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

译：li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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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BI：《蜂鸟》让我觉得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 ，所需经验恰恰必须截然相反，你在创作中掌控一切，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在影片中，这让我一度感到力量的极端丧失，因为恩熙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心血来潮的影响，那些人又比她强势。在拍这部片子的最初，你是否想要探索某种特定的核心情感和经验？

金宝拉：我在纽约的时候，重新回溯了自己的青春期。我出生在韩国，来纽约读硕士，在这一期间，我在情绪上很难感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那时常常做关于青春期的噩梦。那是我电影的起点。我开始做很多关于重返初中的噩梦。在我的梦里，我不得不再去读三年初中，这真是灾难。你知道的，韩国年轻人即便结束了服兵役也还是会做必须再回军队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于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回溯一下那个阶段吧，因为其中隐藏了一些什么。”所以，我开始写我当时经历的一些事件、场景和对话，一开始并不像剧本，更像我散乱笔记的集合，2013年，我开始写故事大纲。这花了我很长时间。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冥想，然后开始写剧本。

MUBI：当你开始写完整的剧本以及选角时，你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的情绪有具体的呈现吗？会指引你执导影片吗？

金宝拉：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这方面你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意识到即便身体成熟了，我们依然背负着来自那一时期（需要我们重访）的情绪重担。一度，我以为自己是英智这个角色，是成熟的。我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是在创作和选角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心里依然有一部分是恩熙。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也对初中女孩做了调查，我和我的女主演跟很多女孩聊天，聊她们正经历的情绪。我和我的主演工作关系融洽，我们谈天说地，聊了好几天，不仅仅是为了排练。我们试着不要排练太多遍，因我我不想扼杀新鲜感。那些日子，我们聊成长、聊她关心的事。

MUBI：影片的第一场戏建立了摄影机和恩熙之间亲密的关系，在那里，只有摄影机和恩熙，再无他者，这似乎建构了摄影机在这个影像世界里的存在方式。恩熙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遗弃、误解和无视，但是摄影机从不会忽视她。我很好奇，将摄影机和恩熙置于角落而世界在另一边，就此而言，你在摄影上是否有特定意图。

金宝拉：当然，我的摄影师（Kang Guk-hyun）和我讨论过如何聚焦在恩熙的情绪上。就摄影机运动和景别而言，我们跟拍她的脸、情绪和身体运动。恩熙看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的意图，因为这是一部写实的电影，所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尽己所能地诚实，我们不想为了时髦而拉近或推进摄影机。我们想聚焦在情绪上。我们必须就摄影机移动与否做好决定，每个决定都是慎重的，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何时该移动。我很高兴我和我的摄影指导都有很好的直觉。

MUBI：这似乎也适用于声音设计。这部片子不依赖配乐去达到特定的情绪。成长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常常很依赖配乐去达到情绪高点，有可能是这部影片不用煽情配乐就不太自信。这部电影的音乐感觉很独特，似乎回应着电影的情绪，而不只是烘托情绪。

金宝拉：我的作曲师（Matija Strniša）跟我讨论过如何进行音乐表达，他真的非常厉害，我有意要他做电子类音乐，也就是有当下气息的氛围类电子乐，因为这是部反映另一时代的作品，所以我希望音乐现代一点——不要赶时髦，而要有点古典。我要他制作古典、灵气的电子乐。

MUBI：说到你为恩熙这个角色选的女演员，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恩熙的选角花了你三年时间。这很需要耐心。你有担心过自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吗？

金宝拉：这是我最大的恐惧，真的。我很感谢恩熙的扮演者智厚。她把这部电影当作自己的初恋。最终能找到她，真的很幸运。这三年，我也不是每天都在选角，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时地安排试镜。开拍那年，我遇到了这个女孩，她甚至没有经纪人。她是从大邱来首尔的，那里不是乡下，但也不是时髦的大城市。从最开始，她就表现很好。念台词和台词间的潜台词的时候，少年演员常常读不出潜台词，但是她可以，她悟性很高。这是一次极其幸福的相遇。

