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好运

一


正当布什政府步步进逼，不断以各种名义干涉美国舆论，加强媒体控制，实行“爱国法案”时，“华纳独立制片公司”推出一部另类影片《晚安，好运》（Good Night,and Good Luck）。这部片子一亮相，大家就发现它的主题、风格和节奏与当下美国片大相径庭。该片一反娱乐化、商业化演绎历史的好莱坞潮流，以纪实风格，讲述了半个世纪前一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故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爱德华·默罗在电视机刚刚出现在美国家庭时，曾利用这一新生媒体与臭名昭著的麦卡锡展开激烈对抗，直至麦卡锡主义土崩瓦解。这部政治历史片在美国院线一上映，就立刻受到媒体的一致好评，并在2005年78届奥斯卡奖项角逐中，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在内的六项提名。这样一部小制作、不合时宜的影片，如何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一个五十多年前早已被炒冷的新闻事件，为什么会再度引起关注？人们是否从麦卡锡主义这段历史中，反观到美国社会的当下处境？

《晚安，好运》是一部精心制作的黑白影片，导演乔治·克鲁尼着力营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气息。虽然完全是部室内戏，整部片子没有外景，但导演仍在细节和人物造型上下了功夫。片中CBS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五十年代的老打字机上忙忙碌碌，秘书搬着一大卷电影胶片（而不是录像带）穿堂而过，录音棚里一位黑人女歌星唱着忧郁的蓝调。主演戴维·斯特拉森（刚出演了《蓝莓之夜》中的警察）更是精心装扮，梳着一丝不苟、油光水滑的一头黑发，香烟一根接着一根从不离手，青烟缭绕，悠然出画。他扮演的默罗一身正气，风度翩翩，讲起话来抑扬顿挫，清晰有力，不容置疑，夺去了观众所有的同情和认同。而他的敌手麦卡锡，则根本不用演员扮演。因为导演找不到现成的演员，可以把握麦卡锡色厉内荏的乖张形象，就索性启用档案里的影像资料，与该片的黑白镜头拼接起来，结果产生完美、流畅的效果。几乎没人能察觉到拼接的痕迹，影片与历史档案有机地融为一体。最有意思的是，麦卡锡这个反角的原始影像，已经非常刻毒、阴险了，不需要艺术加工，也足以把小孩子吓哭。也许因为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太深远了，美国观众对那段历史耳熟能详，所以影片对背景不作任何交代，就能直接把观众带入“红色威胁”笼罩下的新闻大战。但对中国观众来说，回顾一下麦卡锡主义的来龙去脉，也许更觉妙趣横生。

二

麦卡锡是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儿时曾是乡下农场的养鸡娃。十九岁时，因大规模鸡瘟而破产，不得不搬到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马纳瓦，当上了杂货店员，并同时进了当地高中上学。从此一路成绩优异考上法学院，当了律师，年仅三十岁就成为威州最年轻的巡回法官。后来野心膨胀，不择手段地在仕途上打拼，终于1946年以微弱多数当选参议员。但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华盛顿，他还一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媒体曝光率很低。为了引人注目，不惜上演大跌眼镜的政治秀。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做了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演，说国务卿艾奇逊知道有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却姑息养奸。后来又称有八十一名，最后减到五十七人。参议院立刻组织调查委员会仔细排查，结果发现麦卡锡的指控子虚乌有。本来一场闹剧就该到此收场了，可恰在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媒体反共浪潮甚嚣尘上，公众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下。麦卡锡当然不失时机，根本不管有无根据，继续鼓噪共产主义已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的危言。公众的目光这回一下子投向了麦卡锡，情绪由愤怒逐渐转为恐惧。国务卿艾奇逊这时成了“国务院的红色主教”，制定复兴欧洲“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将军，也被斥责为骗子。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朋友、邻里间开始相互猜忌，美国的社会诚信被侵蚀了。

