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从视角上
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活下来的主人公，它采取的是特殊的双层叙事的结构模式,存在着两个叙述者, 因而采用的是双重限制视角,限制叙事可以拉近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更能理解接受小说人物的内心，但阅读过程比较而言更艰难。
电影《活着》以观众的视角，看到的更多的是“幸存”的旁观、缺乏亲历感，但不会增加观众欣赏影片的难度，而且能以直观的画面和声音冲击人的视听器官传达影视观念。


从主体上
在小说里“命运”是小说的叙事底色，是叙事结构中推进《活着》这个悲惨故事的动因。小说里提到了不少历史事件，可是这些都非推动情节的最有力因素，甚至就全书的主干情节来说这些大多是可有可无的，“人”才是是主体，因而就主体来说，小说是在描绘一个不幸的个人 余华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生存的空间,从文中我们找不到关于人物生活环境的具体地点,只能依稀猜测是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将生命放在一个更广阔更原始的环境下,使整部作品的风格苍凉许多也有力许多。在余华笔下,福贵所经历的生离死别,虽然能感受到时代的背影,却是模糊的,对他的人生遭遇影响不大,作者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原生态。
电影《活着》的叙事暗线电影《活着》却在着力讲述中国“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的生活。动荡的中国历史使电影更加政治化，而非是探求“活着”。 因而电影更多的在描绘一叶残酷历史。电影中,人物生存的环境变成了北方的城镇,生命在一个更复杂的背景里呈现,自然比原生的环境多了一些社会和时代的内涵。影片径渭分明地打出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这样的字样,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数字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时代特征。在影片中,时代的、政治的符号更为突出,作为背景的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随处可见大炮、大食堂、大炼钢铁等意象充斥屏幕,作为寻求生存合法化的“革命的证明”、城镇居民的身份等也经常出现在人物的日常对话中。电影将福贵所遭受的每一次灾难性打击都与时代因素挂钩,把苦难和死亡处理成必然与偶然的结合。


从主旨上：
小说《活着》切合余华期许的叙事内蕴是“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余华力求平静地用重复的死亡来挖掘“活着”的本能人性的意义和人生的终极欲望，即对于“生存”的本能渴求和对于“活着”最本色的享用和满足。
电影《活着》的叙事归宿在电影《活着》中，徐福贵在影片结束时依然生活在理所当然的“有情世界”之中，影片在一片温暖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氛围中告终，从余华所期许的叙事内蕴来看，电影显然出现了背离。



从情感上
美国华盛顿邮报这样评论小说《活着》的：“《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和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 此处的“生存”恰到好处的描绘了主人公富贵的存在状态。在小说后半段里叙事时间远短于故事时间，特别是凤霞死后，叙事时间的前进明显加快了脚步。故，虽然在故事时间里中间隔着不少年头，但是在叙事时间里，进度非常快，中间铺垫的很少，有种这些人都是奔着死亡去的的感觉，所以会产生悲剧力度强的感觉。正本小说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悲凉情感中。
“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张艺谋给《活着》定义的主题是“活着的还活着,死去的死了”。影片在反思动荡带给人的苦难的同时，又强调了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一种生生不息的活着的希望，这具体体现于福贵这一人物身上，经历过困难的他，仍然将生活的信仰传递给孙子馒头，一家人幸福地生活下去，修改了原作中仅剩福贵一人的凄凉结局，这表明了张艺谋对于生活的希望。电影《活着》不是悲观、阴暗的，而是温暖、明亮的，故事的内在情绪是向上的。

