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自公众号”奇遇电影”
作者:雷米
作者系韩影研究者
上周六,各界影迷纷纷喜迎戛纳场刊史上最高分的《燃烧》熟肉。大家陆陆续续第一时间看了这部长达2.5小时的影片。
如同过往,「神作」满天飞,大家已产生心理抵触,也有很多人看过后表示不喜欢,「失望」。
《燃烧》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次颠覆性的观影经验。真真假假、现实与幻想糅杂在一起了,最基本的,它到底说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大家真的看懂了吗?
关于这部片,在戛纳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一遍。熟肉出来之后,我们再发下面这篇,是目前为止最详尽的一篇,希望对观影有帮助。
相比在中国议论纷纷,《燃烧》在韩国本土实在没惹起多大波澜。
韩国评分网站比较冷静的给出7.9分,这成绩较之李沧东几部前作并不算「理想」,因为李沧东所有前作都超过8分。
更有韩国部分女性主义者矛头直指李沧东,批判其作品又令女性角色消隐,影评人朴宇成(音译,박우성)指摘本片「以消失的女性作为剧情的驱动力」。
但这个锅让李沧东背,似乎并不妥当。毕竟原著中即有写到女主的消失,难道要让村上春树来背这个锅吗?
事实上,原著和电影都不曾将女性作为男性角色生长和净化的牺牲对象,电影中的海美(全钟淑 饰)比之原著反而更独立,更具自我意识。
李沧东被喷成这样,也不是第一次。
2002年《绿洲》,韩影评人郑圣一曾撰文批判李沧东电影中女性「道具化」的问题:
李沧东的电影一直如此。在他的电影中,若没有女性的牺牲,男性的灵魂无法完成净化。而女性的灵魂却必须要停留在原处,最终什么都不是。
对此,李沧东无以反驳。影评发表那天,时任大学教授的他果断「逃课」躲了起来,闭门不出,愣是默默在家中反省了一整个星期。
沉寂五年,他以《密阳》将全度妍推上戛纳影后之位,三年之后的《诗》亦是尹静姬的大女主戏,获戛纳最佳剧本奖。
在《燃烧》之前,李沧东也曾改编过其它作品。2007年的《密阳》,即改自作家李清俊由真实事件创作的小说《虫的故事》,这也是他的一个转折点。
日本NHK向李沧东抛去橄榄枝,邀他拍村上的作品,在联合编剧吴静美的提议下,最终选择短篇《烧仓房》。
改编时也参考了威廉·福克纳短篇《烧马棚》,电影中主角钟秀(刘亚仁 饰)与父亲的关系及父亲的法庭纠纷,可看出对福克纳原著的明显借鉴。
李沧东是作家出身,比韩国其他作家主义导演更关注电影文本,擅用象征和隐喻。
而《燃烧》作为他的第一部悬疑片,即便继承发展了村上原著文本,但除了片中略显书面化的台词文学性之外,很难捕捉到李沧东从前剧本中深度挖掘的人性主题以及高度浓烈的情感。
它力图模糊现实、梦境与创作的界限,构建出一个谜一般的世界,在不可解的悬疑预设与年轻世代的不可知的愤怒之间建立连接,这种巨大野心之下的情感则显得微弱。
如此意图分明的悬念预设,令人想到《哭声》。罗泓轸通过剪辑手法营造错视,引导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而本片则通过虚实和存在的开放设定,制造出近乎无解的多重可能。(两部片在摄影质感和调性上相似非偶然,李沧东请来了《哭声》的摄影监督洪庆彪掌镜。)
或许在你看完之后可以轻松的给出一个具备说服力的「真相」,但《燃烧》显然比原著更复杂,它本身在于「造谜」,对观众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解谜」,而是「寻谜」。
一如导演曾说过的「世界本身如谜」,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可言说」的,因此,没有必要急于寻找答案。
只是需要我们不断向自己发问:「它究竟存在吗?」、「这是真实的吗?」,并在此之上进一步追问存在与否、真实与否的意义。
钟秀与海美同属于典型的都市底层年轻人群,在条件糟糕的居住空间内为生计挣扎,这种色调昏暗的空间设定和抑郁感,仿佛成为了现实主义的「标配」。
韩影评人许文永曾提过一个新名词:「出租屋现实主义」——
近十多年来,致力于呈现当代社会生态的韩国电影中,年轻世代依然受困于逼仄的出租屋,虽则空间的形式略有改变,但这些年轻人们「依然没有容身之地,从一处被流放至他处。
海美和钟秀便是这样的流放者。
前者欠卡债未还离家索居,打工赚钱去非洲旅行,后者大学毕业后怀着小说创作梦想做兼职,因父亲犯罪被拘只好返乡看家养牛。
海美新朋友Ben(史蒂文·元 饰)与他们完全不同。三人的居住点直接反映出相应的社会阶层。
Ben住在江南瑞草区的豪华公寓;海美寄居于南山脚下后岩洞的oneroom出租屋;钟秀则远离首尔市区,住在京畿道坡州万隅里的农村本家。
年轻世代受困于限定空间,他们的身体以各自的方式寻找出口。
「海美出租屋中的情事」「钟秀宅前海美的舞」「钟秀全裸走向卡车的背影」三个场景在原著中是不存在的,通过外在躯体的影像勾勒出的两个受困的灵魂,从现实的孤独干燥贫瘠,经由性爱到达慰安、经由大麻与舞到达自由、经由暴力到达释放。
原著中村上春树曾写到,三人在「我」(钟秀)家喝酒时,「她」(海美)播放的是Miles Davis的《Airegin》。
这在电影中被替换为抒情悠长的《Generique》,来自Miles Davis为路易·马勒《通往绞刑架的电梯》(1958)创作的配乐。
海美在夕阳下的舞仿佛意味着某种追寻,脱去上衣的她,背影投映在天空,此时的夕阳投下将逝的微微暖光,这个长镜头充分呈现了村上作品中难以言喻的「魔法时刻」。
相较于海美半裸状态的舞,钟秀全裸的身影和步伐则更接近李沧东笔下的典型边缘人物。
无论是片中的破格床戏、半裸或全裸场面,褪去衣服的那一刻,钟秀和海美仿佛在摄影机前发表着某种宣言,带着一种意料之外的坦诚,宣告他们除此之外彻底一无所有。
尽管被无力和绝望包围,他们依然是支配自己身体的主人。
比起李沧东前作中的人物,钟秀和海美的设定也更接近我们身边的现实。
海美的整形以及促销模特职业,白描出当代韩国社会对女性外表的消费;钟秀靠近「三八线」老家时常响起的北韩对南政治宣传广播,似乎传达出某种边缘化和不安;村里邑长大爷周边的外籍女性,隐隐暗示出东南亚人赴韩务工的现实。
这些本土化亦体现了导演和编剧对韩国社会的观察与理解。
《燃烧》与原著最明显的区别之一,是人物阶级的重新设定。
小说主人公30代中产已婚男性「我」变为20代穷困毕业生;「她」保留原设定,去掉了与援交相关的暗示;Ben改动不大,但没交代从事贸易的背景,这下他真的变成了「伟大的盖茨比」(不知道做什么职业,但谜一般有钱的男子)。
生于1954年的李沧东无疑属于这个社会的既成世代。他在访谈中无数次地提到「年轻人」这个词,提到年轻世代的愤怒和无力,认为这种愤怒的理由无处可知。
钟秀和Ben阶级差异明显,这种巨大差异随着剧情展开渐次呈现。李沧东要讲的也绝不是底层男孩的「仇富」和「复仇」,而是年轻人与这个世界的「谜」一样相遇的故事。
海美与Ben和朋友们的谈笑风生的场面似乎暗示出跨越阶层的可能性,但真的可能吗?
钟秀作为旁观者,见证了Ben的销售员新女友成为第二个海美,相似的戏码再次上演。
海美曾同他们讲述在非洲的见闻,投入地表演「little hunger」和「great hunger」的舞蹈;新女友则声情并茂地炫耀自己所了解的中国人,夸张模仿中国人的表情与姿态。
这两处有些问题值得思考,当两位女性遇见上流阶层时,为什么她们只谈论异国见闻,为什么需要卖力「表演」?
