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总统作战室

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在于人有人性、有道德、有思想。但是如果把立场放在人性道德的前面。人可以比动物更加凶残、野蛮。二战时期的德日，和我国的那10年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先不说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各国的利益矛盾、历史矛盾，就照着这个逻辑说下去，那么最应该喊冤的，难道不是二战时期的日本当局？万恶的苏美，干涉中日两国之前的内政邦交、睦邻友好。不是硬杠，当时的中国北有伪满洲，南有汪政府，还有几百万的伪军，这还不够代表中日友谊吗。

正当的逻辑得到正当的观点，正当的逻辑不需要变通和双标。有些人说一大堆受害者有罪论，总结中东人做的911事件是美国活该。没关系，如果这话的逻辑正当，那把这逻辑套用在新酱、西臧、金水桥、昆明火车站等维族人做的事情的上面，相信逻辑也能够自冾，能够满足自己的立场。

所以某些言论的逻辑能否自冾？

或许也许没准大概可能说不定，其他国家的某些网民看到我国发生的类似的平民伤亡的事情，也会发出跟某些人类似的评论。所以真正对立的是什么？

我看既不是中美、也不是中日、更不是东方西方。 而是民主VS专制，极端VS理性。

从小接受的教育，从开始到现在获取的信息，所知道的一切的认知，又是如何得知，又是如何获取的呢？然后又是如何坚定不移的坚信的呢？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不能强求。 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了解事物的多面性，努力的站在上帝视角，了解事情的客观事实，努力获取不同的信息渠道，努力了解多个不同的声音，然后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最后带入立场。如果只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对一件事物只了解到了第一层，便满足了，停下来了，是不好的。 人性、道德、思想，没有谁比谁差，谁比谁好。而是人性道德不能因为立场而让步，因为立场而双标。因为如果立场高于一切，或者人性和道德取决于立场的话。人是很容易比动物更加凶残的。德日和我国那10年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立场他们可以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自己的国民和他国的国民。而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甚至觉得自己很伟大，在做一件无比正确事，那件事情名为“爱国”。

而什么是爱国，国是什么？爱国取决于什么？ 拿自己的国家来说，最基本的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国。但是中国不只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上下五千年，上至三皇五帝夏商周，下至宋元明清民国共和国。中国、中国人的含义，包括了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但是不只等于其中的某一个。 假如一个国家只等于某个政府、某个政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爱这个政府就等于爱国？那么生于清朝推翻清政府，生于民国并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先烈、英雄儿女，应该没有在屏幕前面的大家爱国了？所以爱国，应该取决于国民，而不是某个执政当局。 说详细一点，爱国言行应该取决于对于本国国民的爱，而不是恨。我相信，去扶老奶奶过马路，去给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资助，或者为不能发声者发声，为维护某个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而奔走，或者哪怕在家里帮自己的亲爹亲娘做做家务、说说话。都绝对比去攻击自己的同胞穿什么鞋，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吃什么东西。或者攻击他国的政要，幸灾乐祸他国的灾难，等等诸如此类，要爱国100倍，1000倍。 呼吁力所能及的对国民的爱，才是爱国。而煽动遥不可及的对他国的恨，不是爱国。 因为不论此时此刻在恨什么，当遥不可及的恨的情绪始终得不到宣泄，最后一定会转移到力所能及的身边的同胞身上。 事实也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很多平台的评论区每分每秒也都在证明这一点。

另外关于民主。制度是手段，目的是善政。 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等于繁荣富强。民主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功能在于解决内部矛盾。因为只要是人来分蛋糕，那么永远都是给自己分最大的那块。其优势在于，各方利益集团觉得蛋糕分配不均的时候，用不着推翻执政当局。在游戏规则内，合法的运作、妥协、勾兑，换个人来分蛋糕，至少能很好的解决情绪上的问题。有句古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中国古人几千年前就有类似的智慧了。 近代西方的崛起史，除了伴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征战、杀戮之外，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一套自己的民主制度。得益于这套制度，欧亚各国王室得以幸存，没有落得像俄国尼古拉、法国路易、英国查理等国王的下场。美国也是如此，如果当时华盛顿选择成为一个独裁者，选择一套专制制度，恐怕美国早已经分崩离析了。得益于这类制度，西方许多现代政权建政以来政体国体始终如一。 回顾历史，中华上下五千年，亡于外患的政权屈指可数，多是亡于内乱。而在近代数百年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政权已经更迭了六七次之多（明、顺、南明、清、太平天国、北洋军阀、民国）。