或者，先看电影《活着》再看小说，会是更好的选择。偏偏先是沉浸在余华惨烈的“暴力美学”当中，而后来看被称为张艺谋经典之作的电影《活着》，心中的失落便无可抑制。尽管说，大荧幕的多媒体表现方式，让《活着》更加地形象；但在文字的意蕴深远，却比声色更足以给人独自品味遐想的空间。
《活着》固然叫“活着”，却彻头彻尾地在讲述着关于死亡的故事。绵延的死，不断给生以震慑与鼓舞。“死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是得好好活着。”愈加坚强的活着，便是在愈加惨烈的死亡面前，经受洗礼而伤痕累累地执著着。原本该对着牛儿絮叨的“福贵”，在大银幕上却少了那份经历死亡，超脱，并继续活着的淡定坦然。
由于电影篇幅上的局限，张艺谋不得不在内容上作了删减。关于死亡的环环逼进，被修饰得相对柔和。福贵在影片里虽然还是得面对累及双亲、痛失子女的“惨”；但是同患难的发妻，以及原本给豆子活活噎死的小外孙都平平安安地留在身边，这样的“惨”已经惬意多了。看着福贵的日子惬意起来，读过余华原著的朋友们，想必都会意有未尽的深表遗憾。并非人人都没有同情心，只是将尖锐的矛盾磨平，未免使得“活着”的本质无法得到彻底地剖析。
影片中，有几个经典的细节都惨遭换脸。青黄瘦小的有庆为了救区长夫人，而被活活抽血而死，这是原著中极为荒唐而令人心酸的情节。尽管影片中，铺垫了春生睡着开车，也把睡梦中被撞墙压死的有庆，血淋淋地曝露在镜头前；但“睡眠”和“抽干的血”比起来，讽刺的味道就如同嚼蜡了。
而凤霞难产诞下的小“苦根”，一改无父无母的苦命，叫了“馒头”。要知道，“苦根”可是闹饥荒的时候吃豆子噎死的呀。改了名的“馒头”，不但在姥爷、姥姥和爸爸的关爱下健健康康地长大，甚至每一岁还可以奢侈地照一张相。这一杜撰的情节，尽管体现了家珍对凤霞的怜爱，却又是对“惨烈的死”给了一笔重重地抹去。
当然，在影片中也有几处妙笔生花地改编。从福贵还是纨绔子弟时，片段中便不时出现皮影戏的画音；福贵从偶然闹闹气氛的票友，沦落为靠皮影戏为生的贫民。无论是在战前、投靠了解放军、还是大跃进，都可以听到从福贵瘦弱的身体里，迸发出来的高亢声音。他的曲调在变，为生活所迫要养家糊口时，与玩票时期的无所谓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张艺谋安插“皮影戏”这个线索，把中国经典传统和农民命运相结合，无疑是电影中的一大亮点。而影片中另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片段，实在凤霞生产时，福贵王教授吃了七个馒头而导致失去了拯救女儿的巨大助力。把文革时期，极其荒唐的社会缩影在产房的环乱中，不得不称为点睛之笔。
尽管影片，通过福贵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某些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但还是不足弥补对原著造成的缺失。张艺谋，是个鬼才，他可以把中国农民刻画得有血有肉；可是他也无法在大银幕上完整地诠释余华的《活着》。并非要把剧情照搬照抄，只是相对于小说，电影始终少了一分血淋淋的“惨烈”。