表演也许是合适的词,通过异域见闻和表演来取悦他人,以普通韩国人较为陌生的稀有谈资来展现自我价值。兴高采烈的表演更接近一种绝望的挣扎,挣扎着去融入其它阶层,挣扎着向金字塔上方攀登。
对钟秀而言,海美是无可取代的。
她不仅是恋人和性幻想对象,还与钟秀的过去相连,是他过往记忆的载体和见证者。
当海美消失之后,所有的记忆毫无对证,仿佛没有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在寻找存在证据时,尽管还没有确定答案,钟秀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或者说通过小说创作出了想象的结局)。
在展现出钟秀和Ben的阶级差异的同时,电影似乎也暗示出两个不同身份之间的同一性联系。
写小说的钟秀是故事主角,也是故事创作者,他所经历的现实与他创作出的虚构的分界线相当模糊,那么他和Ben的关系呢?Ben究竟是完全真实的人物,还是半真半假,或者完全虚构的呢?
Ben聊起烧大棚的时候,提到关于「同时存在」的均衡性——既在非洲、又在韩国,既存在于首尔,又存在于坡州,这些来自原著中的句子似乎可以归为钟秀的创作概念。
无论真实虚构的界限在何处,哪怕我们将整部片子看作是由钟秀写出的小说(李沧东又是这篇小说无处不在的参与者),他和Ben的联系依然是无法忽视的。
钟秀家小屋里的箱子,箱子里整排的刀具,以及Ben家中卫生间壁橱里的箱子,箱子里整排的化妆刷。
而电影所做的不仅是呈现它们的影像,还真正将这些刀具「使用」在了剧情中,钟秀用刀子做了什么?Ben用化妆刷做了什么?这两种行为是否在本质上有所联系?
当我们想到这些,回忆钟秀潜入自家小屋、Ben家卫生间打开箱子的场面,或许可以发现两处的相似性,钟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自我的投射,他和Ben看起来差异巨大,却又是相通的。
他们是不同阶级年轻男性,是情敌关系,也是人物与作者关系。钟秀的一部分自我投射在Ben身上,他自己又作为独立人物参与故事,同时也是故事之外的叙述者。
在《燃烧》中,燃烧的又是什么?标题「Burning」以及「火」的意象可以视为愤怒的爆发。
从钟秀童年经历、本的打火机、烧大棚、展览上的写真等几处提出的火,到最后钟秀做出的极端选择包含的火。父亲的愤怒,钟秀难以填补的情感与欲望,海美消失引来的「记忆」丧失等,都为这种爆发提供了前提。
电影过于集中于悬疑的设定,将谜凸显的同时将这些极其人性的东西低调地隐藏了起来,关于无声的隐忍与尝试,关于对「人」的深刻怜悯。
而未浮于表面的这部分,也许才正是我们曾熟悉的那个李沧东。
与原著相同,电影也将「海美消失」和「Ben烧大棚」作为两个主要谜题,后半部分里二者相互交织。
《燃烧》植入了更多道具装置(物品或动物)作为线索,钟秀以此来寻找证据。
剧本的高明之处,一是在于未解谜题穿插线索的设定,钟秀追寻不同的人证物证,最终握在手中的却是相互矛盾的证言,因此,没有确定答案;
二是现实、梦境与创作性虚构三种叙述的无界混合,寻证段落本身是否是现实也值得推敲,由此带来存在和虚实的提问,并引发对当代社会和年轻世代现状的思考。
借海美表演哑剧之机,电影从一开始似乎就向我们暗示了什么。海美吃着不存在的橘子,告诉钟秀表演诀窍。关于存在与真实的问题,之后通过猫、井、大棚、手表等线索贯穿电影始终。
也许真的存在,也可能是海美主观想象中的存在,她与钟秀的对话像是在教哑剧,教他去忘记猫的不在,而后钟秀进入海美的哑剧世界,真正忘记了「不在」,镜头并不是在说谎,只是呈现出了哑剧中「忘记不存在」的主观视线。
对此钟秀则分别向海美家人、邑长大爷、母亲求证,却只有母亲给了肯定的回答,表示有过井(存在)。
如果说猫的去向与海美消失之谜有关,那么井的存在则成为了验证海美曾存在的一种证据,也是钟秀过往记忆的证据。
猫和手表是两件似是而非的证据。Ben家中出现的猫是否是海美的猫呢?显然这只猫可以见生人(不是-无关),钟秀唤出海美猫的名字成功捉到了它(是-有关)。
其次是抽屉中与海美一模一样的粉色手表(有关),而海美的促销模特同事手上佩戴的相同手表又像是在为Ben洗刷清白(无关)。
关于「烧大棚」,烧大棚是否在暗指「杀人」?
Ben说大棚已烧,钟秀查遍本家附近的大棚,没有一处被烧(是-有关);在讲述烧大棚的特殊爱好时,Ben也使用了完全一样的表现,「(大棚被烧掉后)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是-有关)。而当钟秀问起Ben海美的去向,他表示并不知情(无关)。
这些琐碎的线索为解谜提供着证据,但比起谜的答案,寻找证据的过程和证据本身似乎更为重要。钟秀不仅是在搜寻失踪恋人的去向,更是在寻找存在的证据。
讽刺的是,当海美消失后,所有的证据都否认了二人过去记忆的存在——除了母亲。然而,与母亲的相会究竟是真实的吗?这又关系到现实、梦境和虚构的区分。
追寻Ben到湖边的部分很可能是梦,那么神秘电话接通见到母亲是真的吗?
与母亲相见的场面更是异常,这是早年离家的母亲与儿子重逢,衣着鲜艳的母亲专注于玩手机,不断咯咯笑并向钟秀借钱,好像导演随便拉来一个人演了一个假母亲一样。
为什么要安排这场异质且荒谬的戏呢?