个人觉得，人性很多时候其实会渴望集权、专制，渴望集体主义。而民主更像是执政当局所需要的。

因为人从来都不是吃饱穿暖就能活下去的生物。人需要认同感、成就感、归依感。就像偶像明星总有一群拥趸一样。渺小的个体，无能力去发掘出，内在的真正的自我价值的时候，身处在这种群体之中，轻而易举便获得了归依感。 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自己喜欢的偶像发声，一起向敌对的偶像、粉丝、路人开炮，侮辱谩骂也好，人身攻击也罢，认同感终归是得到满足了。 看着对方或气急败坏，或伤心难过，或无言以对的样子，成就感便油然而生了。 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集体中失去效力时，有几个人愿意去思考，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爱偶像的言行，自己的言行有没有给自己的偶像带来真正的帮助呢？有人曾说过“当我们在一场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无羞无愧的去仇恨、去恐吓、去侮辱、去凌虐的自由。我们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专制的那套东西正是如此。

人民的人性需要专制。那一套东西，可以给人民带来自豪、骄傲、伟大，和“干下流勾当的权利”。进而满足人民需要的归依感、认同感、成就感，而这又是大多数阶层，靠自己毕生的努力奋斗、也难以得到满足的奢侈品。民主更像是统治阶级客观需要的东西。其实专制制度处理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不是首要困难。让他们吃饱穿暖，然后制造强大的外部压力，树立一个反派，一个仇恨的对象就足够转移大部分人民的注意力了。最难的是，如何处理制度内部各个派系、各个势力之间利益冲突和权力交接。毕竟除了韩国北边的那位，很难有政权可以像古时候那样，名正言顺的交接给子孙后代了，，，

更新，修改于2022年5月12日

转载《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今天，尽管反西方情绪所依赖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但那种精神脉络依然清晰可辨。 有些人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其所凭藉的中华文明传统是和平的、温和的和非扩张性的。固然，中国文明不同于伊斯兰文明，较少具有极端排它的、原教旨的侵略性格。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种民族主义如果长期缺少现代理性的实质性内容，而始终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层次，那么，其中内含的排它性成分仍然具有潜在的暴力性。 当种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处于劣势时，可能是"温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实现了"富国强兵",园丁所谓的"强国梦",由于没有现代理性的内在制约，民族主义中那种情绪化、非理性和种族化的成分，未必没有可能导致一种黩武的冲动。（比如二战时期的德日。）

要知道，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相信唯物主义的"武器的批判"。 现代中国人早已将老祖宗的"不争""无为"忘记得一干二净，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抵抗外敌、内部残杀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即所谓"斗争哲学"。 有谁可以保证，这样的"斗"文化没有或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反西方的情绪中去呢？ 在本世纪，反西方主义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一次是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第二次是六十年代的大革命(火烧英国领事馆是当时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我们注意到，这两次全社会的排外骚动，都是以爱国、忠君、保教等传统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而且出现了朝廷、上林和江湖即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某种合流。 未来的中国有无可能重演历史的一幕？

这自然取决于一系列历史因素的藕合。到目前为止，这些因素有萌芽的迹象，也有藕合的趋势，但尚示形成不可逆之定势。

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要防止反西方主义的恶性发展，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尽快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起来，使之具有一种开放的、现代的精神内涵。 应该构建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而是与整个全球的现代化变迁接轨，成为本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个环节。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现代化发生的历史是外部刺激型的，而现代化的经验典范又往往是具有殖民主义面目的西方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常常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逻辑。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清楚。 其一是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的区别。 反西方主义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将西方霸权当做西方文明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因为要反对西方霸权，索性连西方文明也一起拒绝。 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文明虽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但二者并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霸权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的体现，而西方文明并非以此作为必要的前提。 文明的价值是可以脱离狭隘的"国家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多元结构中，既有支持霸权主义的资源，也有抗拒它的成分，不可一概而论。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放性格。 其二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反西方主义通常也将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别，以为现代化就是西化。 固然，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至少在50年代之前，作为现代化成功的模式，只有西方诸国。 然而，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年来，全球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 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根据现代化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比我们所能想象得要大得多。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关系，因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 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我们不妨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观念来理解它。 所谓的"家族类似",是指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都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

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 在现代化的诸元素方面，西方国家是最典型的。如果整体性的反西方，就等于拒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曾经以现代化为标榜，但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苏联的发展方向是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只具有个别性的现代化元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无法归类于现代化的"家族"成员。

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由此可见，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

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

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

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全方位借鉴，而且也要求内部的开放，容许共同体的每一成员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

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格则要求这样的讨论和实验必须置身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须对现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诸如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加以重新的选择和配置。

可以说，只有当这种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这，将是下一个世纪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目标不是仅仅通过反西方的种族煽情所能实现得了的。

反西方主义只是一种饮鸠止渴，它只能倒过来加剧民族认同的危机本身，而无助于走出历史的循环，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传统困境。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一种通向世界现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义。 来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