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仍是朋友

我对迎春有些理解不知大家怎么看，回娘家那回她曾对王夫人说：我就不信我的命这么不好，从小没了娘，幸而到婶子这边住了几年谁知偏又是这么个结果……这段话首先分析语境情感有些奇怪，感觉她并不是从小在荣国府长大的，是后来搬来的，如果她就是荣国府的小姐，为什么说幸而?这里不就是她家吗，住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按吴氏来说，她原本是宁国府的那就说清了。还有那句我就我不信我的命这么不好，当时我觉得矛盾，这种不信命的话不该是探春说出口吗，看了吴氏突然想明白了，迎春情榜上是情懦，考语是才德不能兼备，懦弱一生诟病，固曰情懦。才德无法兼备显然是说她有德无才，迎春有时候避让不完全是懦弱，还有善良，她认为她在行善，比如奶妈的儿媳那么过分，迎春还说让她去歇息，对她倒好。在迎春的重头戏这回竟然出现了一本迎春读的书《太上感应篇》可见这有多重要，感应篇是一本讲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的道家经典，被称为古今第一善书，迎春就是想成全他人，自己安稳度过一生，可却遇到作贱女性的中山狼，这几乎扭曲了迎春的世界观或者说违背了其信仰，所以她不愿相信这残酷的命，可事实是最善良的迎春偏偏就是最薄命的那个，花柳般脆弱的迎春偏偏被相貌魁梧，体格健壮的孙绍租蹂躏，婚后一年便赴黄粱。

讲述科索沃战争期间，一个塞尔维亚家庭的一场葬礼，一个阿尔巴利亚家庭的一场婚礼以及两个男孩的冲突和友谊。影片开头的时候，内纳德说他没有朋友，而最后转学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黑板上写着“我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想起了阿什金瘸脚拄着拐棍爬到大钟边，透过缝隙将巧克力塞进大钟里，最终让内纳德得救。巴什金最后的举动多少出乎意料，内纳德如果死在大钟里似乎更能凸显战争和种族仇恨的残酷。两个男孩再见仍是朋友，是否也是两个民族和解的希望。喜欢电影朴实无华的画面。

前南国家的电影，看过几部，比如大名鼎鼎的《暴雨将至》，以及库斯图里卡的一些作品。本片有着一脉相承的说不出的粗糙质感（非贬义）。

本片其实适合作为电影课的分析素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对立关系，说是对立，其实有的是矛盾，有的只是单纯的对比：

1.民族对立，这个不用多说了。尤其是喜气洋洋的阿族迎亲车队经过灰溜溜的塞族黑衣奔丧者队伍时。

2.宗教对立，这显然是民族对立伴生的。

3.生与死的对立。

4.喜事与丧事的对立。在黑袍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神父将受伤男孩交给戴白帽信绿教的阿尔巴尼亚爷爷手上事达到高潮。

5.科索沃乡下与首都贝尔格莱德“洋气”的对立，无论是整体面貌、学校教室环境等等，都有着天壤之别。

6.阿族小孩虽带有敌意，却和小男主一起玩耍，对比首都学校的同民族男孩将小男主称为“阿尔巴尼亚人”的歧视。

7.头尾两次同题目作文《我最好的朋友》对比（虽然有些刻意）

8.父亲有骨气地拒绝为科索沃伪政权效力，与“塞奸”警察头子严查本族人的对立

9.父亲开始瞧不起逃难去首都的姐姐，最后却一道去了贝尔格莱德的对立

10.阿尔巴尼亚牧羊男孩被塞族人杀害了父亲，自己差点间接害死塞族人儿子的对比

11.阿尔巴尼亚牧羊男孩前后思想与行动的对比

另外，除了对立，片子也有些隐喻。比如小男主的衣服裤子被河水冲走，为什么是红色上衣和蓝色牛仔裤呢？个人认为，这就是塞尔维亚国旗的主色调，暗喻了塞尔维亚主权的丧失。

以及，片子的描写还算含蓄，“冰山在水面之下”的部分，可以自己思考。比如父亲这个人物的性格，酗酒加暴力，抽孩子的皮带应该就是后面解下来系在儿子肥大裤腰的那条。他怎么来那么多枪？他的妻子是死了还是离开了？这些留白可以给有兴趣的观众思考。

有评论说导演有塞尔维亚立场，总体来看，片子还是主旋律的，倡导民族和谐相处。不过本族立场也不是没有，比如牧羊男孩被逼问受伤原因时，俩亲戚明显就是阿尔巴尼亚黑帮形象嘛！

最后，直译为《飞地》比《再见还是朋友》要好。

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题目司空见惯：《我最好的朋友》。内纳德的作文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头：“我没有最好的朋友。”

他端坐在原木色课桌后面，洪亮的声音带着些许回声。偌大明亮的教室里只有他和老师两人。放学后，他乘坐装甲车回家。

内纳德，10岁，塞尔维亚男孩，生活在饱经战乱的科索沃。影片《再见仍是朋友》正是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以儿童的视角展现这一动乱地区人们的爱恨悲喜。