MUBI：我留意到有两处恩熙拿起小说的细节，先是黑塞《漂泊的灵魂》，后来是司汤达《红与黑》。这部影片关注恩熙内心生活的方式非常小说。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小说？

金宝拉：有的。

MUBI：哪些小说启发你了？

金宝拉：我很爱读小说，创作这部电影也的确受到小说启发。尤其是黑塞的书，他其他作品要比《漂泊的灵魂》更流行，但是《漂泊的灵魂》的主角跟英智很像，因为克努尔普（《漂泊的灵魂》主角）是一个不遵循社会标准或规则的人物。他没结婚，没有孩子。我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不遵循社会规则，但是又不会批评那些遵循的人。有时人们会批评过正常生活的人，但我不认同，因为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英智是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但她不会给跟她不同的人贴上愚蠢或平庸的标签，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至于司汤达，《红与黑》主角于连很像我作品里的初中生。他思考很深，对自己感到羞耻。对我来说，追随他的旅程是很有趣的。回到电影的小说气质这个问题，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更有兴致读小说，几乎不看电影。我想从绘画、摄影等其他媒介获取灵感。我写作的时候读了大量小说，我觉得这在我的电影里有所呈现。我更习惯以小说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MUBI：我想问问关于男人哭泣的情节。这有点让我想起洪尚秀的电影，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告诉我怎么看——捕捉到了男人如何哭泣。丑陋的哭泣，因为他电影里的男人不常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哭，所以哭哭停停，非常不雅。你电影中也有两处男人哭泣的细节。

金宝拉：（笑）是的。

MUBI：你电影中的情感既因强烈的即刻危险性而不去表达，又因太过琐碎而难以提及。这很矛盾，尤其表现在男性身上。

金宝拉：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电影跟洪尚秀电影之间的联系，但也很有道理，因为总的来说，洪尚秀也在他的作品里嘲笑男人，不过我在这方面比他温暖。他更冷。他是位男性，所以我的方式有不同的语境。你是韩裔美国人，所以你知道韩国男性的行事方式。

MUBI：是的。

金宝拉：我的确看到过一些韩国男人突然哭泣，蛮荒诞的。每次看到，我都很惊讶。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哭的时候就很不明所以，没来由。他们哭的时候会很沉浸，有时很遗憾，他们因为太过关注自己的情绪，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想在影片中把这些表现得太滑稽或太消极。我想展现的是这些人也是人类，他们是三维立体的。我想表现男人不同的一面，或许是大多数男人的，而不仅是韩国男人。我当时在思考，圣水大桥倒塌之后的晚餐，谁会哭得最厉害？有可能是哥哥，因为他对一切都心怀愧疚。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得到了一切，也得到了所有的关注，但其实他没有。他也是受害者，他没有好好地被爱，他被爱的方式是有毒性的。

MUBI：有条件的爱。

金宝拉：有条件的爱，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对这个家里的男性角色很有感情，因为这个家庭反映出我自己的家（我深爱着的），所以我尽己所能，仁慈地描绘他们。

MUBI：你刚刚谈到圣水大桥倒塌后的晚餐。韩国人极其重视食物，这也占据了电影很大一部分。食物成了情绪能安全改道的方式，在那里，情绪安全着陆。韩国人和食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金宝拉：你说到点子上了，总的来说，食物对亚洲家庭很重要。我小时候对我妈做的饭很满意。她不知该如何表达情绪，但她能做出很美味的饭。我现在是她养育家庭时的年纪，现在我觉得：哇，她那时太伟大了！她那时很会做饭，我现在就不会做。我想表现这个家很温暖的那一面，即便他们各自混乱，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不开心。

MUBI：你刚刚提到一个场景：恩熙吃韩式土豆饼，母亲在旁静静看着。作为一个韩裔，我也有那样关于妈妈的回忆。

金宝拉：没人会再那样为你做饭。

MUBI：我猜想，你会被问到或许已经被问到，这部电影是否是你的个人故事抑或个人传记。我对这个问题没兴趣。相反，我好奇的是，你现在与自己的电影之间是否有了不同的关系？这部影片先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映（被视作“本土电影”），接着去了柏林电影节，现在到了翠贝卡电影节（被视作“外语电影”）。