看《活着》，自然会想到《霸王别姬》，同样是这么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同样是跨越了最动荡变化最快的那些个历史时期，人物同样是渺小无奈，在命运历史面前毫无选择（包括《霸》里面蝶衣的死，看似是他自己选择的，其实不然，霸王别姬，不能再重演，虞姬除了永别还能有什么选择？），但是《活着》对命运这个主题上却比《霸》反映得更加深刻（当然《霸》要表达的东西还有别的）。 这部片子和张艺谋的其他作品是最不一致的，除了通过让某个特定场景、道具或意象的反复出现，来赋予某种意义表现作品主题。张艺谋在其他作品中都很惯用一些色彩及视觉效果，从《红高梁》里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梁地，《菊豆》中杨家房梁垂下的红黄布条，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陈家大院那些一排排大红灯笼灰色高墙，《我的父亲母亲》里章子怡身着鲜红色的棉袄奔跑在广漠的草原，再到《英雄》里九寨沟的色彩斑斓，《十面埋伏》里青翠的竹林，到最后《黄金甲》里那些大块大块让人忍无可忍如同吃了肥肉腻得不行的色彩，艺谋老兄已经走火入魔鸟～～～～可是十多年前的张艺谋，在《活着》里，竟然没用这些色彩和视觉冲击，仅仅是看似朴实平凡的场面人物剧情，就能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力量，不可谓是不高明的。 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花了最大精力琢磨处理的就是皮影了。通过一开头就出现的皮影戏贯穿整部影片，其实也就是导演在反复把玩的一个主题－－命运的玩偶。赌馆里，福贵少爷到后台去唱上几嗓子，皮影戏的风格就来个大转变，台下人也跟着乐。福贵哪里知道，龙二正在和赌馆老板串通虎视耽耽着他家祖宅，他的命运也从此将有个大转变，而命运在暗处乐和着：游戏开始了！不仅仅是福贵，很多人都从此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成为被命运手中操控的玩偶，无从选择的一步步走下去。皮影再次出现时，是福贵到龙二家借钱，龙二却把整整一箱皮影给了他，两人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个调个儿的影响龙二不知，福贵也不知，直到多少年后，才知道这只是命运和他们开的一个大玩笑，福贵输掉了家产，也同时输掉了本该戴在他头上的地主的帽子，输掉了那最后在龙二身上开花的“打的死死的”五颗子弹。 福贵的皮影从街道演到国军，从国军演到共军，再演到大炼钢铁和文革时期，他自己也如同身不由己的玩偶在命运中起伏。在影片中，每一次命运的小把戏，都伴随着皮影的特写。国军的刺刀划开白布，福贵和春生被抓了壮丁；共军用刺刀挑起皮影在灿烂的阳光下举向天空，福贵得到了那张支离破碎却恭恭敬敬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革命证明”，而春生开上了“死也愿意”的汽车，后来也就是这么开着汽车撞倒了墙，砸死了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对于有庆的死，皮影戏的象征意义在前面埋了个伏笔，那就是有庆端醋给福贵喝时，福贵喷在白布上的醋，这么蕴染开来，仿佛那块盖着血肉模糊的有庆身上沾满血迹的白布。而那时屏幕上在一旁声嘶力竭叫喊的福贵的特写，身后同样是那幅皮影戏的影窗。 皮影最后在福贵向凤霞大声的说“留不住了，烧！”后，随着跳动的火焰在阳光下扭曲变形。皮影被烧了，可是命运的游戏并没有停止。文革中，因为大夫被关牛棚学生当班，凤霞生产大出血而得不到及时救治，本可以救她一命的王教授却被福贵好心买给他的七个馒头撑得动不了。福贵带着孙子馒头坐在凤霞的坟头前，不停的念叨，我要是没给王教授买七个馒头就好了，正如当年家珍在有庆坟头前不停念叨，我要是拦住你爹不让你去学校就好了一样。命运的强大力量自始至终都没有放过福贵一家，没有放过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张艺谋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每个皮影的细节，每个命运把玩的游戏，不停的展示这种永恒的力量，翻云覆雨，沧海桑田，而一个个这些独立的个体，只是棋子，只是命运手中相互联系的玩偶。 影片最后，福贵把积了灰的皮影箱从床下拉出，打开来，温暖的阳光照射进去，他把小鸡一只只放进去，馒头问了和有庆同样的话，小鸡长大后呢？福贵也答了当年回答有庆的话，小鸡长大之后就会变成鹅，鹅长大之后就会变成羊，羊长大了就会变成了牛。。。。一切开始轮回。。。。。。面对命运，就是这样，我们渺小无奈，我们无法逃脱，只是，仍然要活着，努力的活着，充满希望的活着，因为再无法选择，也要始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影片《活着》的高潮是凤霞生孩子遭遇大出血，大特写镜头逼视下的家珍泪如雨下，富贵与二喜急得团团转，本来被拉来救人的王教授因为一口气吃了七个包子奄奄一息，无法动弹。最终众人只能眼见着家珍惨烈异常地死去。这是火爆煽情、催人泪下的一场戏。但是这场戏与余华原小说的整体立意大相径庭，由这场戏也可以看出一些影片的立意。

这场戏的设定非常明确， 凤霞的直接死亡原因就是文革。富贵一家的苦难高潮也是文革。而之前有庆的死亡虽然是春生的误伤，但其实直接原因是大跃进期间的大练钢铁导致有庆长期睡眠不足，以至于会无法忍受地睡倒在墙根下，造成了死亡惨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跃进，有庆想来绝不能以如此方式死去。如此一来，有庆的死亡是因为大跃进，凤霞的死亡是因为文革。历史在张艺谋的镜头下被简化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富贵一家的不幸死亡事件直接归因于此。这是张艺谋对小说作出的重大改动之一。这也是张艺谋对时代与个体关系之理解。在张艺谋的叙事中，历史没有什么偶然性，历史就像是一个个公路站牌的串联，个体走到了这个站牌底下，就必然会有规定的动作发生。

