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反抗

李睿：闲话《希望与反抗》

发表时间：2010-3-27 18:37:00 阅读次数:237 所属分类：影事


电影评论其实是多说无益之事：舍却影视文本与观众的交互理解，影视评论常沦为隔靴搔痒，是故，“只推荐，不评论”的态度为我所取，毕竟电影欣赏是需亲身领略的事情。然而，前几日看过德国影片《希望与反抗》，就其中的纳粹司法制度生出几句闲话，所言当属“六经注我”，暂且写到哪里算哪里罢。

影片梗概是21岁德国女青年Sophie Scholl等三人因印发反政府传单而被逮捕、审讯、审判、而最终处决的故事。影片一如德国人的性格般严谨沉闷，绝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室内交谈——然而不同于韩剧温情脉脉的扯废话，亦不同于侯麦慵懒氛围下的友朋灵交，所有的交谈在审讯和审判的背景下都体现出双方革命信念的张力。何以为“双方的革命信念”？我们确实不能在今日“赢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思维定势下将此事件视为“为真理献身”的“德国张志新”悲情记，因对立的双方都有其“坚定的革命立场”，一如荣耀的罗马战士屠戮归主的信众，一如“党国”初立之时革命党于清廷的反动：历史总是胜者书写的历史，是持续的新神阉割父神的运动。

所以，当审讯时秘密警察和审判时的首席法官义正词严的言辞背后，——他们绝非虚张声势，而在内心存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如纳粹的“党国”相对于普鲁士的“王国”不啻于“大革新”（中国近代史亦如是），而行为的真理性似乎就存留于这“信”中。在“信”中，一切被合法化和统一化了，在每个政教合一的世俗神圣政体中，“信”总被高调地提上桌面，然而，“坚信”与“盲从”无非“亲密的战友”，无助的群众仰望着自己的父神，千万的盲信者行进在弗洛姆所谓“逃避自由”的道路中，历史记忆千万支高举的手臂（手上当然也可拿本“红宝书”，这样就添加了“中国元素”），无需个人不合时宜的思考，父神业已为你安置一切，祂“伟大光荣正确”，是终极真理的道成肉身。其实，政教合一政体的官方意识形态享有和基督教相同的心理逻辑结构（纳粹德国“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被称为“基督复临的故事”），据称国朝的政工干部退离休或无所事事（“被”字逻辑下的人群心理业已丧失“主动性”，只是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没有自我认同的个体使命），其中一部分“信而归主”，读经唱诗，乐在其中，此情此景，绝非意外也！

极权主义在法庭程序中也体现出极权的色彩：超强的纠问式审判模式。而这种审判模式中，主审法官集控诉者或检方和审判者于一身，而且由于他本身就是控方，辩护人的位置便可有可无，控辩双方都沦为静默的法庭上的稻草人，等待被告人的只能是“公义的审判”。在庭审前，胸佩纳粹标志步入法庭的法官带领庭内所有人行纳粹礼，——在当时德国国家教会运动之时，法律界的举动绝非意外。而民主政体下的法庭审判当为“抗辩式”而非“纠问式”，双方交互论辩，法官居中审判。看来，“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可谓是全能国家（极权国家）的通病，此弊病绝非仅仅局限于曾经的“国企改制”中，司法改革同样如此。

片尾行刑场景展示刑具：断头台——发明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高效杀戮工具，在科学至上时代机械物理学于法律界的杰出应用，因其一击致命无痛苦，而曾被颂之为“革命的人道主义”。不同于英国影片《最后的绞刑师》所展示的绞刑对行刑者经验和技术的要求（绞刑因此被职业化，成为绞刑师的专利，成为不涉及行刑者心理的“技术活”），在刀具机械麻木的齿轮声中，被行刑者的头颅们将次第混入断头台前预置的铁桶中。





2010年3月27日·南通

http://tomleerui.fyfz.cn/art/597250.htm

Ein harter Geist, ein weiches Herz.

电影直白简洁，大部分篇幅，是盖世太保审讯官Mohr与苏菲的对话实录。场景就是Mohr的办公室。听起来似乎枯燥了点，实际上一点也不，一环紧扣一环的诘问与拆解，针锋相对的辩论，让人全神贯注，扼腕叹息。

苏菲和她哥哥，还有大学里印传单的几个朋友，没有什么党的背景，也不是犹太人，就是普通的知识青年。出于良知，他们批评纳粹暴政，提倡非暴力不合作。正如苏菲所说，真相就是这样，我们只不过说出大家都知道，却不说的。在电影里，大多数人对纳粹，不是合作，就是沉默，譬如大学里积极告密的管理员，退避开的教授和同学。盖世太保穿西装打领结，问口供，执行杀人任务，仿佛机器里的螺丝钉，没有感情，只按轨道运作。体制内的Mohr，与苏菲对话之后，也许内心有人天交战，明显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循规则去做了。

当年纳粹在德国猖獗一时，不可能是希特勒一人或国家社会党几人所为。对暴政的沉默，容忍和默许，其实就是协从。没人有资格对每个人做出道德评判，但当有少数个体，即使在黑暗之中暴力之下，面对断头台，也选择了坚持良知，说出真相，他们是令人崇敬的，他们让我感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苏菲说，坚强的意志，温柔的心。

这部小成本的电影看似无惊天动地处，却给了我震荡内心的一击，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问题的角度。无论是反省自己还是审视周遭，都有现实的警世意义。