1952年，麦卡锡青云直上，当上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和永久调查委员会主席。他大肆利用报纸和电视宣传来提高知名度，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政敌。他有个经典的麦卡锡主义逻辑:所有不同意他的人就是共产党，阴谋颠覆美国民主政体。政治家、媒体、公众都因害怕被指控而保持沉默，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都对麦卡锡唯唯诺诺。艾森豪威尔这位曾在“二战”沙场上叱咤风云的老将，竟落到只敢私下里抱怨的境地。但在1954年，一位有胆识、有勇气和良知的记者站了出来——爱德华·默罗利用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电视媒体，策略性地抓住军队中一个“清共”事件，给麦卡锡有力的一击。

美国空军中有个叫拉多维奇的二战老兵，仅因为他塞尔维亚裔的父亲和妹妹读过南斯拉夫的报纸，就被怀疑亲共，军方竟将他解职。默罗抓住这个事件，揭露麦卡锡主义的偏执和疯狂。他犀利地指出:“我们应该区分什么是政见不同，与什么是不忠诚。”麦卡锡主义惯用的伎俩就是党同伐异，利用人们对红色威胁的恐惧，从内部消灭政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麦卡锡马上反击了，还是故伎重演，又指责默罗拿了苏联人的钱，为共产党卖命。CBS广播公司的老板有些慌神了，公司的资助人也纷纷对默罗施压，大家都害怕惹恼了这个“暴君”，砸了自己的饭碗。默罗却选择了良知的召唤，继续与麦卡锡针锋相对。麦卡锡不仅仅恐吓新闻媒体，对好莱坞影人还有个臭名昭著的黑名单。许多导演、演员、编剧被逮捕、关押和审讯。曾有十人援引宪法权利保持沉默，结果被控蔑视国会，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的徒刑。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与共产党不沾边，甚至连政治倾向都不明确，只因为作品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不太和谐而已。

利令智昏的麦卡锡在最张狂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把手伸向了军队，调查起军队高层官员的安全问题来。显然，他低估了军方的实力，自以为可以在平民社会和政府里为所欲为，却没想到根本不是军队的对手。军方抓住一件小事，给麦卡锡致命一击，使他身败名裂。一年前（1953年），麦卡锡的得力助手戴维·沙因被征入伍，麦卡锡曾托人让军队给沙因些照顾。军方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后操纵下，让这个丑闻曝了光。麦氏虽然仍不可一世，大骂军方挟沙因为人质诽谤他，但在1954年4月至6月的“军方——麦卡锡”听证会上，他再也没能翻过身来。听证会的全过程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军方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雄辩让听证会达到高潮。他逼问羞愧难当的麦卡锡:“难道您不懂什么是廉耻吗？先生，您就没有廉耻吗？”麦卡锡不敢抬头正视对方，低着头喃喃地嘟哝着些什么。虽然听证会最终不了了之，但麦卡锡在美国人民面前彻底名声扫地了。三年后，这位声名狼藉的参议员借酒消愁，酗酒导致严重的肝病，在华盛顿的海军医院里不治身亡，时年四十八岁。

三

影片《晚安，好运》的结尾有些突兀，在“军方——麦卡锡”听证会的场景之后，镜头又切回到影片开场的情节。那是麦卡锡死后的1958年，默罗在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严词驳斥电视观众对思想性节目缺乏兴趣的论调，警告说:如果电视媒体只能用来取悦、麻痹和封闭公众的话，那么电视就只是装满了电线和电子管的盒子，我们的全部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彻底失败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麦卡锡已魂归西去，但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仍在美国文化的深层游荡。电视评论员富尔顿·刘易斯曾说过:“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如果用麦卡锡自己的语言就更形象了，他曾在1952年对威斯康辛的听众说:“麦卡锡主义就是撸胳膊、挽袖子的美国主义。”那么，美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能用大众传媒不断渲染和浪漫化的“美国梦”来简单概括，也不能把美国的缔造者在宪法上宣称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当成美国的本色。从十七世纪的萨勒姆女巫审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种族隔离，再至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恐怖，我们在进步、开放的外衣下，看到另一条保守、冷漠、急功近利、甚至残忍的线索，它在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民主公正的明亮色调对比下，变成美国传统的底色。应该承认，这个年轻向上的民族，也有顽劣的世故。