必须要指出的是，张艺谋的改动，并非是仅仅强化对于恶劣时代的疯狂控诉，影片整体走向反而是喜剧式的。影片收尾于富贵的外孙馒头玩耍小鸡、富贵直接说出“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台词。整个场景表达出类似生活在继续，生命在繁衍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喜庆又温馨的大团圆式的结尾。富贵一家渡尽大跃进与文革的劫波，终于看到光明。

我们不妨再揣摩下余华的小说叙事意图。在小说中，富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平实叙述了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一一死去的过程。有庆虽然死于大跃进期间，但死因与大跃进并无关联。县长妻子生孩子由此引发的权力滥用问题在中国社会具有普遍的历史延续性。凤霞死于文革期间，但与红卫兵学生乱搞无关。确实是大出血而死，但最多不过是医生医术不精，与草菅人命无关。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电影中改为“馒头”）的死，其时代背景已经换作了“光明”的包产到户期间。余华对于死亡、暴力的叙事，与时代相关，但又超越了时代。小说中以平实口吻娓娓道出的极致死亡经验让读者不断地体会生活、生存、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与之对照，张艺谋的《活着》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富贵一家人在两大恶劣的历史事件下的惨境。张艺谋这一次难得放弃了高度造型化的视觉仪态，试图动用一些通俗剧（melodrama）的手法（不过张艺谋没有彻底放弃所谓民族化的器物，他为影片添置了小说中不存在的皮影戏，但皮影戏的功能似乎只停留于民族符号的展示）。造成的效果却是每一场戏都显得非常的戏剧化：富贵的赌博过程、富贵父亲一命呜呼的段落、富贵因为误会打骂有庆、有庆戏剧化地被春生的车压死、大炼钢铁的过程、二喜迎娶凤霞的过程、凤霞的死亡……这些高度戏剧化的情节，有一些确实来自小说，但小说中极致的死亡经验与戏剧化至荒诞意味的情节是唇齿相依的。电影中的这些高度戏剧化的情节，叠加出来的效果是，我们确实会非常关心富贵一家人的命运，也同欢乐也同愁，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是晚间八点档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水平。

叙事结构

在我看来，影片的结构非常清晰，而且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明暗线交织，情节步步深入，环环相扣，过渡和谐而情节丰满。
　　明线则为导演为影片分的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通过这种线型的结构形式，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以线型的结构形式，把人物融入时代背景当中刻画，让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中交替上演。
　　暗线则是皮影。皮影在影片中起的作用，不只有象征人物形象、见证人物多舛的命运的作用。它在实现情节的连接和场景的转换上，在烘托和渲染背景和奠定感情基调方面，有极其重要且巧妙的运用。现我现我结合具体的场景，简要进行分析：

1，影片的开头，当福贵在赌场赌钱时，曾唱过一段皮影。“奴和潘郎宵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此时的他还是养尊处优的少爷，对皮影还只是无聊的消遣和娱乐。从皮影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此时的生活和心理。而赌钱过程中，伴随一阵紧张而激烈的皮影，他输掉了一切，开始了自己命运的转折。此为一。
　　2，接着是他向皮影班主借了皮影，开始了自己的卖艺生涯。镜头由皮影班主拿起来的皮影巧妙的过渡到了他辗转卖艺的场景。“文仲心中好惨伤，可恨老贼姜飞雄”，也是他此刻处境和心理的反映。此为二。
　　3，再接着，影片由一把刀划入皮影的帐幕，场景顿时转变，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被抓壮丁入伍，又为转折。此为三。
　　4，被共产党俘虏，镜头由被刺刀刺着放在阳光下的皮影转换到为共产党唱戏的情景。“广成子拾起翻天印，宝印起处疼煞人。急忙我把二将换，速速逃往黄花山”。他死里逃生，回到了家人身边。此为四。
　　5，大跃进运动了，皮影逃过一劫。他为炼钢工人唱戏，“赤精子使起阴阳镜，宝镜照得月难唤，吩咐一声莫怠慢。”有一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在里面。只是同样在唱戏的地点，他又经历了儿子的死亡。
　　6，文化大革命，皮影难逃次劫，被烧掉。而女儿也在这场“革命”中因生育死去。
　　7，皮影箱子最后成为了孙子放小鸡的地方，象征着新生的力量和活着的希望。电影的主题，便是在这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中，得以展示和凸现。