苏菲和Mohr两个演员表演出色，Mohr犹甚。

苏菲索尔,(或者**尔)是这样一种人。
爱听古典乐，比如舒柏特。也爱爵士，因为她还很年轻。
对咖啡豆的品质很敏感。
长得和明星一样好看。
才华横溢、无所畏惧。
我在很久以前就已深深倾慕苏菲索尔了。以至今天在碟片店里看到她的名字时，忍不住怦然心动。
片中索尔的发型、容貌，都符合中国式审美传统，是英雄人物的典范。
她稳重、早熟（才21岁）得令人惊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着她一句接一句为了高远理想而编造的谎言。索尔无疑是语言的天才，她坚决冷静的态度竟然令对方失控。即使到了被戳穿的那一刻，她也只淡淡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不错，我为此感到骄傲。
索尔唯一的发泄，是在死囚禁闭间。她发出一声短暂的低吼，令人崩溃。
苏菲索尔立刻恢复了勇气。女监守悄悄放她与哥哥及战友见面。三人轮流抽着一支香烟。
她第一个被带出去，临了，她使劲别转过头，对剩下两人粲然一笑，说，太阳还很灿烂。
走过空气清新的小广场，她被带入一个密闭空间。我猜想是电刑，或者枪决，或者绞刑……然而都不是。
她看到的是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受过良好教育、品位高雅的苏菲索尔，她在那一刻是什么心情？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先前对于死亡有过无数种浪漫的想象？
她的恐惧真正开始。
她没有像刘胡兰一样，喊着口号光荣就义。此时，只有黑场。
她是闭上了眼睛，在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么？
一个德国人喊了句奇怪的话之后，你会听到巨大的响声。
索尔到最后也没有战栗。她听到了自己的头颅撞击地面的声音。
那是从影片开头，她与同学一起哼唱着流行歌曲时便开始的等待——这原本在她计划之中，不过现实终究充满着不完美的意外。

去年柏林电影节上挺风光的一部片子，一举拿下来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个分量颇重的奖项。好象此片还代表德国参加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记得在几个月前的某篇博文上就曾提起过，我对女主角朱丽娅·耶特斯一直抱有相当的好感。看过这个小姑娘的三部电影，感觉她是一直在进步。非常有意思的是，她所出演的角色也似乎一部比一部成熟，一部比一部坚强。也许你在《发情日记》里仅仅记住了她的青春富有活力的身材，但在《好日子到头了》或许你该感慨她接片的品位确实与众不同，所以你很容易便理解和赞叹她在《苏菲邵尔最后的日子》里的精湛演技。

如果说维姆-文德斯镜头下的德国被插上了一双诗意和想象力的翅膀，汤姆-提威克镜头下的德国充满动感和电子节奏的罗拉式快跑，沃纳-赫尔佐格干脆潜心致力于世界各地奇闻绎事的研究，那么本片则是一部纯正到原汁原味的德式电影。何谓“纯正”，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这样理解和认为，这个电影把德国人的理性和思辩发挥到了及至。除去最开始的半小时，影片有2/3的内容是在激烈地对白（争辩）中进行的。朱丽娅·耶特斯所饰演的女主角，面对纳粹的种种言语引诱和精神洗脑，临危不惧，不屈不挠地进行信仰上的抗争，将一个面对死亡威胁下却依然拥有绝不动摇信念的坚强女性形象演绎的相当完美。这是一部讴歌信仰和信念的电影，在一个真正拥有信仰和信念的人眼里，死亡只是一件很轻的东西。看到最后苏菲-邵尔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幕，不知不觉想起了德国新民谣乐团Belborn说过的一句话：德国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

所以，此片应该推荐给所有热爱欧洲电影，热爱德国的朋友。

白玫瑰何以开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桑克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警察对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严格地说，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1982年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为人。2005年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这是唯一不可以原谅的。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彼此一句话不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起伏的心脏，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泪。
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维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非没有知音。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译）。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文件遗存，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书，译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

2005.8.9.

慕尼黑的几个青年学生，不愿做“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唤醒人们奋起“反抗暴政”，反对纳粹侵略欧洲，他们冒着生命风险去大学散发传单，不幸被捕。

盖世太保审讯苏菲，和法庭审判的两场对白是全片的焦点。

散发传单，当时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斗争，而不是暴力的恐怖活动。

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法律是保护言论自由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可以依据言论来治罪，甚至是死罪。

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那法律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如果这个法律是违背人性和良知的，那人们所遵循的应该是人性和良知，还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苏菲对审讯者说：“法律是会变的。而良知不会。”“法律保护是让每个人免于专制，而不是为了随大流。”“难道纳粹假借自由和忠诚的名义，在整个欧洲造成可怕的流血牺牲，还没有让你睁开自己的眼睛吗？你们的领袖已经精神错乱了，如果不在希特勒羽翼未丰时就去除他的权力，同时建立一个新的欧洲，那么德国的名誉就会蒙受耻辱。”“我所说的与道义、道德和上帝有关。”“不是我，而是你有错误的世界观。我在为我的民族做最好的事情。”

在“人民法庭”上，似乎一切都符合审判程序，但审判所依据的法律却是邪恶的。法官以涣散军心和叛国罪，裁定三人死刑。这是为了合法的杀死不同政见者。

苏菲平静地对声嘶力竭的法官说：今天你在这里审判我们，总有一天你会站在这同一个位置被审判的。“今天你吊死我们。明天，就会轮到你掉脑袋了。”

一切假借以人民为名义的人，最终都会被人民所抛弃。

按照惯例，死刑的执行是在判决后的99天。可是当天下午，三人就被斩首。

三人在慷慨赴死之前的相会，令人两度泪下……

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片中女主角的原型苏菲·索尔，被评选为当代德国的十大伟人之一。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至今参观者络绎不绝。

本片曾获得奥斯卡和柏林金熊奖最佳外语片提名，柏林银熊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

愿此片唤醒良知未泯的昏聩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