《晚安，好运》虽然没有深究美国文化里蕴涵的矛盾，但表达出一种深深的忧虑:与麦卡锡主义的斗争虽以皆大欢喜告终，但下一次美国人再次面临危机时，也许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影片有深切的当下关怀。五十年后美国果然再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小布什恰恰利用“9·11”后美国人的恐惧，像当年在五角大楼的食堂和政府机关的打印室里搜捕共产党一样，再次限制公民的自由。美国政府现在发动邻里举报可疑人员，监听、监视留学生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对新闻严格审查，甚至在报纸上做广告，鼓动美国华人揭发中国间谍。批评的声音却渐渐减弱了，媒体变得越来越驯服。布什政府曾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骗取公众的支持，对外发动战争。美国媒体却没能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批评、揭露政府滥用权力，践踏宪政传统。五十年代美国新闻界幸亏有爱德华·默罗，才最终使麦卡锡主义破产；七十年代有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才导致尼克松的专制倒台。而到二十一世纪，美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媒体英雄，只有耀眼的明星主持人和让新闻大亨们心满意足的高收视率。

如果说美国公众已经淡漠了麦卡锡时代的梦魇，确实有失公允。但是，今天麦卡锡充其量不过是个符号，一个象征邪恶、专制和反动的空洞能指。人们把美国当代史上所有的不公正，统统贴上“麦卡锡主义”的标签，似乎一旦冠以这个万劫不复的恶名，就可盖棺定论，大家才无咎一身轻。理查德·罗维尔在他撰写的麦卡锡传记中，有这样的观点:麦卡锡其实既算不上专制，也谈不上反动，因为这些词主要应该用于社会和经济制度层面，而麦卡锡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理念毫无兴趣；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主义”来描述他的话，那么，麦卡锡更像一个虚无主义者，一种破坏力量；或者说，他是一个没有革命目标的革命者，一个没有目的的反叛者。但我更喜欢律师约瑟夫·韦尔奇尖锐的质问:你有廉耻吗？的确，麦卡锡真正是个不知廉耻的投机小人。人格的缺陷使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也无论哪种思想潮流正风口浪尖，麦卡锡们都一样会见风使舵，兴风作浪。所以，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才是社会行为的底线所在。也许，这部影片还对良知寄予希望，才在越来越令人堪忧的社会现状中，祝福美国:晚安，好运！

王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奥斯维辛之后:犹太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生产》、《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研究》等。

这个在the bourne ultimatum中演Noah Vosen的老头非常有气质和正义感，他适合演U.S. solicitor general，要知道这样的人物比U.S. attorney general崇高而令人尊敬得多

censorship的存在和在这个月份中不存在的那个日子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政府对公民神秘感和恐吓保持的太久了

政治不是事不关己的泥菩萨开会更不是神圣不可辩驳的意识形态

政治是公民自我承认、自我实现和自我保护的必需品，当这种必需品腐坏变质的时候，需要被修复或者替换，好的制度能让人及时的进行修复和替换，而坏的制度令人被腐坏变质绑架。

在法之前先有善恶，因此reporter的良知和道德是walk upright的基础，即使面对拥有权力的大人物

为什么星条旗下飘扬着自由与正义？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nation, man can walk upright, no matter who he is or who she is. he can walk upright and meet his friend or his enemy. and he does not fear that because that enemy may be in a position of great power that he can be suddenly thrown in jail to rot there without charges and with no recourse to justice. we have the Habeas Corpus Act and we respect it

请珍视你的自尊和walk upright的权利，因为Gloria brevis est honor longa est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7/45971.html

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离不开自由和人权，在这部片子里，当主角揭竿而起反对麦卡锡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两个词。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应该被大部分人所接受认同的，在这里，对立的双方——媒体人和政治家——都是秉持自由和人权的，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也就是说，不管你人心隔肚皮，包藏什么祸心，想干什么坏事，但在面对大众的时候，还得老老实实说我是自由和人权的捍卫者，我做的这些都是从爱国，从维护国民的利益，保护你们的角度考虑的，这是从反面角色的立场。