视听语言分析
视觉：
1，在电影《活着》之中，中国的民间艺术皮影戏被引入，承担了视觉符号这一角色。皮影戏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绕有韵味的民间艺术形式——光影下，纷繁灵巧的皮影人物频繁动作，配以高亢苍凉的秦腔和铿锵紧凑的鼓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把“皮影戏”运用在电影《活着》中，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观赏性和视觉美感。

　　2，光色搭配上，色调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整个影片都呈现稳定的色彩基调。张艺谋特别注重的色彩美学的表现，当然在《活着》里也不例外。同时在光线变幻上极具戏剧的表现力，游刃有余又不动声色的穿插了时空的转换。比如说福贵回家的那一段，他在光线变换中就那样走过了漫漫长途，走到了想念的妻子和儿女身边。

　　3，景别选择上，战争场面使用的大全景镜头，展示了场景史诗般的气魄，表达了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而使用最多的应是人物脸部的特写，刻画强调人物细腻心理，增强影片的感染力。

　　4，造型构图上，很多地方都做的很好，比如巩俐回娘家时渐渐远去的车和那个孤零零的月亮构成的哀伤而凄美的景象。这点不用多说，看看他刚出道时为陈凯歌的《黄土地》担任摄影师时的一些惊为天作的黄土地的构图（比如“祈雨”，“腰鼓舞”片段中的很多场景的绝美构图），就知道追求造型之美对张大导演的一大喜好，也是他的一大法宝。　　　　　　　　　　　　　　　　　

　　5，在美工、道具上，影片跨度时间中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30年，涉及的场景和时代背景纷繁复杂，但是在影片中都处理的很好，无论是40年代的赌场，大跃进时期的炼钢处，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贴满大字报的医院，都做到了妥贴与自然，无造作虚假的痕迹。

　　听觉：

1，最大的特色是民俗音乐的运用。无论是咿咿呀呀的二胡，哀伤绵延的笛音，还是磅礴高亢的秦腔唱腔，都达到了渲染气氛和反映环境，刻画人物心理，照应影片主题的作用。使整部影片既具有独特的风情和韵味，又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基调和艺术触感　　　　　　　　　　　　　　　　
　　2，在配乐（背景音乐）方面，赵季平那具备典型西北风味的配乐，苍凉浑厚哀婉凄切的音律，使影片饱含感情，顺应情节的发展，也调动观众的情绪。同时在音响和音效方面也做的很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节奏与音乐相得益彰，动静结合，使影片紧凑而生动。

　　3，本片在听觉背景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政治相关的两个片段：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时代背景，即过渡时利用当时实新的革命歌曲过渡（比如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好”），同时，几乎在整个过程中，在背景中都有广播的声音一直在讲述那时的相关政策。这不得不说是导演独具匠心的一个运用，片中广播的声音并不是与镜头画面是同步对应关系，但是它却是向观众解释说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将事件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进行，既让观众理解影片的意图，又可以让人们知道更多的背景知识，扩大影片的内涵外延。

电梯：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034597/?start=100　　电影《活着》，1994年出品，制片人：邱复生；编剧：余华、芦苇；剧本定稿：芦苇（盗版碟字幕模糊，不知是否准确。）；电影音乐：赵季平；导演：张艺谋。