长镜头的下的科索沃荒凉萧索，轰隆隆的装甲车似乎在提醒人们战争尚未远去。

上世纪末，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推动下，爆发了科索沃战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最终败下阵来。由于历史原因，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矛盾最为尖锐。战后，为了重新建立和保持安全的社会环境，1999年，在联合国的委托下，由多国组成的约50万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进入了该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的200万居民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其余是塞尔维亚族等。因此，影片中，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为了保护全村唯一的塞尔维亚男孩，必须每天接送内纳德上学放学。

内纳德的家境比较贫寒，父亲沃亚务农，爷爷卧病在床，姑姑在逃到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纳德每天都与同坐装甲车的牧师玩游戏，与爷爷下棋，但他更渴望同龄的朋友。

两个阿尔巴尼亚的男孩总是向装甲车扔石头，内纳德总是远远地地看他们踢球玩耍。有一天，学校唯一的老师离开了。内纳德和两个巴尔巴尼亚男孩成为了朋友。

孩童的世界里一切都很简单。“你就说我们是塞尔维亚人。”“我的奶奶是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男孩请求内纳德带他们坐装甲车时随口说道。他们在装甲车里“勾肩搭背”，一起捉迷藏、游泳。

“孩子王”巴什金却不一样，父亲死于塞尔维亚人之手，让13岁的他眼中多了仇恨。而更加复杂的是成年人的世界，政治立场、民间舆论和个人选择，让科索沃的各族人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影片用中立者的旁观眼观展现了他们生活的点滴。沃亚因为用猎枪保护耕牛而进了警察局；巴什金的哥哥结婚，其家人数枪齐发以庆贺；警方希望沃亚来警察局工作，使之成为民族双方和解的象征，沃亚拒绝了……

科索沃尽管战争已然结束，它在人的心中激起的波澜却久久不能平息。“我没有杀任何人。”内纳德从阿尔巴尼亚男孩处得知巴什金的父亲的事时说。我们常说“不忘历史”，是要以史为鉴，那些民族和个人的错误、对私利的贪婪曾为人们带来过灾难，受害者需要被安抚，错误警示人醒悟和改过，亦需要让后人谨记，不让灾难重演。然而，仇恨比反省更让人难以自拔，对仇恨的执拗常常如利欲一样蒙蔽双眼，人与人被分隔开来，势不两立。而我们是否想过，以此为内核的教育和政治环境，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的儿童，进而影响着未来。

巴什金举着枪不准他去请神父为过世的爷爷料理后事。他开了枪，伤到了自己的腿，也把内纳德困在了一口大钟里。回家后，巴什金告诉爷爷是塞尔维亚人伤了自己。

阿尔巴尼亚人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墓地和钟楼。巴什金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内心千回百转。一夜没合眼，他杵着双拐，来到已是灰烬的钟楼旁，拦下装甲车救出了在大钟里困了一天一夜的内纳德。

四目相对，在他们的目光中没有偏见和仇恨，只有对彼此的关心、挂怀，一份友谊。“记得回来。”巴什金挥着拐杖对渐行渐远的装甲车喊道。一直以来，陪伴他们的是太多的政治立场，太多无法理解、却被灌输为非黑即白的差异，而这一刻孩童间的一份真情，竟然毫不示弱地冲破这一切。荧幕前的我们，忽然为这原初无杂、几乎被遗忘的强大友情倍受感动，与装甲车中默默落泪的内纳德一起泪目。

孩童的这份真情是希望所在，它简单，却并非软弱无力，它超越狭隘、偏见和仇恨，却为我们所看轻。我想这是影片所想要表达的，相信我们能找回失落的东西，心怀希望的导演也给出了意味深长的结尾。

内纳德和父亲也搬到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在新学校的第一天，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我最好的朋友》。调皮的男孩听说他来自科索沃，嘲笑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引得全班哄笑。后来男孩更以此为名称呼他。内纳德始终一言不发。他最好的朋友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不辩解，冷静的目光中既有坚定，也有一丝哀伤，却充满勇气地承担起这个名号所代表的偏见。

在科索沃地区的一个小地方，只有十岁的Nenad和他的父亲、爷爷，还有东正教的牧师和30岁的教师几个人在这里生活，Nenad是学校里唯一的学生，每天都由维和部队的车辆把他从父亲的农场送到学校，Nenad渴望有同龄的孩子与他一起玩耍。一天，他从装机车的缝隙看到了两个与他同龄的阿尔巴尼亚男孩，其中十三岁的牧羊人Bashkim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因而他痛恨塞尔维亚人...

战争的代价和残酷，历史上有太多发人深省的前车之鉴，最近的一次就是叙利亚的内战，导致数以万计的难民不惜舍身犯险远走他乡，欧洲高度文明的民主思想和圣母情结，怀有人道主义无常无私的接纳，所做出的人品高尚的决策和判断，却难掩因彼此文化习俗的差异所带来的偏见和矛盾逐渐激化的势头，引发了一系列尖锐严峻的社会问题，当然，因为人性的光辉，每个人都会很单纯的希望，人类之间能克服各种身份、种族、宗教的隔阂，团结、友爱、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但从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来看，这并非是一个能轻松实现的愿望，甚至会让人有点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