金宝拉：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得想一想。最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我。完全就是我。但是，在写剧本的这五年，我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现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之后，我真的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集体情绪的，关于每个人的情绪和过去。超出了我的经验。鉴于观众的反应真的很情绪化。在釜山，每个人都哭了。在柏林，就很不同，他们很平静。他们的表达反馈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在釜山首映式上，我真的觉得这是关于九十年代集体创伤的，作为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曾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人。就男权而言，韩国依然如此。很多观众在电影里发现了自己。所以我不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它变得更广阔。它的确有关我的过去，但现在不止于此。

MUBI：韩国影评人对电影中同性或双性恋身份呈现的讨论，和柏林或美国有何不同？

金宝拉：稍微有点不一样。韩国观众不太问恩熙的双性倾向。在韩国初高中，女孩常常对彼此心动。这蛮普遍。对于双性恋，她们是流动而开放的，因为她们不会去定义。但是进了大学，就变了。在西方，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描写双性恋。我总是会回答：没有原因。双性恋存在，于是我写下。一些人觉得恩熙的双性倾向只是暂时的或者就是尝试。我不觉得是尝试。最终，有新意的原因就是，恩熙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是为了表现她不爱评判的品质。她自由而反叛，就像少年英智。在这个语境中，恩熙的双性倾向非常自然，也符合她的角色设定。

MUBI：如果恩熙真实存在，那她现在应该37还是38岁了？

金宝拉：（笑）37岁。

MUBI：在韩国电影史上，女性电影人没有男性多。但是最近有一些出色的电影出自韩国女性电影人之手，比如全高云《小公女》、李贤珠《恋爱谈》，这些片子似乎能反映韩国年轻女性的现状，三十几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这似乎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金宝拉：女性电影人处理过很多此类话题，因为我们自己就财务很不稳定，所以我们会在作品中反映自己。很多影片都是男性主导，女导演的电影很难筹钱。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是觉得自己能拍电影，都很困难。但是，韩国电影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确通过制作好的电影，掀起了新浪潮。说回资本主义这个话题——韩国女性正处于艰难期。男性也艰难，但是女性尤甚，因为我们依然遭受着IMF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不过，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总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

MUBI：这让我想起李沧东《燃烧》的一个片段，一个角色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为女人而建立的”。你在另一个采访里也说道，并没有太多女性电影人可以仰望。哪些电影人给你带来灵感？

金宝拉：我喜欢李沧东。尽管他对女性人物的看法很保守，但我还是很欣赏他的艺术作品。韩国女性导演并不多，但我真的很爱韩国小说家吴贞姬（Oh Jung-hee）。韩国女性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礼物。如果我是韩国男性或是美国白人男性，那我就拍不出这部电影。需要去体会复杂的人类情感，因为你正经历着。

要怎么活着才是正确的呢

就算有一天知道了

也可能还是无法确信

但是就算坏事降临

快乐的事情也会一起到来

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人

分享一些事

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

学院就这么辞职了

对不起

放假结束了就联系你

那时候见面的话

我就都告诉你

恩熙想着老师写给她的信，在人群中若有所思，事情都会过去，回忆没有出路，也许她找到了答案。青春就想一场梦，醒来后变无法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在那场梦里，老师的出现和离开，无疑让恩熙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的确确存在那几个人，关心自己，爱自己。

我想恩熙在今后的日子，再困难也不会困到现在的模样，现在开始，她开始发光。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concert press

蜂鸟 House of Humming bird

是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获得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Generation 14plus单元评审团大奖，釜山国际电影节NETPAC奖和KNN观众选择奖。它是一部关于coming of age的电影，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经济浪潮期间，讲述了女孩Eun hee由于家庭缺陷，她尝试通过爱，也通过信念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