　　进入电影，马上就会感到同阅读小说的鲜明差异，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导演和编剧放弃了原作中的“双重叙事”，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 　　小说中的福贵的一生是漂流的一生，有些情节还是“生硬”的，但是由于是双重转述的“回忆”结构，可以理解为小说结构上对作者情景设置的回应。但是电影中就不能这样来解决，因为电影是以共时性的叙述角度来表现整个故事的，而且还要有情节上紧凑和集中。在这方面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福贵被抓壮丁的缘起，小说中是军队到城里的街道上直接去抓丁去拉大炮，而电影中是福贵去各个地方巡演皮影戏，在乡下遇到了国民党的流军被抓去的，在情节上就要合理的多，为了情节的连贯，电影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从赌场中的皮影班主龙二诈取钱财到电影结束时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到早已经空了的皮影箱子里，皮影作为命运的缩影，活着的见证已经和整个电影密不可分了。 　　福贵是一个败家子，然而由于命运的际遇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 ——皮影。被抓了壮丁的时候，福贵拼命保住了皮影箱子，因为“还指着这养家呢，这是借人家的，得还。”这时候福贵在乱军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在被 ***的军队抓住后，小战士用刺刀轻轻穿透了皮影，在阳光下细细端详，这一箱皮影告诉了***的军队，福贵是劳动人民，福贵由此给解放军唱戏，拉车，也算是参加了革命。此时的福贵已经在命运的水流中如一片枯叶流转了，看电影版的《活着》就是在看命运带给了平凡的人生什么，电影版更加突出的是，命运的悲剧不是无原因的，人为的命运的悲剧也许才是更大的悲剧，在一个个“伟大”的时代中，人是如何的努力也难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人的徒劳，人的无奈，人的卑微的欲求——活着，是如何的被践踏。或许，余华在小说着力淡化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在电影中又被还原了。也许这才是电影无法在大陆公开放映的关键所在，而沉于哲理的小说，终于在1998年在大陆出版了。 　　皮影或许更能代表福贵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连皮影上的铁丝也要拆下来取炼钢，“制造解放台湾最关键的两颗子弹”，于是才有了福贵去工地上的唱戏，才有了妙趣横生的小有庆的形象生动地刻画。陪伴福贵几十年的皮影终于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但是皮影的箱子还在，小孙子的小鸡还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就像福贵的人生，不断经历惨痛的种种的打击，命运已经千疮百孔，福贵依然平凡，依然活着，依然坚持了太过卑微的希望——活着。 　　当福贵将小鸡放进箱子的时候他又说起了和有庆说过的那段平凡朴实，又满含辛酸的希望的话：“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于是小馒头像有庆那样问道，“牛长大了呢？” 　　 那时福贵对有庆说：“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这一次福贵却回答说：“那时馒头也长大了。” 　　福贵缓慢的期许悠悠穿越了历史，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是呀，馒头总会健健康康地长大吧。 但愿。

　　活着不是福贵的专利，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家珍、老全、春生、镇长、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往往不肯将幸福给予善良而又卑微的人们。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 “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 　　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的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 　　文革中，春生的老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福贵是老百姓，他们又何曾改变了善良的本性。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就是温情吧，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 　　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中了流弹，死掉了。 　　这是电影中的人生。　　

　　同小说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什么不同， 　　小说中有庆之死是由于人性的卑劣——由于有庆的血型和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一样——小小的有庆被抽血至死。 　　凤霞的死是由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自然也没有什么王教授。 　　老全的死是事出偶然。 　　春生由于文革中的折磨得自尽了。也没有几次三番上福贵家致歉的情节。 　　家珍死于疾病。 　　二喜死于事故。 　　馒头（小说中叫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 　　小说中只有福贵自己活了下来。 　　阅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的风格之下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的倾向，同命运联系紧密，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绪的张扬，相比电影，人面对的处境似乎更加残酷，但是却有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倾向，双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给语言造成了一种距离感。 　　而电影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小说充满了温情是人的自发行为（小说中的福贵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层次和电影中有相当的差距），而电影中则带有互相扶持的意味，电影中的温情更加自觉。小说的笔触是相当冷静和有距离感的，电影中却多了一种向我们的处境发问的执著态度，虽然电影的视角是小人物的，而这些善良的小人物也没有向命运发问的勇气和意识。电影上有许多细节是很戏剧化的，这点由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加以鲜活的表达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厚重有质感的段落由于平淡的情节和舒缓的表达是不适于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贵家的生活）。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比较上可以指出的还有电影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许多情节是喜剧的，但是笑声中是含着眼泪和辛酸的。黑色幽默就意味着反讽和沉重（这后一点可以将本片和冯小刚的贺岁片区别开来），而这正是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缺少的形式，很高兴看到电影版的《活着》做到了。黑色幽默还意味着一种反抗的嘲笑的超越的态度，虽然作品是如此规矩，如此的老实。 　　电影和小说的比较中，电影的优势和小说的优势同样明显，演员的表演，语言的感觉，速度、语气，布景、音乐……本节基本上限于剧本和小说文本中的比较，但是有的部分不得不借助于电影的特殊性。电影的对白中蕴含的精彩细节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将电影有限的容量拉得无比巨大。 　　在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没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应为小说的叙事策略造成的，和小说的整体风格和表现意图是统一的，但我更愿意将这作为电影版的优点加以赞扬。 　　春生是鲜活的，他对于汽车的热爱在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体现了编剧的逻辑力量，在后来有庆出事故的时候恰恰是“汽车惹的祸”（虽然从深层次上说是失去理性的盲目纯真的狂热惹的祸，是时代惹得祸，是民族性的积淀惹的祸）当春生狂怒着说：“不坐了”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愧疚和真实。 　　有庆和凤霞的姐弟情深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小小的有庆和几个欺负姐姐的小孩在扭打在一起，当有庆将面条倒在“坏小子”的头上，当凤霞去砸汽车的玻璃的时候…… 　　在有庆、凤霞，福贵、家珍一家的亲情的细节的精细设计上，我承认我比起小说更喜欢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因为和小说的距离感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真切和热度。 　　或许这是因为电影是表演的，表演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超越，我于是不喜欢书中一位和一只垂老的黄牛一起耕地的老农民几乎不含任何情感的客观叙述。我更喜欢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味和超越意味，或许还有一点机智意味的艺术品。