也许有一个原因:通过母亲短暂的出场,钟秀向她验证井的存在,并得到了惟一一个肯定的回答。仅存于钟秀过往记忆中的母亲,突然亮相成为证人。不论这是梦或现实,钟秀记忆的存在终于找到了证据。
海美的消失,以及猫、手表的无迹可寻也象征着年轻世代分明「存在」,却仿佛「不曾存在」的绝望和无力感。
年轻世代在如海美一般追求自由和生之意义,却又受缚于社会现实。「little hunger」之舞意味着生理上的饥饿,「great hunger」之舞意指对生之意义的渴求与探索。而冷酷现实中许多人不得不首先停留在第一种饥饿之上。
谈及这部电影时,李沧东说,「希望观众不仅去思考其中的内容,还有电影作为媒介本身的存在,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
片中现实与虚构创作的相互关系,以及真实到何处为止,随着我们思考角度的变化也会不同。
作为创作者的钟秀在片中的身份和位置,以及他所象征的底层年轻人群如何面对生活中无解的谜团,均是电影致力呈现的东西。
《燃烧》并不是一部传统悬疑类型片,它带来一个多种可能性的谜的故事,提出了原著不曾提出的问题,并密切观察呈现了年轻世代现状。
比起解答片中的谜题,不妨跳出电影内容进行思考,拥抱所有可能性的存在。
世界本身如谜,我们应有理由允许电影带着未解的谜题结束,也应有勇气承认,有些答案仍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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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戛纳,最喜欢的还是李沧东的《燃烧》。它符合了我对好电影的全部期待:有确定的主题又有暧昧的延展,有通俗的故事又有留白的余味,有文学性的内核支撑,又有光影的独特魅力。它灵动飘逸又沉稳有力,像是潮湿的火柴在火柴盒上反复摩擦,终于燃烧出熊熊烈焰。
李沧东的《燃烧》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烧仓房》,刘亚仁出演的送货员钟秀,在商场促销的展台偶遇了儿时的邻居惠美,惠美很快就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出租房,并请求钟秀在她去非洲旅行的时候帮她照顾猫咪。旅行归来,惠美傍上了新认识的“盖茨比”式男友本。本邀请钟秀做客又携惠美拜访钟秀,给钟秀讲他有每隔两个月就要烧掉一处“塑料大棚”的特殊嗜好。这次拜访之后,惠美很快失踪。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忠实地复原了村上春树的小说,但底色里却加入了威廉福克纳的《烧马棚》的意向:钟秀和父亲的关系延续了《烧马棚》里的设定,在看似不相关的副线里,他努力挽回父亲情绪失控造成的后果,自己最终也被愤怒点燃。村上春树的贡献在于描写当代城市人的精神空虚,而福格纳的《烧马棚》则暗含对阶层差异的反思。建立在两个作家的思考之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李沧东,《燃烧》既呈现了当代都市人群共有的虚无,也没有放弃对造成年轻人愤怒的阶层差异的探讨和质疑。
村上春树的仓房、福克纳的马棚在李沧东这里改成了Greenhouse,即农舍常见的塑料大棚。电影中Ben在谈及自己的嗜好时指出,整个韩国有千千万万的塑料大棚,烧掉哪个根本没人在意,与之对应的是,当惠美消失的时候,她的家人对已经破产的惠美置若罔闻,不把信用卡还完就不想再见到她。这处改动兼顾了仓房的无用、和马棚的阶层属性两个意向,同时将原小说的城市视角延伸到了农村,展现了更立体的社会层面,让他这部作品不拘泥于地域性,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着普遍性。
影片看上去是一个女人在真情和财富之间做选择的通俗故事,但故事的中轴并非惠美,而是旁观的钟秀。对钟秀来说,惠美和Ben一样看上去遥远而神秘的存在,他只是远远观察财富如何区分着阶层,又左右着人的行为。李沧东借由惠美之口提出了人的“小饿”和“大饿”的两个状态,物质的匮乏是小饿,而精神的空虚则是大饿,财富区分开两个阶层,但穷之焦虑轻贱、富之骄奢轻慢,导向的是一样的虚无,财富同样将人异化到了“大饿”之中,以至于两个阶层之间的倾轧都显得像是虚无的载体。
和文学作品相比,电影通常没有什么优势。三流的小说适合改编电影是句老话,意思是:对读者而言,文学是一个拓宽的状态,读者在阅读文字的时候会加入自己的想象和解读。而电影是一个收窄的过程,明确补充的视听信息通常会限制观众的想象。但《燃烧》跨越了这条文学和电影的金线,电影少有的跑到了文学的前面。
在《燃烧》里,李沧东把村上春树里刻意暧昧的故事补充得非常完整,三个角色的身世、人物之间的情感,即使放弃“过分解读”也能成立一个通俗故事。但有趣的是,他通过镜头又营造了确凿事实上的另外一层神秘和暧昧,它在完整叙事的过程中,又留下了很多明显的缝隙,他们不像是平面的留白,更像是立体的气孔。不管是介于存在和不存在的“薛定谔的猫”,还是到底落没落过的“罗生门的井”,这些情节和台词里似有若无的暗示共同组建了叙事的无限种可能,导向了丰富的阅读层面。
而完成生活和文学最后一层挂钩的,是钟秀这个角色的身份本身。钟秀在大学学习的是文学创作,一直到影片的最后,他没有写出任何故事。但当钟秀在咖啡厅质问过本惠美的下落之后,导演给了一个钟秀写作的镜头。事实上,电影从村上春树的《烧仓房》产生变奏的开始,是否后续都是钟秀的创作呢,“他”帮李沧东补足了想象,烧掉了无名的愤怒和欲望。面对人生的困境,电影是否借由“假象”探讨了文学或者说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艺术创作是否又是创作者去消解“大饿”的出口?这种解读已经有些超纲,但让我产生这种联想,正是这部电影的诗意所在。
我们略去文本上《燃烧》和文学作品竞争的野心,电影也充分发挥了视听的优势,电影比文学最大的强项,其实就是吉光片羽般的镜头呈现,时隔多年,人们肯定会忘了故事的细节,但一定记得那段梦幻的“燃烧之舞”。李沧东用一周的时间捕捉了最美的落日,而他发掘的演员则贡献了最佳“大麻表演”,她在这场戏里神来之笔般完成了“燃烧”的多层表意,这段舞蹈既在日常的叙事逻辑里,又在观者的理性思考之外。它淫而不亵、哀而不伤,既温暖又苍凉,它既拍出了欲望,又远在了欲望之上。这一幕是属于电影的伟大和崇高。
让人不得不心潮澎湃的,还有影片的结尾,那一把最终燃烧的大火,是复仇的烈焰,也把人类彼此倾轧中解放出来。在所有的解读和评论中,作为观众,我们能找到理解和感动电影《燃烧》千万条分叉路上的擦肩。依旧是创作者对谈里,看到编剧引用的一句话最让我驻足:那夜空的星星之所以闪烁,是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光正变得隐约而即将消失的事实,所以跳起了great hunger的舞蹈。《燃烧》就是李沧东动人心魄的舞蹈。
首尔的雨下了两天了。戛纳也在下。
在忠武路看完《燃烧》,心情就像首尔的天气,停不下来的暴雨倾盆。我从忠武路坐地铁,到高速巴士站换乘,经过三站回到家,或者说冲回到家。我记得很清楚,这条平常上课坐了很多遍的地铁线。在这个夜晚缩短了很多。一路心情随着电影的余味燃烧,只想快点回来保留一点火焰,怕被大雨浇灭。