在制作这部电影之前，宝拉拍摄了一部短片《竖笛考试》（The Recorder Exam, 2011）作为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作品。长片延续了它的设定，构建了初中女孩对于理解家庭与探索爱情的独特视角。

《蜂鸟》是一部非常具有后劲的片子。它很明显来自于一个女性对过往记忆抽丝剥茧的探索，它的切入口虽然小，但它所具备的包容、理解却非常广阔。

片中所呈现的家庭生活，包括家庭关系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编织起来，主角的视角并不具备强烈的评判性，她只是置身其中，观察、接受。到最后，所有成员都认识到，大家共同经历了什么样的痛楚，以及什么样的转变。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容器。有时它是一个怪物，却也是一个共同对抗外部世界的纽结。这是这部电影的珍贵之处。片子的原名“蜂鸟之家”也有这样的意味。而我很喜欢里面所表达的友谊，包括同龄人的友谊（有时也是爱情），或者超越年纪的友谊，它们在不同的方向牵引，有这样的朋友，哪怕只是共同走过一段夜路，都是幸运的。（毛）

本文翻译自WOMEN AND HOLLYWOOD在2019年翠贝卡电影节期间的采访

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这部电影叭

我想引用一下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Youngi来描述它，怎样生活才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知道，但我真的不确定，我只知道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好事也在发生。

是什么把你带到了这个故事？

是从一个噩梦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纽约念MFA，我第一次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修读硕士学位。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开始做梦，梦到了我再次回到中学。我觉得这完全像一个噩梦，每次我从这个噩梦里醒来，发觉这仅仅是一个梦，才松了一口气。

这种不安使我回到过去的记忆：中学时的创伤——那是我最不稳定的时期。我意识到在那个时期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开始挖掘记忆。

你希望人们在看完电影之后想到什么？

我希望他们能思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激励他们在当晚写下一些东西，或与朋友进行深入的交谈。或者只是散步，带着他们无法形容的感受。

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获取资金并找到主演。还有，对于无法制作这部电影的担忧和恐惧。但很庆幸我拥有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朋友，他们也是电影制作者，他们会告诉你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可怕。

你是如何获得电影资金的？请分享一些和制作这部电影有关的理解

《蜂鸟》由韩国电影理事会（Korean Film Council）、首尔电影委员会（Seoul Film Commission）和城南艺术委员会（Seongnam Art Council）资助。这三支基金是韩国最大的独立电影基金，我很幸运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当电影在柏林影展放映时，韩国电影理事会甚至还付钱给我和主要演员飞往柏林，它以各种方式支持独立电影制作人。

另外，我通过创投得到了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Seoul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Festival）的一等奖现金支持。能够获得奖金当然很好，但同时也是学习如何创投电影的绝好机会。为了更好地创投，你需要真正弄清楚你的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创意和具体语言去传达这一概念。我强烈建议电影制作者参加创投项目。

完成拍摄后，我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亚洲电影基金会（Asian Cinema Fund from the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以及圣丹斯学院（Sundance Institute）得到了后期制作的资助。最后，它入选了IFP实验室（IFP lab）的十部叙事电影之一，这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后期制作的知识，并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业内人士。IFP还支持我们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欧洲电影市场放映。

所有这些资金筹措过程都是在2014年到2018年间进行的。当然，我们也遭到了很多拒绝。我学会了坚强。

是什么让你想要拍摄电影？

电影带能我去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真实和热情的。电影院不属于胜利者，而是属于失败者/孤独者的。无忧无虑的失败者。我喜欢那个世界。

你收到的最好和最坏的建议是什么？

最好的建议：“要把事情做好，首先需要爱，然后是技术”，by 安东尼·高迪。

最糟糕的建议：“为什么要把主角设定为初中生？如果拍一个高中女孩你就去能找一个名气更大的女演员了。为什么要是1994年？把背景设定在现在叭，否则以这样的预算拍一部年代片很困难。”