　　我下面想说到的是反讽与电影中的两种逻辑。《活着》这部电影中充满了反讽，有一些是从小说中脱胎而来，比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的三炮解放台湾论，但是书中比较含蓄，只是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羊棚里。”到此为止了。电影中镇长却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可以看出，电影版的语言中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一种玩笑的气质，一种昂扬的精神。我把这样的“夸张”叫做“反讽”。按照现实的逻辑来看，就算当年的人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他也明白这是虚妄和“自我乐呵”（自欺欺人），但电影偏偏就把这演成理所当然，这就是拍电影的不安分，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假定使用了这种原则）还有超越的幻想。 　　小说中这样的地方在幽默中又饱含着辛酸，实在是电影的光华的闪现。类似的地方还有皮影戏的铁丝可以做成解放台湾的最后两颗子弹，当福贵好不容易想办法把皮影保住了之后，“小告密者”有庆大叫，“不解放台湾了？”镇长乐呵呵地只是说，“台湾是要解放的，要解放的。”走掉了，大家都明白，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叫做生活逻辑或者老百姓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叫做革命的逻辑，在各式各样的反讽中，都贯穿着这两种逻辑，这些地方才是电影和小说最不相同的地方，也是电影中最为精彩的地方，看到这里时，只懂革命逻辑的大可慷慨激昂，而两种逻辑都懂的人大可会心一笑。 　　再试举几例两种逻辑和反讽的运用。我们就可以看到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哪一个更有效，为什么我说这部片子的最大力量（或许也是无法公映的原因）在于这两种逻辑的较量，在于黑色幽默的反讽。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镇长到福贵家要福贵烧掉四旧（皮影），福贵为了保住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想出了主意——他竟然要用这些皮影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这是典型的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冲突，结果呢？皮影被烧掉了，革命逻辑胜利。 　　在凤霞和二喜结婚的时候，大家齐唱革命歌曲，手捧红宝书在“东方红”号上照全家福，福贵和家珍收到几十本毛泽东选集……最有趣的是二喜在把凤霞接走的时候，对着墙上的主席像说了一句话（极其郑重其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然后对着福贵和家珍（双方笑意盈盈）说：“爸、妈、我把凤霞接走了。”两位老人连声说：“好、好” 　　婚礼后春生带来礼物祝贺，家珍还没有原谅春生，嘱咐福贵将春生的礼物退回去，福贵一脸愕然地举起了一幅主席像……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和谐统一。 　　最后，当春生被打成走资派，二喜将这个消息告诉福贵时，说到：“咱们跟他可要划清界限呀。”福贵一愣，马上说道：“有界限，有界限，一直都有界限。”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想要自杀的春生彻底得到了家珍的原谅。他们告诉春生，要活着，“在怎么着你也得忍着，熬着，受着，活着。” 　　这里，革命逻辑遗憾的失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逻辑是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存在，而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往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在做出怎样的选择。 　　其他的幽默和反讽还有，但我想我不必再举例了，假如我相信革命的逻辑，站在那一边，也许会永远“胜利”，相反，生活逻辑总是处在弱势一方，常常失败，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当然，对这些情节的处理和看法很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我且引王小波先生的一句话，“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说这些地方是绝对的现实主义，我没有这种经历，假如你有，我亦只好同意。 蔷薇岛屿节选部分文字录了一期广播：http://site.douban.com/blooming/room/1201117/