但我又很想静静,想从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氛围中抽离,然后再写下我的感受。刚从电影院出来,我在地铁上给这部电影打了三星,随即过了两站又改成了五星,多了的这两星,就是它带给我的后知后觉。影片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孤独,刘亚仁饰演的宗秀的孤独,那种孤独随着镜头一次次地给我冲击,在看到宗秀尽力融入由Ben带女主走进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和在聒噪嘈杂的酒吧里所展现的无所适从与格格不入时,我没有忍住自己的哽咽。主人公宗秀是那种生活在底层的社会青年,他骗其他人说自己是小说家,但其实他做着搬货的兼职,家里只有一片狼藉,和一头瘦的没形的奶牛。小说家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需要外在形象来反映的职业了,它可以满足所有怀揣文艺梦想,但整天不求上进的年轻人的一切幻想,或者慰藉。当宗秀试图穿过club里衣着光鲜暴露的男女,走出那个充满暧昧灯光的舞池,镜头突然切到他在牛棚清理牛粪的画面,让我快要流出的眼泪瞬间退了回去。然后看着高声唱着歌的宗秀,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是啊,扫牛粪才适合他啊。影片后半段剧情伴随着女主的消失,宗秀的奶牛被拉走了,那只干瘪的奶牛可能是他唯一的陪伴。这时宗秀的孤独达到了一个顶点,随之而来的,是愤怒。愤怒成为了孤独的产物,愤怒寄生于孤独。爱人消失,奶牛被拉走,父亲被收监,愤怒需要宣泄,这个宣泄的目标就是Ben。宗秀带着影片前半段出现过,藏在家中的父亲的匕首行凶,这样的选择也许是患有情绪控制障碍的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是一套精致的匕首,更是无法抑制的愤怒。影片的题目是燃烧,英文Burning。Ben告诉宗秀自己为了在平淡的生活中制造乐趣经常喜欢去烧仓房和宗秀梦里出现的烧仓房的影像。都直接对应了题目。优雅精致的Ben和宗秀过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Ben烧仓房烧的是刺激。宗秀用Ben的打火机学ben尝试着烧仓房,但内心深处懦弱的他紧张的扑灭了刚开始燃烧的火苗,或者,仓房跟本就是宗秀所在阶层的象征。来自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Ben烧的是底层的仓房。想到这里我双手发麻,不管是李沧东还是小说的原作者村上春树,他们不都是振聋发聩的创作者吗。宗秀在结尾去了女主的家,坐在窗边开始写小说,镜头向后拉出窗外,画面右边是首尔大面积的屋塔房。宗秀把愤怒宣泄在了小说里,所以我认为他去杀ben的情节是他小说里的情节。宗秀用愤怒的匕首,刺进了他认为把自己心爱女人杀害的Ben 的身体,他最终没有烧仓房,而是用Ben留在自己家里的打火机,把Ben 的豪车连同Ben的尸体,还有自己沾着血迹的衣服甚至内裤,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孤独来自欲望,欲望来自女人。
女主是宗秀的发小,两人在女主做兼职的时候偶遇,她迅速走进宗秀的生活,又迅速消失不见。她可以大方承认整容,大方和宗秀亲密,可以独自去非洲旅行并认识Ben,急切想融入Ben的生活。Ben带她去见自己的朋友,于是,和宗秀一起喝的烧酒变成了红酒,泡菜变成了意面。她在Ben的朋友面前跳着可笑的舞蹈,镜头带过桌边的人们,他们隐藏着鄙夷,然后单shot拍宗秀,慌张,不适。镜头又给Ben,这时Ben打了一个哈欠。李沧东就这样用影像直观又不动声色地把尴尬扔给了观众。开放自由的女人永远是宗秀这样的男人无法抓住的,就像女主在夕阳下脱掉上衣跳的那段舞,用双手比出的鸟,是她内心的外化。这段在剪影下的舞蹈简直可以载入电影史上最美舞蹈片段之一了。夕阳,田野,大麻,女人,一丝不挂。也许她也在燃烧,她试图跳脱原本的生活,燃烧着自己对生活的热情,灼伤了宗秀。宗秀在她身上释放了情欲。在她去非洲旅行期间,宗秀第一次着急地寻找女主,他的欲望无处宣泄,偷偷溜进女主的家,墙上的光和窗外的南山塔和之前有了对应。宗秀看着女主的照片,通过自慰得到了释放。并喂了那只不知是否存在的猫(猫通常代表欲望)。当女主第二次不见的时候,宗秀陷入了更疯狂的寻找,如果女主之前让他忘记孤独,那么寻找,也许是他想走出孤独最好的寄托。宗秀又一次来到女主的家,躺在女主的床上幻想了和女主。。的场景。但释放之后是更多的欲望。欲望为愤怒添油加醋。
宗秀第一次从女主家出来后,在下着雨的傍晚,走下公交车,穿着被雨水打湿了一半的灰色T恤,回到自己破败的家。也许这就只能是他的生活。据说影片在戛纳首映的当天也是下着大雨。巧了,在韩国上映的第一天,首尔的雨下到了现在。看完电影的我,从忠武路到家,雨也下到了我的心里,却怎么也浇不灭我自己的燃烧。
++ 前方高能剧透,慎读 ++ 感谢韩国好友 @韩产小耗子 倾情翻译 ++
海美到底有没有被本杀死?这确实是个值得再想想的问题,尽管一切线索似乎都已经指向了某个确定的答案。
诚然,本在海美消失之后收养了一只猫,主角钟秀唤了一声“Boil”,猫就跑到他的怀里,似乎是确证了自己的身份。又比如,本的家里还藏了一块钟秀送给海美的“高级”廉价手表,放在一堆同样廉价的首饰之间。聪明的观众将种种迹象勾连在一起,必能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本不仅是一个连环杀人狂,还是一个变态的连环杀人狂,他不仅要杀人,还要提前为那个不幸的女性画个美美的妆,之后还要把死者的遗物妥妥地收藏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生活,接着寻找下一个猎物。听着都让人不寒而栗。
依照这种推理,李沧东所讲述的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杀人案件。题目“燃烧”至少有三层含义:本的燃烧,是他口中的“烧塑料棚”,是他对底层人的冷漠和残酷的写照;钟秀的燃烧,是他对凶手、同时也是上层社会的冷血的愤怒回馈;海美的燃烧,是她和钟秀之间燃起的情欲。如果说,钟秀和本分别对应着非洲舞蹈中的“小饥饿”(little hunger)和“大饥饿”(great hunger),海美则兼具两种饥饿,在两名男性之间徘徊和游移。
海美无疑是一个怀有双重渴求的复杂女性,如果戛纳评审团仅仅因为“女性角色的塑造问题”而在评奖过程中忽视了这部电影,那真的是一个严重失误!只是很不巧,这里还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饥饿感的产生往往与其所处的阶层有直接关系。正如钟秀与海美做爱时那道消失的光线所暗示的那样,二人的关系只得就此定格在生理层面,而满足她更高等追求的、能与她一道前往非洲寻找人生意义的人,只能是本。那种所谓的“大饥饿”,底层根本无福消受。海美的消失,不啻将韩国社会中那层重要的缓冲骤然撤除,底层和上层的激烈对撞由此成为必然。
不过,有没有可能本确实没有杀死海美?就像名侦探柯南教导我们的那样,无论推理如何缜密,证据总是不可或缺,没有这最后一块拼图,一切都有其他合理可能。而李沧东恰恰狡黠地握着这枚拼图不肯放手——他没有在片中任何一个场景中落下任何一个实锤。其结果是,本完全有可能是个表里如一的“谦谦君子”,钟秀完全有可能是误杀了他(当然,这没法改变阶层仇视的事实)。如若果真如此,本口中的烧塑料棚就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谜语。
谜语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这里看,《燃烧》的别致之处,或许并不在它对阶级性的反映中,而更应该从那些尚未被谈及之处讲起。
在李沧东的作品序列中,《燃烧》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虽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改编其他作家的作品了,但将非韩语小说改编成电影还是头一遭。面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烧仓房》,李沧东同时兼具着三重身份:小说改编者、电影作者和导演,每一重身份对他的要求又不尽相同。
作为一个改编者,李沧东明确意识到《烧仓房》所具有的神秘气质是极具电影感的,悬疑类型成为一个改编的抓手。但是,“烧仓房”这一行动本身又明显带有太多日本文化属性——原著中的本将它解释为“均衡”,这与海美的“剥橘皮”都具有某种禅文化的哲学思辨属性(“总之不是以为这里有橘子,而只要忘掉这里没橘子就行了嘛”;钟秀更直接指明,“简直是说禅”);何况“烧”也是一种对存在的暴力终结,而这种做法在日本文化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因此,李沧东必须为“烧仓房”找到一个更加适合韩国文化语境的呈现方式,他的作者性也由此浮出水面。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的20年里,李沧东只执导了区区六部作品(此外还担任了几部电影的制片,为朴光洙的两部作品编剧),产量实在不算太多,但这些作品共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通过一些“轻描淡写”的方式,将社会性寓于个人性之中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李氏每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因为韩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在内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撕扯和挣扎,在这点上,《燃烧》显然也没有例外。李沧东正是在《烧仓房》中找到了这样的质素,并有意将其强调和渲染出来,达成自身的特定诉求。