你对其他女性导演有什么建议？

不要看低自己，不要害怕成功。你并不是在害怕失败，而是在害怕成功和你强烈的存在。

谈谈你最喜欢的女性导演的电影，以及为什么

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导演的《蒙特利旅馆》（Hotel Monterey, 1972）。这部电影透过场景的不同视角展现了温情，仿佛旅馆是活生生的。看完电影后，你会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个地方，以及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充满了爱意。

自#MeToo和#TimesUp运动启动以来，你注意到了什么区别？

男性电影制作者正在试图更加了解他们所说的话。我很高兴不用再听到他们的笑话了。更重要的是，很多电影节正在试着去放映更多女性导演的电影，我们能看到这些，这就已经对我们的环境很有帮助了。

©️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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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青年女导演金宝拉拍了这部关于青春的电影:蜂鸟。蜂鸟把青春的困境拍的非常有质感，那种青春的迷茫，是有社会和家庭落点的迷茫。相比之下日本的青春片更倾向于把青春置于社会文化和家庭情景之外，提纯个体间的心理历程和精神体验，展示出一种更加虚无感的迷茫。韩国和日本的青春片气质太不一样。 蜂鸟前半段讲初二女生恩熙在面对家庭人和同学时陷入的困境和迷茫；后半段讲她在辅导班遇到一个教中文的名校高材生女老师，在学习之外老师还给了她更多的精神指引，恩熙因此逐渐学会如何面对困境，并自己走出困境和迷茫。 有条件的爱 家庭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成绩好会有额外的关爱奖励，比如哥哥； 成绩不好会有额外的惩罚，比如姐姐；成绩一般就被忽略，只要有吃住，能看病，活着就行。住院了最脆弱时，最需要爱的时候，恩熙也没有家人的关心慰问和陪护。孤独无助时，她需要的无论是心灵的陪伴，还是身体的陪伴，这种爱都已经超出了有条件的爱，超出了家人能想到的给予。而这时，和她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却能给予她没有条件的爱…… 社会的毒打 老师说在遇到不公的时候，不能默默忍受，要反抗。恩熙确实做到了。因为辅导班的主任随口说的错误时间，导致她没能和老师当面告别见最后一面，还被主任说是恩熙自己记错了。她在门口心理建设了一下，估计是想起了老师的话，就再次进门怒怼了主任，指出不是自己的错是她的错。敢挑衅反抗主任?然后她就被开除了! 辅导班通知家里恩熙被开除了，她一回家就被全家人指责围攻，这时她彻底爆发了，歇斯底里的乱跳怒吼道:被开除不是自己的错，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错，然后就被她哥一个巴掌呼到耳膜穿孔。 她反抗了，她立即遭到了社会的毒打，学校和家庭，二连暴击! 手指在动 当你盯着自己的手指看的时候，会发现手指在不由自主的活动，这个意象成了电影后半段的母题。 恩熙迷茫的时候找老师，老师陪她坐在路边，恩熙问如何摆脱自我厌弃。老师说她自己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会观察自己，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情绪。 这段对话其实是老师在告诉恩熙面对自我否定、厌弃和抑郁的时候，需要暂时跳出自我，不能深陷自我意识。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的思维当做他人去审视，会看到她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才能试着去理解她，去以朋友的角度接受她，而不是厌弃。 然后老师告诉恩熙，在自我否定的时候，她还会观察自己双手的手指，手指在不由自主的动。你的手指属于你，却有它自己的运动。观察他们，就像在审视自己，接受自己。眼睛直接看自己的手指，比从精神上观察自己的情绪更直观，更容易领悟。恩熙在以后会逐渐明白这些深意，并实践老师指引她的方法……

八年级少女恩熙正在卖力的按门铃，她一直等待母亲开门，却是长时间的无人回应。滞留太久的冷漠将她击溃，无助，狼狈，焦虑，她像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婴儿，风中凌乱。这是韩国电影《蜂鸟》的开场，不动声色之中，疏离的窒息感悄悄散发，它甚至冲出银幕，困住无辜的我们。