从正面人物的立场看，当然如上面所说，我代表XX消灭你们。（XX可以是人权、自由，正义或者月亮，金星，水星，土星，火星）

因此可以看到，社会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被当作一种借口，载体，你想干什么事都得往上套，但与此同时也成为一种枷锁，即你做的事必须得符合这种价值观，若要是不符合那你得至少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否则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整。

看完片子，我就无比羡慕美国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信仰什么。

前些年CCTV5的那个胖子的二房大闹直播现场时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中国在未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之前都成为不了一个大国。

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人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主持人，虽然做了第三者，但见识还摆在那儿，平时打哈哈也就算了，被人逼急了，气血上涌，冲破任督二脉，撕破面具，口无遮拦，死猪不怕开水烫，壮士断腕的情怀作精神支柱，所以说的话分外犀利。

说者无意，听者汗颜啊。

我是不是比美国人少点什么？我们呢？

在平静生活的生活中有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和法律足够对付遇到的黑白是非，但如果碰到麦卡锡主义，或者文革的时候，恐怕光懦弱的人性是完全不够的。法律那就更不用说了。

往小了说，碰到邓玉娇，俯卧撑，70码，抵制家乐福等等社会事件我们是不是除了法律和人的良知以外应该有一种与之平级或者更高级的价值观作为判断的参考标准呢？

如果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对于我们就像水对于鱼一样重要，那么——套用领导的说辞——社会一定更和谐。

胡乱写写，随便看看。

PS：1.春天野猫叫，是叫春，那么夏天呢？夏天凌晨呢？
2.奥运期间CCTV采访百姓，有个男的被访者十分感慨地说：“中国现在终于站起来了！”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高个子不会意识到比矮子高，只有矮子才会纠结与比别人矮。
3.我标题党了。

很自然地想到南周1999年的新年贺词.

相对于中国的记者们,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做这些报道所背负的压力,简直就不是压力了.
我们期待着没有censorship的那一天.

附:南周1999年的新年贺词.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象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的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与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颜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那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他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有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泪珠，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就音乐而言，作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爵士乐，在影片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全片没有背景音乐，但爵士乐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武器。在每一次莫洛的节目播完后，爵士乐就会响起，快节奏的爵士乐，预示初步取得胜利的果实；慵懒的爵士乐，预示战斗陷入困境。情节的缓急，全得益于音乐的转换。举例来讲，在针对麦卡锡的节目第一次播出后，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坐在酒吧里整夜狂欢，这个时候的音乐是欢快狂乱的，随着黎明即将到来，音乐骤然安静，所有人陷入了沉默，大家都在等着次日的报纸，或者说心怀忐忑的等待着主流媒体的审判。
其次，影片的背景音，也为全片增色不少。每一次节目录制时，我们都可以听到胶片的卷动声。这胶片声出现在沉默的录影棚里，没有突兀，只有和谐。此时此刻，莫洛在想什么，其他人在想什么，导演在想什么。。。。。这些都不重要，胶片声就是导演要表达的所有，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却使得气氛更加紧张。再比如，当大家得知麦卡锡将被参议员调查时，工作室里一片沸腾，可是当弗莱德里接到某个电话并将之传达给莫洛时，场景骤然安静，这一变化直击观众内心，声音的效果比画面更震撼，而随之，我们便得知了唐。霍伦贝克的死讯。再次，人物的对白也别具特色。本片声音简单，大部分是人物对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画面与对白不同步的情节，这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紧张的氛围。而在这些对白中，莫洛的语言最为精彩，在此也突出了他中心人物的形象。当朋友问他在今后与麦卡锡的“对决”中该当如何时，他说到“投石问路，静观其变”；当老板打来电话询问时，他说“我正忙着搞垮公司”；当麦卡锡发言之后，他的反击更加强烈，语言犀利且讽刺十足，机智而幽默，无畏且坚强。
仅从语言一点上看，我们就可以窥见莫洛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