如王彩玲回到农村父母家过春节一段中，她清早起床，披着一件碎花罩衣走到门口站在门槛前看年迈的老母亲放炮竹，蒋雯丽的妆是疲惫而苍老的，但她的神情中有种自然的活泼与欣喜，她独自站在破旧的门框中，仿佛早春的明信片一样动人；随后镜头转到王彩玲母亲身上，老太太双手高举着竹竿，竹竿一头的炮竹劈劈啪啪直响，背景是灰扑扑的旧砖墙，土地上满是爆竹崩下的碎红纸屑。老太太扭回头来看女儿，一个逆光的镜头，满脸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从这个片段开始，影片的基调正式进入“立春”，王彩玲终于放下了多年不变要迈向云端的固执挣扎，开始接受现实，努力融入平凡而琐碎的社会生活。王彩玲母亲放炮竹这个细节可以说是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要是杨德昌来拍，肯定要啰嗦上一小会儿；但顾长卫稳住了，片段里人物没有一句废话，一切滋味都沁在画面里头，让观众自行咀嚼回味。这种稳扎稳打的手法，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磨，该留白便绝不啰嗦，简直让人没法不由衷佩服——从态度到技术到影片整体的运筹帷幄。当然，蒋雯丽对王彩玲的生动刻画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一环，这一对夫妻搭档还真是琴瑟合鸣齐头并进呢。如果顾长卫能够保持《立春》中的严谨态度，在下一部影片中继续发挥他出身摄影的长处，不急躁但也不冷静得过火而忽略叙事节奏，我想他的态势便是惊人的，甚至可说是直奔大陆导演一哥的位置而去了（姜文同学必须要努力喽！）。

也许可能我太过欣赏《立春》的技术层面从而不自觉的加入了很多对人物的个人感情进去吧，但我真的真的很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她的别名叫青春。

开始的开始，是她在唱歌；最后的最后，她牵着小凡的手慢慢走。

王彩玲变得幸福了，当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之后。

王彩玲长了一张标准的电影丑女的面孔，我觉得用触目惊心的丑陋映衬华丽的歌喉和清高的性格有些刻意，甚至不够自信——不必非得长黑斑和龅牙，相貌平凡得模糊掉的女子，一样可以很有说服力的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得是惨还是满足，旁人其实一眼即知，即便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表象可以忠实的披露内心。但看看那时的王彩玲，奔波、惆怅，胃痛的时候几乎是爬到邻居家讨药，唯一的光彩是绽放出夜莺般的歌声时，却又自嘲为六指般无用，郁郁不得志；爱上了不爱她的鲜桃，拒绝了想和她过日子的烂杏；粗绒线的旧衣服上永远搭着代表优雅的披肩，用自我催眠的病态虚拟着遥遥无期的成功……当她终于从高塔上跳下的时候，我觉得我认为的没错，她供奉着那又神圣又卑微的梦想，活得很辛苦；然而她又肿着脸裹着手坐到了钢琴边上，我便开始担忧她何时可以解脱。

影片的后半部就是一个破裂的过程。通俗的来讲，王彩玲屈服了，她放弃了她那看似并非毫无道理的白日梦——她的歌声那么美。但是同样又专业又高雅的胡老师选择了在狱中起舞，就连周烂杏同志也敢像模像样的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才华，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中被奚落得体无完肤；善良，在这个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时代里被利用得弹尽粮绝，一个饱受孤独煎熬和梦想牵制的心灵，最终由于戒备而崩溃。

于是她放弃了。

回到爸妈家，纯善而温情，选择了个可爱的兔唇养女，然后卖羊肉治好她。她不遗憾吗？缝制的那几套演出服连当围裙的用场都派不上；她不难过吗？在不想发生爱情的县城的婚介所里乞讨陪伴。

但难道她不幸福吗？当一个年近40的女人终于有了个肉乎乎的小女儿绕膝玩耍，和年迈的妈妈一起，吹泡泡，唱歌谣，用放大镜观察毛毛虫。孩子的笑脸扬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前，那是召唤了她前半生的天堂，而她的后半生，生活大过理想，满足即是幸福。

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理的词，完全主观、不可量化、无从比较。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人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世俗的一切法则都将瞬间失效。所以我从不怀疑我那些爱得辛苦或者恨得洒脱的伙伴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如此陶醉在自己终于挣得的状态中。我很羡慕，甚至是膜拜，因为我现在不大幸福，我不想这样。

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

理想与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对互相拧吧的过程？年轻时的梦、的浪漫、的憧憬，是不是终将被现实一一撕碎？是不是真的要坚持？是不是该收起顶着风又带着伤的翅膀——在它还没有支离破碎前。

影片最后，导演貌似善良的安排了一个梦之情境给王彩玲，其实这很残忍，当她终于要放弃，当她相信一切都回不去了时候。我盯着影片结束的滚动字幕，脑子里想着的，却是若干年后，命运的导演该用什么样的场景慰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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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

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

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

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

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为到哪儿去？我为啥是我？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