如果说跨文化改编的客观性和作者的主观性合谋,让这部作品中的阶层对立得以凸显,那么在此之后,作为导演的李沧东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将这个故事讲述出来,比如他选择运用平滑舒缓、真实感爆棚的长镜头和很多几乎“不可见”的手法——这既与村上春树清淡的语言风格完美契合,也与他本人一贯的影像风格一致。不过到此为止,仍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李沧东何必一定要改编村上春树的《烧仓房》?看似自洽的作品背后,是否暗藏着两位作者的撕扯?依我看来,完全相反——两位作者达成了一致,而这端赖李沧东在小说中发现的某种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命题:虚无。
观众之所以会对本产生变态杀人狂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影片是以钟秀本人对外界的看法为视角展开的。片中通常只会三种镜头:钟秀单人镜头、他的过肩镜头,或者他与其他人并排而立的镜头。不过且慢:有一个地方并非如此,那就是在影片倒数第二个场景中,本独自一人给自己戴上隐形眼镜,又坐在窗前给女伴化妆, 钟秀则在整个过程中缺席——这意味着,钟秀的视角和导演的视角并非完全重合。同样有趣的是,李沧东虽然在创作《燃烧》的过程中还参考了威廉·福克纳那篇充满阶级色彩的短篇《烧马棚》,但他却把福克纳交给了片中的钟秀,自己却改编着村上春树的《烧仓房》。
可见,李沧东固然点明了阶级性,但他也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解读者仅仅是因为无法将这些细节硬塞入阶层的模子,就把它们全然当做废料抛弃,未免有点可惜。《燃烧》中还特地加入了一些原著中没有、但同样让人匪夷所思的悬念,比如海美养的猫到底有没有出现过,她家附近是否有一口水井,以及那些无声的电话到底来自何人。这些问题和原著中的“橘子到底是否存在”和“塑料棚到底烧没烧”一道,形成了一个绵延全片的、指涉更加丰富的“谜语群”。谜语的答案似乎并不重要(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重要的是这些蛛丝马迹的背后,是一个个完全无法自证其存在的主体。
当然,李沧东通过《燃烧》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义的虚无(也是村上《烧仓房》的本意),他更想回归到更加现实的社会意义之中:钟秀、海美和本三人虽然分属不同的阶层,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但却分享着同一种了无生趣、无所事事的人生,以至于身为作家的钟秀往往面临“无话可说”的窘境,海美和本也已经无法在韩国找到自我,甚至必须出离荒无人烟的非洲原野才能感知到自我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哪怕自己家乡的天空和万里之外本无二致。恰如德国新电影时期维姆·文德斯所拍摄的《歧路》(The Wrong Movement, 1975)一样,这种虚无超越了性别、阶层,是一代青年共有的危机,甚至也超越了时代本身。无论是大饥饿还是小饥饿,存在的意义总是付之阙如。
正因如此,李沧东才一方面以类悬疑的手法将观众引入重重迷雾,另一方面又用全无倾向性的场面调度(不仅是摄影机机位和运动,也包括表演,甚至是灯光和音乐)进行高度暧昧的美学处理。《燃烧》既是类型的,也是全然反类型的;它将一切结论悬置起来——杀还是没杀?存在还是不存在?这种双重的不确定性搭建起一座意义的迷宫,尽管它们殊途同归地通向同一个虚无。所以或许,我们本不该在本篇的开头极力拆解“燃烧”的意涵,因为燃烧就是燃烧,所有人的燃烧,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对立可言。
这也是李沧东一贯的美学追求;不是《燃烧》选择了李沧东,而是李沧东选择了《燃烧》。一如1997年《绿鱼》上映前后李沧东在韩国《CINE 21》杂志一篇导演访谈里指出的那样,他总是“尽可能避免人为的技巧性,希望在朴素和平凡当中寻得自然和自由”。所谓李沧东的“诗意”,其实从来不来源于极度优美和风格化的影像呈现(在针对《燃烧》采访中,李沧东明确表示,“……我也把预告片里钟秀在雾中跑步的场景故意地去掉了。虽然朦胧的雾气的形象与电影的概念相吻合,但是感觉太过帅气,和我似乎有点不相符。”);李氏独特的诗意,正是从最大化的电影文本和最小化的电影手法之间分泌出来的张力,其中蕴含的文学性、多义性和丰富性构成了李沧东作品的内涵深度和美学基础。
金钱、独裁、信仰……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沧东的电影就是一部涵盖韩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当代史。如果说20年前的处女作《绿鱼》是对后军事独裁时期因经济发展而全面倒置的政治社会关系的书写,那20年之后的《燃烧》或许就是对韩国社会发展至今全部问题产生原因的一次溯源。倒置的沙漏不再翻转,下坠的沙粒因失去引力而默然静止,原本松动的社会结构已然固化成一尊沙雕。像本这样“了不起的盖茨比”到底来自何处,钟秀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但《绿鱼》里的黑帮老大肯定一清二楚。
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李沧东给出的是一连串近乎天才的敏锐观察,是一座足以让人猜测、回味、担惊受怕的影像迷宫,是意义在愈合、分裂、再愈合的整个过程中释放的巨大力量,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影片结尾,钟秀坐在自己的卡车中逃离了案发现场,然而银幕上这幅画面却比我们想象得更富有深意——
他将自己锁闭在一个近似牢笼的寒冷空间中,离生命之火越去越远。那个唯一可以证明他存在的人,已然在他的手上化为了焦土。
#1 改编与争议
其实在村上春树的短篇之前,李沧东也曾改编过其它作品。2007年他将李清俊作家由真实事件创作的小说《虫的故事》拍成了《密阳》,这部电影也成为李沧东的一个转折点。
2002年《绿洲》上映后,影评人郑圣一曾撰文批判李沧东电影中女性“道具化”的问题:“李沧东的电影一直如此。在他的电影中,若没有女性的牺牲,男性的灵魂无法完成净化。而女性的灵魂却必须要停留在原处,最终什么都不是。”
对此李沧东无以反驳。影评发表那天,时任大学教授的他突然将课程休讲,与所有学生切断联系,闭门不出,在家中反省了一个星期。沉寂五年之后,他以《密阳》将全度妍推上戛纳影后之位,三年之后的《诗》亦是尹静姬的大女主戏,获戛纳最佳剧本奖。
时隔八年,新作《燃烧》再次基于小说进行改编。日本NHK向李沧东抛去橄榄枝,邀他拍摄村上春树作品,在联合编剧吴静美的提议下最终选择了短篇《烧仓房》。改编时也参考了威廉·福克纳的短篇《烧马棚》,电影中主角钟秀(刘亚仁 饰)与父亲的关系及父亲的法庭纠纷明显对福克纳原著有所借鉴。村上短篇中不曾提出阶级议题,福克纳尽管有涉及,但《燃烧》中对阶级差异的描绘却并非来自福克纳,更多源自导演对当下韩国社会现实的思考。
《燃烧》在戛纳电影节口碑爆棚,刷新了场刊评分记录。韩国国内的影评人们则显得较为冷静,目前均分7.6,与超8分的几部前作仍有距离。
韩国部分女性主义者批判李沧东又令女性角色消隐,影评人朴宇成(音译,박우성)亦指摘本片“以消失的女性作为剧情的驱动力”,只是这个锅给李沧东背似乎并不妥当。毕竟原著短篇中即有写到女主的消失,难道要归罪于村上春树吗?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燃烧》的故事都不曾将女性作为男性角色生长和净化的牺牲对象,与原著相比电影中的海美(全钟淑 饰)反而更加独立更具自我意识。