但随后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原来她看错了门牌号。紧接着她到家，镜头远远拉开。密集公寓的轮廓在我们眼前呈现，住户们紧紧挨在一起，小型又整齐，就像码头上的集装箱，毫无生气，有着难以言说的压抑。

电影将时间设定在1994年。这一年韩国发生了很多事：美国世界杯，金日成去世，韩国民主化热潮的兴起，圣水大桥倒塌。这注定是一个慌乱迷茫的一年。恩熙身处在一个台风眼，周围的世界就像天空的雪霰，看似的平静，内部却在急遽的运动。

恩熙在如蜂鸟巢穴般的公寓中生活着，外表平静，内心渴望生机的她一直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始终想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却不断在内心的失落和空虚中徘徊游荡。电影不厌其烦给恩熙设置一次次的“磨难”：一次偷盗事件，好朋友将她出卖，甚至拒绝道歉；男朋友出轨且立场非常不坚定；上学期还喜欢她的学妹到了下学期就对她冷若冰霜。

中伤，背叛，易变的友谊，经不起考验的爱情，通通向她袭来。不稳定的因素一直在积蓄着，就像恩熙耳后的那个包，慢慢的变成肿瘤。

外面世界如此冰冷，回到家中，依然空白一片。她的父亲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中年男子，终日苦闷早已把精力消耗，只好在子女身上找存在感；母亲年轻时有一个大学梦，无奈家庭贫困早早辍学嫁人，成了一名家庭主妇，是韩国女性悲剧的一个典型人物；姐姐总想着反叛，却在家庭的束缚下失去自我；哥哥作为兄长被家庭寄予厚望，身心压力极大，面对父权的施压和大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他只有选择压抑自己的情绪，殴打妹妹成了他出气的唯一手段。

家庭的成员们各自怀着心事，极度缺乏交流，他们就像是屋子里摆放工整的物件，虽然体面的相处，内心却是长久的隔离。

电影通过展现一家人的精神状态来折射韩国各个年龄段所遭遇的困境，也许对于导演而言，她的野心不单是展现恩熙的成长，她真正想呈现的是韩国那一代人的精神隐疾。

身处在一个分裂的半岛，面对隔壁朝鲜的虎视眈眈，韩国人始终处在一种危机之下，金日成的去世让韩国民众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唯恐战争打响。安全感的缺失加上严重的竞争观念，导致了韩国人的心理失衡。他们一方面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所谓的“身土不二”即是这样；一方面在从小棍棒打压的教育体制下，导致了严重的自卑感。

恩熙舅舅的自杀正是那个环境下的悲剧反馈，是电影第一个惊叹号。第二个惊叹号是智英的结局。智英是恩熙的中文老师。她是电影里最为光辉，也是最为理想的一个人物。智英身上有着淡淡的忧郁，骨子里的文雅被恩熙吸引，对于人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更重要是她身上有着难得的诗性和智慧。

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她几乎可以算是恩熙母亲的对立面，是恩熙最想活成的样子，可以算是恩熙的精神导师。最终智英成了圣水大桥下的亡魂，这对恩熙是巨大的打击，意味着电影最具希望的火苗也被浇灭。但索性导演并没有将颓丧的调调延续下去，恩熙虽然失去了精神导师，但她的姐姐却因此保命：姐姐正好错过了开往圣水大桥的公交车。

电影所展现的青春不同以往青春片的焦躁，它很容易让人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同样的冷静克制；也会让人想起相米慎二《台风俱乐部》，平静之中积蓄着张力。在卓越的镜头语言之下，《蜂鸟》在空间上的停滞，延伸，压缩，使得整部电影更具质感和韵味。松散的情节宛如一股股细线，在圣女大桥倒塌的喧嚣中，汇聚成一股巨大的麻绳，有力，强悍，把所有的人绑在一起，丰富的层次感如一面大网将我们盖住，动弹不得。