这是一部安静的影片，不曾出现多少大哭大嚎、大悲大戚和竭斯底里，仿佛只是一段主人公福贵一路走来的注释。 片名为《活着》，可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却是接踵而至的死去，主人公福贵先后在民国失去了父亲，在内战中母亲逝去，在“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女儿。每一次的死亡，看似意外，但冥冥之中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动荡、抑制的时代，是对生存在底层的百姓无情的掠夺，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从形式到内在实现，一贫如洗。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始终怀揣着海市蜃楼般的希望，踩在现实的浮冰上。无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后，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长耐心，在窒息状态下延续生存。生命如同一块海面，对所有的惨剧照单全收。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扭转过来了。 这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一种真实、麻痹的生活状态。按这个定义来说，我们每个人成了受虐狂。 由是，观众，不仅是旁观者，也是套入这个故事中的一员。每个人的自身，既是历史铺展开的卷轴，又是受历史牵引压榨而生的产物。现实没有为人们怎样活着提供选择，而每一步前进的步伐都成了一种必须。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影片平实、朴素的记叙与情节保持了一致，场景永远是灰蒙蒙的，一如那个荒谬的时代和蒙昧的社会。葛优饰演的福贵，表情和动作维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活灵活现地叙述出了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身上那种自然而又悲哀的耐性，在被迫面对各种失去后，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仿佛领略过了生命的各种真谛，但最终兴许还是归于无物，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人世，又赤裸裸地离去。 情节上，张艺谋在原著的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处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插入了一些新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的过程中并没有王教授这个角色。但是引入王教授这个角色，更加直白地揭开掩藏在凤霞之死背后的隐情。观众在经历过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下，看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 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动，是福贵谋生方式的改变。从小说中福贵向龙二借了两亩田过活，变成了向龙儿借了一副皮影戏做流浪艺人。皮影戏又至始至终贯穿了整部影片，恰恰将小说的农村背景搬到了城市，开拓了视角，利于电影语言的表达，达到了更加平民化、普遍性的效果。而给我的理解，“皮影戏”的意象又可以有一种人生如戏、悲喜皆空的意味。 电影将有庆的死因由原来的为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疲劳中被拉去学校做工而导致被春生撞死。揭开有庆裹尸布的血淋淋的一幕，将人物的悲惨性充分视觉化。虽然不及原著的情节在政治上那么尖锐，但是学校逼迫学生搁置学业投入全民大炼钢，在另一个层面上投射出大跃进背景下至上而下的思维模式的荒谬和行为方式的粗糙，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的伪科学路线以及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肆意横行。与之前工作人员来福贵家中收铁器有庆翻开福贵放皮影的箱子提出箱子上的钉子和皮影上的铁丝也是金属又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相较之下，改动之后的情节避免了绝对化，更显意味深长。 在结尾也有大手笔的改动。原著的结尾是这样的：凤霞难产死了，她的丈夫在打工的时候被石板压死了，二喜的儿子由福贵养着，后来吃豆子撑死了。福贵的家人全都离他而去，只有一头老牛伴着他，他说：“人嘛，就是要活着。” 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悲剧而变态，在苦难深处，反而不知为苦。只有沉醉于苦痛，所有的伤口才会不药而愈。 然而电影的结局显得温和得多，凤霞死后，她的儿子取名为馒头，福贵和家珍带着二喜和馒头一起生活下去。这样的处理使悲剧停留在一个适可而止、容易让人承受的范围之内，使观众的视角从纯粹的悲剧更多地转移到生命和历史的关系上。 有几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当年儿子问福贵：“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有庆的回答是“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结尾处，孙子再次问起他同样的问题，他不再回答“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改成了“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对社会寄托的塌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语美好梦想的粉碎，而后生活最终还是落实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这就是活着最坚实的表达。 还有是福贵和春生在战场上面对尸横遍野的情景，不像其他大多数电影，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悲伤，而是惊讶，这种情感也许是面对死亡更直接更真实的感受。他们目瞪口呆地说“家里人都不知道——就这么死了”，“福贵啊，我们可得活着回去了”，“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呀”。 “好好活”这句话深深刺到了我的神经。这是每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愿，但是“好好活”的标准又因人而千差万别。而作为生活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标准始终在不断放低，最后完全依顺于麻木与不幸的世界。 这部平静的影片却被列为中国十大禁片之一，在意识形态上强行批注了“不和谐”。时至今日，这个国家已经有勇气承认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但是又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得彻底呢？既然有勇气面对过去了，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没有勇气面对现在改正现在呢？ 因而面对历史和现实，除了付诸一声叹息，还能说什么呢？ 面对充满苦痛的“活着”，又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