“现在说出真相吧!”作为电影海报slogan的这句台词很可能造成误会,未看过电影的人或许会以为这句话来自某个关键性悬疑瞬间。事实是开场没多久,海美便在自己的出租屋中调侃般地对钟秀说出了这句话。比预料中更加轻盈。这句台词像是种玩笑般的错置,或许它更应该出自钟秀之口,只是钟秀从不曾如此发问,所谓的“真相”也从未清楚揭示出来。
写小说出身的李沧东比韩国其他作家主义导演更关注电影文本,擅用象征和隐喻,如《绿洲》中的镜子与树枝、《密阳》中的阳光。而《燃烧》作为李沧东的第一部悬疑片,从许多层面上难以和前作相比较。即使继承发展了村上原著文本,但除了片中略显书面化的台词文学性之外,很难捕捉到李沧东从前的剧本中深度挖掘的人性主题以及高度浓烈的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本片为求悬疑全然放弃了这些探索,只是对于“谜”的巨大野心某种程度上将其它的可能隐藏了起来。从镜头调度与剧情设定上,明显可以感受到这种野心。
《燃烧》模糊了现实、梦境与创作的界限,构建出一个谜一般的世界,试图在不可解的悬疑预设与年轻世代的不可知的愤怒之间建立连接,关于“谜”的连接。但正如刚刚所说的,这一连接因意图性的装置而受阻,所以情感显得微弱。如此意图分明的悬念预设可能令人想到《哭声》。罗泓轸通过剪辑手法营造错视,引导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而本片则通过虚实和存在的开放设定,制造出近乎无解的多重可能。(本片摄影质感和调性与《哭声》相似并非偶然,李沧东请来了《哭声》的摄影监督洪庆彪掌镜。)
其实看完电影后多数观众都能够轻松给出一个具备说服力的“真相”,正如村上在原著中所暗示的那种可能,但《燃烧》显然比原著更复杂,它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探索象征意味的隐喻文本上,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向自己发问:“它究竟存在吗?”、“这是真实的吗?”,并在此之上进一步追问存在与否、真实与否的意义。
《燃烧》本身在于“造谜”,但对观众而言重要的却并不是“解谜”,而是“寻谜”。关于存在和虚实的模棱两可既是片中的事件之谜,也是导演谈到过的“世界本身如谜”。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可言说”的。因此,没有必要急于寻找答案,这篇评论之中也不存在什么答案。在尝试解谜前,我们有必要先想清楚一个问题,即“电影中的真实到何处为止?”这也是村上的原著中不曾提出的问题。
#2 受困的年轻世代影像
片中的钟秀与海美同样属于典型都市底层年轻人群,在条件糟糕的居住空间内为生计挣扎,或为梦想奋斗。类似的形象其实在近些年的韩国银幕上屡见不鲜,色调昏暗的空间设定,以及难以抹去的抑郁感仿佛成为现实主义的“标配”。
韩国评论人许文永曾提到过一个新名词:“出租屋现实主义”。最近十多年来,致力于呈现当代社会生态的韩国电影中,年轻世代依然受困于逼仄的出租屋,虽则空间的形式略有改变,但这些年轻人们“依然没有容身之地,从一处被流放至他处”。
海美和钟秀也是这样的流放者。前者欠卡债未还离家索居,打工赚钱去非洲旅行,后者大学毕业后怀着小说创作梦想做兼职,因父亲暴力犯罪被拘,他只好返乡看家养牛。相比之下,钟秀的境况比海美更要糟糕:经济困境+家庭困境。
海美的新朋友Ben(史蒂文·元 饰)则与他们完全不同。三人物所属的地点、空间直接反映出相应社会阶层。Ben住在江南瑞草区的豪华公寓;海美寄居于南山脚下后岩洞的oneroom出租屋;钟秀则远离首尔市区,住在京畿道坡州万隅里的农村本家。
在灯光处理上也有意将三种空间作出了区分。Ben装修精美的公寓无论何时总设置着明亮温暖的灯光。海美的出租屋是北向,一张双人床,内景几乎无照明全部自然光拍摄,天气晴好时,窗外南山塔的玻璃能够短暂地将阳光投射在房间的墙壁上,因此海美可以拥有几分钟反射的阳光。钟秀家的场面更为阴暗,在这个被称作“家”的空间里,属于他的光线仅有深夜投映在玻璃上的电视机荧幕清冷的反光(台灯见后文),我们甚至根本找不到一张床,那张老旧厚实的沙发是他唯一的寝具。
年轻世代受困于限定空间,他们的身体以各自的方式寻找出口。电影中有三个场面呈现了关于身体的影像:海美出租屋中的情事,钟秀宅前海美的舞,钟秀全裸走向卡车的背影。这些均是原著中不存在的场面。通过外在躯体的影像勾勒出的两个受困的灵魂,从现实的孤独干燥贫瘠,经由性爱到达慰安、经由大麻与舞到达自由、经由暴力到达释放。
原著中三人在“我”(钟秀)家喝酒时,村上春树写到了“她”(海美)播放了Miles Davis的《Airegin》。这首小号与钢琴的欢快合奏在电影中被替换为抒情悠长的《Generique》,来自Miles Davis为路易·马勒《通往绞刑架的电梯》(1958)创作的配乐辑。当音乐响起,电影中的让娜·莫罗曾徘徊于午夜街头寻找她的情人。此处是否有致敬之意尚未可知,海美在夕阳下的舞仿佛也意味着某种追寻,脱去上衣的她的背影投映在天空,此时的夕阳投下将逝的微微暖光,这个长镜头充分呈现了村上作品中难以言喻的“魔法时刻”。
海美半裸状态的舞如果是村上文本美学的影像呈现,那么钟秀全裸的身影和步伐则更接近李沧东笔下的典型边缘人物。无论是片中的破格床戏、半裸或全裸场面,褪去衣服的那一刻,钟秀和海美仿佛在摄影机前发表着某种宣言,带着一种意料之外的坦诚,宣告他们除此之外彻底一无所有。尽管被无力和绝望包围,他们依然是支配自己身体的主人。
比起李沧东前作中的人物,钟秀和海美的设定更接近我们身边的现实。海美那句“我的脸整形了,变漂亮了吧!”显得幼稚可笑,她的整形以及促销模特职业白描出当代韩国社会对女性外表的消费,同时,在钟秀靠近“三八线”的老家时常响起的北韩对南政治宣传广播似乎传达出某种边缘化和不安,村里邑长大爷周边的外籍女性隐隐暗示出东南亚人赴韩务工的现实。这些原著的本土化亦体现了导演和编剧对韩国社会的观察与理解。
#3 阶级、愤怒与身份
《燃烧》与原著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在于人物阶级的重新设定。小说主人公30代中产已婚男性“我”变为20代穷困毕业生钟秀。学哑剧并为生计做模特的“她”保留原设定,去掉了与援交相关的暗示;Ben改动不大,但原著中从事贸易的背景并未交代,这下他真的变成了钟秀所说的“伟大的盖茨比”——不知道做什么职业,但谜一般有钱的男子。
生于1954年的李沧东无疑属于这个社会的既成世代,他在访谈中无数次地提到“年轻人”这个词,提到年轻世代的愤怒和无力,认为这种愤怒的理由无处可知。正如钟秀的疑问,这个并没有比他大几岁的Ben,为何能过着如此富有的生活?这分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钟秀和Ben阶级差异明显,这种巨大差异随着剧情展开渐次呈现。若将钟秀的愤怒仅仅归结于无解的阶级差异则显得过于武断,李沧东要讲的绝不是底层男孩的“仇富”和“复仇”。资本将社会阶级拉开并加剧两级分化,在天平剧烈倾斜的时候,位于底部的年轻人们是怎样的状态?导演讲述的正是这样的年轻人与这个世界的“谜”相遇的故事。
海美与Ben和朋友们的谈笑风生的场面似乎暗示出跨越阶层的可能性,但真的可能吗?钟秀作为旁观者,见证了Ben的销售员新女友成为第二个海美,相似的戏码再次上演。海美曾同他们讲述在非洲的见闻,投入地表演“little hunger”和“great hunger”的舞蹈;新女友则声情并茂地炫耀自己所了解的中国人,夸张模仿中国人的表情与姿态。
这两处有些问题值得思考,当两位女性遇见上流阶层时,为什么她们只谈论异国见闻,为什么需要卖力“表演”?表演也许是合适的词,通过异域见闻和表演来取悦他人,以普通韩国人较为陌生的稀有谈资来展现自我价值。兴高采烈的表演看似是跨越阶层的希望,其实很可悲,更接近一种绝望的挣扎,挣扎着去融入其它阶层,挣扎着向金字塔上方攀登。海美在真挚投入地讲述,而Ben的朋友们分明在轻佻地观赏一场表演。最终海美沦为和销售员女孩别无二致的可以被任意替代的消费品。
对钟秀而言,海美是无可取代的。她不仅是恋人和性幻想对象,还与钟秀的过去相连,是他过往记忆的载体和见证者。当海美消失之后,所有的记忆毫无对证,仿佛没有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在寻找存在证据时,尽管还没有确定答案,钟秀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或者说通过小说创作出了想象的结局)。