《蜂鸟》影像整体的沉稳和老练，让人不相信这竟然是新人导演金宝拉由短片改编而来的长片处女作，节奏把握的恰到好处，没有一丝失衡，它那如潮水般的生活流静悄悄流淌，直到流出银幕，我们不由跟着恩熙思考人生的意义，也许会再次感叹恩熙的天真和善良，心疼它们在旋涡般的世界之中被搅得支离破碎。

人生是公平的。她失去了老师，姐姐逃过一劫；学妹不再喜欢她，好朋友和她重归于好。有失去，就有获得。智英虽然死去，但在她写给恩熙的信中，恩熙又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也许她已经继承了智英的精神衣钵。

所谓的生活哪有什么对错，既有糟糕的时候，也会伴随着快乐。没必要对一切都失望透顶，与其沉沦在不堪的生活之中，还不如保持独立，潇洒微笑的活着。

毕竟世界终归是神秘又美丽的。

首发在：几点电影

半夜看我已经哭的不行了。这是一部不能用女性主义来定义的电影，我甚至很难去强调所谓的女性视角这个维度，时代背景也并不重要。它只是在极为平淡的表象下灌注生活的本质之痛。说这部电影狗血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就算有也是毫无感知力的心。这难道不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状况？青春的表象给它蒙上一层柔和的薄纱，但这种薄纱反而更加凸显出背后力量的形状来。这种处理方式的意图恰恰是抹去那种时代的特殊性，而留下的是普遍的痛和迷茫。我觉得其实影片没有必要做到像《请回答1988》那样如此细致而真实的服设和道具设置，它之所以告诉你具体的时间和年代，是为了把真实放进来，是为了让人更有切近感。因为生活必然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脱离的，但这种不可能脱离性确实没必要因为具体的设计而转化成一种对主题表达的桎梏。

这种痛从何而来。其实甚至不在于所呈现出来的每段人物关系具体的离合聚散。虽然说关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所支撑出来的生活本身。它是没有回应的。影片开始，尚且是隔着一扇门呼唤，无人应答。仍然还留有用逻辑去解释这种无人应答的空间——因为找错了，走错了。也就是说至少还存在一条对的路，存在一个对的门，只要你去寻找，总会有回应。在这样的前提下把整部影片铺成开来。到中段的时候，那段无论如何呼唤都没有回应的母亲可以说是全片我最喜欢的设定。恩熙在这里喊的是妈妈，一般来说，是建立在无数次呼唤母亲而母亲对自己的回应的基础上的。但这里的不回应，留下一个空白，是母亲专注自身（自身的视角）而不曾做出回应，不曾做出被这种亲子关系所覆盖的回应，甚至离开了。这可以说充满了精神分析的隐喻性，在主体意识到母亲并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孩子独立于母亲的欢愉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母亲在朝向自己而并不回应孩子的时候，母亲是处在大写之物（das Ding）的位置上的。这种隐喻的处理完全消解了存在所谓“对的门”的可能性。因为所谓的大写之物，根本特性就在于它是最原初的，因而是不可能被把握到的。而在这个桥段之后整个电影就开始将这种遭遇大写之物的创伤呈现出来。从具象化地割裂肿瘤开始，到大桥的坍塌，关系的彻底死亡（关系中对象的死去），世界的伤口暴露出来。生活的本质就是痛，生活的本质就是那看似坚强却不可预测地坍塌了的大桥，生活的本质，刨去那些毫无波澜的表面，它就是一道巨大的伤口。这种青春的视角，意义就在于去更敏锐地捕捉这种伤口。我们始终在围绕着这个伤口对它进行想象性的重构。即使不从拉康的升华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想象性的重构，至少我们一直都在想象存在某种关系某个人可以填补生命的这道伤口。可这种想象并没有错，是依靠着这种想象生活才得以维系。即使这种生活的维系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人想要把自己的灵魂甩出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可这种彻底的解放是不存在的，必须要记住，它是不存在的。即使生活“平静”如常，它依然是千疮百孔的。记住这种解放是不存在的就意味着，记住老师对恩熙所说的最后一番话，“别再挨打了，如果有人打你，无论如何都要奋起反抗，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千万不要对生活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