在展现出钟秀和Ben的阶级差异的同时,电影似乎也暗示出两个不同身份之间的同一性联系。写小说的钟秀是故事主角,也是故事创作者,他所经历的现实与他创作出的虚构的分界线相当模糊,那么他和Ben的关系呢?Ben究竟是完全真实的人物,还是半真半假,或者完全虚构的呢?Ben聊起烧大棚的时候,提到关于“同时存在”的均衡性——既在非洲、又在韩国,既存在于首尔,又存在于坡州,这些来自原著中的句子似乎可以归为钟秀的创作概念。
无论真实虚构的界限在何处,哪怕我们将整部片子看作是由钟秀写出的小说,他和Ben的联系依然是无法忽视的。钟秀家小屋里的箱子,箱子里整排的刀具,以及Ben家中卫生间壁橱里的箱子,箱子里整排的化妆刷。而电影所做的不仅是呈现它们的影像,还真正将这些道具“使用”在了剧情中,钟秀用刀子做了什么?Ben用化妆刷做了什么?这两种行为是否在本质上有所联系?当我们想到这些,回忆钟秀潜入自家小屋、Ben家卫生间打开箱子的场面,或许可以发现两处的相似性,钟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自我的投射,他和Ben看起来差异巨大,却又是相通的。他们是不同阶级年轻男性,是情敌关系,也是人物与作者关系。钟秀的一部分自我投射在Ben身上,他自己又作为独立人物参与故事,同时也是故事之外的叙述者。
在《燃烧》中,燃烧的又是什么?标题“Burning”以及“火”的意象可以视为愤怒的爆发。从钟秀童年经历、本的打火机、烧大棚、展览上的写真等几处提出的火,到最后钟秀做出的极端选择包含的火。父亲的愤怒,钟秀难以填补的情感与欲望,海美消失引来的“记忆”丧失等,都为这种爆发提供了前提。
当走出影院,我们会发现眼前的现实世界正如电影一般运转着。若在观影时没有被太多装置迷惑,没有过度陷于“解谜”,更多地从人物情感角度思考的话,再次回到现实世界时,大约会生出一种脊背发凉之感。形形色色的年轻人依然不得不去面对真实却谜一般的生活程式,在无解的绝望和无力感中去试图探索出自己的答案。只能说这次电影过于集中于悬疑的设定,将谜凸显的同时将这些极其人性的东西低调地隐藏了起来,关于无声的隐忍与尝试,关于对“人”的深刻怜悯。未浮于表面的这部分,也许才正是我们曾熟悉的那个李沧东。
#4 存在与虚实之谜(剧透较多,未观影者请谨慎阅读)
与原著相同,电影也将“海美消失”和“Ben烧大棚”作为两个主要谜题,后半部分里二者相互交织。《燃烧》植入了更多道具装置(物品或动物)作为线索,钟秀追随这些线索去寻找证据。
剧本的高明之处,一是在于未解谜题穿插线索的设定,我们跟随钟秀追寻了不同的人证物证,最终握在手中的却是相互矛盾的证言,因此,直到最后这两个主要谜题仍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二是现实、梦境与创作性虚构三种叙述的无界混合,于是寻证段落本身是否是现实也值得推敲,由此带来存在和虚实的提问,并引发对当代社会和年轻世代现状的思考。
借海美表演哑剧之机,电影从一开始似乎就向我们暗示了什么。海美吃着不存在的橘子,告诉钟秀表演诀窍,“不要想着橘子在这里,而是要忘记它不在”。关于存在与真实的问题,之后通过猫、井、大棚、手表等线索贯穿电影始终。
首先,海美的猫是否存在?海美提到过它绝不在生人面前现身,钟秀对猫的存在生疑,海美反问“难道我会把你叫到这儿来让你喂一只不存在的猫么”(存在)。钟秀说,“那我是不是忘记它不在就可以了?”——这句话与前面海美表演哑剧时的话完全对应(不存在)。此后钟秀几番放置猫粮,猫却从未现身,但第一次分明看到了猫便(存在),之后几次镜头调度刻意避开了猫粮、猫砂盆的出现。海美消失后,钟秀对房东说要进屋喂猫,房东称这里根本没有猫,且禁止养猫(不存在),钟秀进去后发现猫粮、猫砂盆等全部消失(不存在)。海美口中“存在”的猫也许是真的存在,也可能是主观想象中的存在,她与钟秀的对话像是在教哑剧,教他去忘记猫的不在,而后钟秀进入海美哑剧的世界,真正忘记了“不在”,镜头并不是在说谎,只是呈现出了哑剧中“忘记不存在”的主观视线。
其次,海美讲述的坠井故事是否真实,井是否存在?对此钟秀向海美家人求证,她们称海美在说谎,没有坠井的故事,老家附近也根本没有井(不存在)。接下来,钟秀向邑长大爷求证,大爷也说好像没有井(不存在)。最后,钟秀向母亲询问,只有母亲给了肯定的回答,表示有过井(存在)。如果说猫的去向与海美消失之谜有关,那么井的存在则成为了验证海美曾存在的一种证据,也是钟秀过往记忆的证据。
最后是关于Ben的疑问,他是否与海美的消失有关?猫和手表是两件似是而非的证据。Ben家中出现的猫是否是海美的猫呢?显然这只猫可以见生人(不是-无关),钟秀唤出海美猫的名字成功捉到了它(是-有关)。其次是抽屉中与海美一模一样的粉色手表(有关),而海美的促销模特同事手上佩戴的相同手表又像是在为Ben洗刷清白(无关)。
关于“烧大棚”,烧大棚是否在暗指“杀人”?Ben说大棚已烧,钟秀查遍本家附近的大棚,没有一处被烧(是-有关)。回忆一下海美的台词,她说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在讲述烧大棚的特殊爱好时,Ben也使用了完全一样的表现,“(大棚被烧掉后)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是-有关)。而当钟秀问起Ben海美的去向,他表示并不知情(无关)。
这些琐碎的线索为解谜提供证据,但比起谜的答案,寻找证据的过程和证据本身似乎更为重要。钟秀不仅是在搜寻失踪恋人的去向,更是在寻找存在的证据。如Ben所说,“无法知道那是不是悲伤,因为没有眼泪作为证据啊。”钟秀力图寻找他的恋人和自我记忆的存在证据。讽刺的是,当海美消失后,所有的证据都否认了二人过去记忆的存在——除了母亲。然而,与母亲的相会究竟是真实的吗?
这又关系到现实、梦境和虚构的区分。追寻Ben到湖边的部分很可能是梦,那么神秘电话接通见到母亲是真的吗?接电话时亮着台灯,“亮灯”发生在钟秀家略显反常,客厅全程无灯光,钟秀多次醒来台灯也从未亮过;与母亲相见的场面更是异常,这是早年离家的母亲与儿子重逢,衣着鲜艳的母亲专注于玩手机,不断咯咯笑并向钟秀借钱,好像导演随便拉来一个人演了一个假母亲一样。为什么要安排这场异质且荒谬的戏呢?也许有一个原因:通过母亲短暂的出场,钟秀向她验证井的存在,并得到了惟一一个肯定的回答。仅存于钟秀过往记忆中的母亲,突然亮相成为证人。不论这是梦或现实,钟秀记忆的存在终于找到了证据。
海美的消失,以及猫、手表的无迹可寻也象征着年轻世代分明“存在”,却仿佛“不曾存在”的绝望和无力感。即便热烈地活过,也难以找到关于过去历史的记忆,没有存在的证据,消失之后关于此人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对证。这种消隐并不是否定存在意义的虚无主义。年轻世代在如海美一般追求自由和生之意义,却又受缚于社会现实。“little hunger”之舞意味着生理上的饥饿,“great hunger”之舞意指对生之意义的渴求与探索。而冷酷现实中许多人不得不首先停留在第一种饥饿之上。
倒数第三场,钟秀在海美出租屋中打字。因此之后的两场可以是钟秀小说中的结局,即,电影的真正时间线可能仅到钟秀打字时为止。这不过是比较保守的一种可能。片中现实、梦境、虚构创作的区分具备很大的开放性。若由此推开,从钟秀所在的故事中跳出来,将电影整体看作一位小说家(不论是位于外部的李沧东,还是位于内部的主人公钟秀)的小说虚构创作,100%的小说(钟秀即小说中的小说家),也完全合情合理。
谈及这部电影时,李沧东说,“希望观众不仅去思考其中的内容,还有电影作为媒介本身的存在,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片中现实与虚构创作的相互关系,以及真实到何处为止,随着我们思考角度的变化也会不同。作为创作者的钟秀在片中的身份和位置,以及他所象征的底层年轻人群如何面对生活中无解的谜团,均是电影致力呈现的东西。《燃烧》并不是一部传统悬疑类型片,它带来一个多种可能性的谜的故事,提出了原著不曾提出的问题,并密切观察呈现了年轻世代现状。比起解答片中的谜题,不妨跳出电影内容进行思考,拥抱所有可能性的存在。世界本身如谜,我们应有理由允许电影带着未解的谜题结束,也应有勇气承认,有些答案仍是未知。
雷米,한예종에이미스카페 2018年6月9日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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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目前為止寫得最長(但並不是拖稿最久😂)最辛苦的一篇。一共影院刷了三次,前兩次的感受幾乎是完全相反。也認為有二次觀影的必要。從開始寫到寫完自己的想法也有所變化,而且知道有些東西可能沒有完全闡述清楚。在各種閱讀過程中也需要慢慢去沈澱。有限的時間條件下,只能如此了。 大多數評論都集中於“解謎”,但我會覺得:答案真的有那麽重要嗎?為什麼一定要找出一個確切的解答呢?如果說電影在做的事情,是提出問題;那麽影評要做的,也許是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挖掘找尋電影提出的問題吧,而不是妄自尊大地認為自己的答案是唯一的“正解”。所以問題的解答,就留給觀覽電影,和閱讀文章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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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导演并没有对于这个关键的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其实猫,枯井,手表,都不是最关键的杀人线索,最关键的是在美惠刚失踪的那几天,钟秀接到的那个不清晰说着“这是谁”的电话。如果说那只叫做boil的猫,恰好出现在了本的家里,这也是有可能的,从钟秀来到美惠的房间,这只猫就从未存在过,更有一种可能是这真的是美惠编出来的故事,而boil的名字只是钟秀和本一次错位的碰撞。
枯井,这个就更加扑朔迷离了,钟秀的母亲早年离家,钟秀记忆里的那场大火,他还那么年幼,连美惠的父母都笃定附近没有井,钟秀的母亲却不带犹豫地说出来,对,有一口枯井,这究竟是事实还是因只剩血缘关系的儿子替自己还债的顺流直下,没人知道,也不再重要。
最后一个线索是表,从开头出现却被观众遗忘的一个道具。钟秀第一次打开那个神秘的储物柜时,琳琅满目的女士用品,我没有往谋杀的方面去想,所以当它再次被打开,我的内心被震撼了,首尾呼应,我笃定这就是真相。
可是,当美惠的失踪仿佛有了确切的答案,没有缺少的塑料棚,一切失踪的物品都有了指向,本却在钟秀拿出那颗小石头的时候问,你不是要问我美惠的事吗,是什么?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了疑惑,然后我紧接着想起,在新的女伴出现时,本大方地向钟秀坦白,美惠是一个比外表更寂寞的女人,她一分钱都没有,但是她说你是她最信任的人,无端端让我嫉妒了起来。如果本真的是一个塑料棚杀手,这么优雅冷静地解决掉自己的猎物之后,还用受害者的关键言论来扎最关心受害者的那个人的心,这怎么看都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提前透露的行动计划,暧昧不清的杀人言论,让我不禁往另一个方向猜想,一个不属于原著,只属于导演的开放性故事。
本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杀人,他了无生趣,或许应该说他已经在这个社会阶级获得了太多的东西,感知不到珍贵,没有失去的风险,哪有守护的动力。或许他真的杀过人,也或许他只是想刺激一下钟秀,那个自尊心极强却一无是处的年轻男人,爱着写作却被迫生计,就像他第一次见到钟秀所说的,我想给你一个故事,怎么样,很有趣吧。上流社会拿底层人民找乐子,美惠的玩弄是表面的戏弄,钟秀的精神压迫,才是本最深层的乐趣。他早已看出这一对苦命鸳鸯互相喜欢,但是美惠没钱,钟秀无法满足她的欲望,钟秀爱着美惠,却被自尊心所压抑。如果用一点点戏法就可以拆散他们,还能让这个对世界还没有完全绝望的少年彻底绝望,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啊。
基于这个出发点,我觉得本的动机不在于杀人,只是在于填满空虚。所以不管美惠死没死,钟秀都会以为她死了,这就是导演的用意。美惠只是激发本和钟秀这两个阶级矛盾的导火索,她或许死去,或许失踪,或许离开,都不再重要,钟秀的心中充满愤怒,本的内心毫无波动,这才是悲剧的根源。
很稳,这次强调阶级意识和“饿感”,当你忘记手中的橘子心中才会有橘子,当你忘记看不见的猫真的猫才出现,当你忘记即将烧毁的仓房,仓房便牢牢占据了你的心。穷人的饿是肉体的小饿,吃饭就解决了,富人的饿是精神大饿,空虚焦虑如枯井,性酒精毒品也难解,一把火烧掉心头的仓房,下一个仓房又出来了。
不是太喜欢落脚于阶级这么实实在在的点,要是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缺少性生活、原生家庭狗屎就得对社会愤怒了的话,我早上街捅人了好吧!你这还有个小车开开,还不用交房租呢。不过刘亚仁已经对着南山塔这么挺立的男性象征撸过了,离同性恋题材还会远么!
与其称之为电影杰作,不如叫一部文学佳作更贴切,李沧东的天赋显然是文本大于影像,他对镜头并不算敏感,但是会扬长避短,靠着文字嗅觉敏锐,意象嵌套意象,隐喻勾连隐喻,硬劈生凿,虚实相生,多义暧昧,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现代迷宫。在韩国文学基因匮乏的视觉土壤,他算孤独求败。
导演技法纯熟、出彩,即保持了原作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又赋予了现实新意,是部经得起琢磨的作品。当然,它不是大众市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
从对白到故事,村上春树的风格太明显了,甚至压倒了李沧东的镜头感,两者的失衡是个问题。小饿与大饿,落日下的虚无之舞。刘亚仁演得好,或者说这个角色非他莫属——木讷的外表下有着摧枯拉朽的心,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把世界给点燃了...
那只手表和猫的线索节点,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感觉自己不当编剧导演真是屈才。洗手间的那个化妆盒,明明就是行刑前的仪式(死人妆),那个所谓的AA聚会,明明就是他们在甄别“祭品”,Ben和他的朋友们,更像是一种宗教组织,为了某个所谓的信仰而杀人。影片解读空间很大,豆瓣目前没看到好的影评
略显直白的阶级寓言。废篇太多了
福克纳与盖茨比;手中无橘与心中有猫;小饿易填与大饿难饱;孤独如落井与空虚烧仓房;夕阳之下跳跳舞与酒足饭饱杀杀人。人生如谜,何必当真。
没有你们吹的那么好,戛纳评委又不瞎。戛纳史上最大遗珠,是颗鱼眼珠
韩国居然连李沧东都开始拍抗暴题材电影。吸完大麻后的情节几乎是一泻千里。最根本的问题与《无爱可诉》一样,核心的美学表达过于依赖隐喻(猫、大棚、井等),对隐喻的处理方式虽不像《无爱可诉》那么直白,但完全停留在文学层面,严重缺乏电影感。在这一点上毕赣倒是有真才华。2.5
无感。故弄玄虚。
两次哈欠都成为完美面具后的瑕疵。
如果对象/朋友没接你电话,不要担心,可能对方只是死了而已。
他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却离那团火越来越远了
“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如何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对比村上春树的原故事,会有不同的体验。李沧东导演加上了更多自己的理解,包括后部分额外加的内容,指向了一个更明确的目标,也有更饱满的情感力量,方向也略有变化,各有利弊吧。李沧东的优点在于,角色都有高光时刻,比如那舞蹈,最后的烧衣。刘亚仁非常突出,影帝可以拼拼的,女配新人也很不错。
富人大饿烧掉棚屋,炙烤祭品;穷人小饿借壁偷光,幻想橘子。祭品源源不断供富人亵玩描摹,橘子音信皆杳留穷人睹物自渎。富人装扮一身饰品,傲慢在跑车里烧为灰烬;穷人脱光一丝不挂,卑微在枯井里静候天明。有人养猫都被禁止,有人付账毫不迟疑。每个人在夕阳下跳着饥饿之舞,都忘掉饥饿以为无事发生。
电影通常很难超越文学,但这次大概超过了。
留白让故事具有多层解读空间,镜头语言优雅迷人,调度更是流畅高级,一切都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几天后和朋友聊到最后亦真亦幻的那场戏仍然会被震撼得起鸡皮疙瘩。
夕阳对话和舞蹈很赞。举起双手是质问生命的意义,烧掉仓房是烧掉没用的人。有钱人烧了大棚打着哈欠为新玩物画上浓妆,蚁民只能用暴力终结身份碾压。猫,井,女表,化妆盒是零散的线索,因果关系却被李沧东深深掩埋。真相平静如山中的水库,情绪却汹涌如燃烧的烈焰,伴随着刘亚仁的呼吸穿过屏幕触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