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影片开头，牛爱国和庞丽娜在民政局领结婚证，“你们为什么结婚？”“我们说得着。”“详细点！”“话还没说，就知道对方心里想的啥。”可后来“没人说个话能把人憋死”是他们离开对方的理由。

十年的婚姻生活是什么让磨损了他们的感情？就像章诒和说的：“项链变成钥匙链，面纱变为抹布，香水成了油烟，诗集成了帐本”，憧憬的浪漫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成了平庸。刘震云曾解释：“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几千句里，基本上都是废话，但他真想说一句自己内心的话，却是很困难的，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听他这句话，并且听懂这句话的这个人。”在巴别塔困境里，当交流失效，精神无法契合，孤独便成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常态。中年人的婚姻危机，不过是这种孤独的一面。

东晋王子猷在茫茫大雪之夜，驾舟百里，前往阴山拜访好友戴逵；北宋的苏轼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在深夜邀来知己张怀民，畅游承天寺。现在我们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多，但彼此面对时却常常无话可说；我们有代步工具通讯工具不可谓少，却感觉越来越陌生了。

那天我们在阳台闲聊，他说很怀念那个写信的时代，上学时最开心的事就是收到来信，有时候信里会有暖心的问候，有时候信里抄着几段汪国真的诗，那是青春的秘密。但是我们对面坐着，却在各自刷着手机，手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成了吃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看不到一起，就快睡不到一起的夫妻。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中年人的困境和残酷就在这句话里。

——谈刘震云小说的两部改编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

小说的真实

小说操控的是文字，文字乃一种表意符号。符号的真实与现实无关，而来自于内部之差异。因此，小说的真实不会仅依托于叙述内容上的真实，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言的小说中的叙述要与现实生活相符合。这乃一种相当低级的现实主义式的美学要求，混淆了文字表征现实时发生的本真作用与小说这个文类自身的特质。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结尾，大师飞过彼得堡城市上空的段落显得无比真实，如同影像一般历历在目；但不凭助外力御空飞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定下的规矩，这些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的段落便是虚假的。但每位阅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都将信赖自己的阅读感受，并提出驳斥：小说中的“黑猫”比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都要真实。

小说的真实并不是以照搬现实生活为准则的，它有其内部建构真实的规律。小说既然作为一种文字的表达，我们就应该先从文字自身的特征中去发现这种真实到底从何而来。语言由两部分组成：表达声响的能指和表达意思的所指，阅读的过程不是“看”文字直接明白意思，而是先通过辨别文字的形体，在脑海中联想起相应的声响，然后才获得意思。概言之，我们是通过声音来获得文字表达的意思。

同时，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本质差异在于小说独有一位叙述者，这是另外两类文学类型所没有的。我们在小说阅读中听到的声音出自这位叙述者，而不是像大家惯常所理解的乃是小说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发出的声音。诗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召唤，某种灵的作用现身于诗人身上，借助于他的身体发声。因此诗人在诗歌中既在场又不在场，他显得不由自主。而散文发出的声音确乎就是作者的声音了，因而要求着一种绝对的真诚。

因为小说的根本特异在叙述者，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字表达离不开声音，因此，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真实不是来自于叙述内容上还原的现实真实——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乃是源于低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偏见——而是那位神秘的叙述者在声音表达中的真实。小说的真实，乃是一种声音的真实。小说家在何种程度上将叙述者发出的声音打造得真切与诚恳，小说的真实就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电影的真实

电影的真实是与此不同的。电影使用着实际生活中“现成”的物：出现在镜头中的物像元素都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场景、物或人，它们并不像文字那样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呈现。电影要获得真实感，首先依托于现实之物给人的真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变换出的真实感。这也是为何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真实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越来越向着现实生活靠拢。

最早的电影是在片场通过布景拍摄的，环境乃是重构的环境，电影仍然将自己的真实观依托于戏剧建构的真实观中，而没有脱离出来。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爆发的影像革命，电影人开始将摄影机搬上大街，于是现实的街巷取代了片场搭建的布景，“现成”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非职业演员“表演”的舞台。电影的真实观在此发生了一场真正革命，此后电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都拜技术所赐）——同期录音取代了后期配音，手持摄影取代了笨重的镜头推移，电影的临场感越来越为观众所需要。

电影的真实开始从原先依附于文字的表意符号真实（戏剧）走向了自己的真实：它以现实生活的质感和密度为衡量准则。（在此我们排除了那些重新将“现成”的生活当做符号来建构的另类电影，就像前面在谈论小说的真实时排除了内容上的真实确实能取得的那种低级真实。）电影越像我们实际体验的日常生活，电影就越显得真实。侯孝贤深谙此道，当然这种真实一定来自导演自身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真实，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形态可以来做基准。

从小说的真实到电影的真实

因为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如此殊异的运作方式，直接将小说中的真实转制为电影的真实，可能遭遇到根本的问题。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觉得如此糟糕的原因：一位只能在街边靠卖摊饼维生的中年妇女缘何每次和别人谈话，去的不是高大上的西式餐厅就是文艺范十足的咖啡馆，这难道不让人觉得奇怪吗？或者那位深陷绿帽危机的丈夫整天跟踪妻子形踪，难道不用顾及现实的工作以及维生的家用吗？

这是我们按照常识能直接判断这部电影虚假的地方，而常识来自于大家所共享的一套现实生活经验。我们之所以能用现实经验来判定这部电影，乃是因为电影按照一套现实生活的规则建构，导演想用影像来还原现实的真实。原因不在于小说家刘震云已经缺失了洞察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这还是其次的——因为小说在叙述内容上的失实能够通过叙述声音的真实来进行弥补，比如在荒诞小说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内容自然是与现实脱节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实保证了读者阅读体验的真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导演用何种方式将剧本转换为实际的影像。

从此点看，便显得相当有意思。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剧本出自其父之手。当然，我们可以猜测电影中失实的情况在原先的小说中就有，刘震云作为一位相当忠诚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家和编剧两种身份间平滑移动，因此《一句顶一万句》的剧本绝对忠实于原著小说。但这尚还不构成问题，构成问题的是刘雨霖在导演这个剧本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照搬”现实的轻松手法，而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带着浓厚的荒诞色彩。

仅从内容上来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是不太真实的，它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来写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诚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读者最后读到的小说仍然显得真实，这是一种阅读过程中感知到的真实。因而，当刘雨霖用“现成”的物来还原小说的时候，真实观转置到了对现实之物的直观中，观众自然会以现实生活中累积的经验来判定电影的真实与否。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失败之处于是显露出来，它混淆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本质上不同的运作方式。

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样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剧本也由小说家本人亲自操刀，但为何这部电影没有给我们失却真实的观感，而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却显得如此溃败？原因很可能是冯小刚将剧本转化为影像的时候，用了非常形式化的表意方式。这一点看过的观众都已经知道了：电影史无前例地使用了一种圆形的画框，并在不同的时刻巧妙地变换画幅，而在环境的使用上，相当原始地采用一种重构的环境，而不是新现实主义那样直接显露真实的现实环境。这与《芳华》是一样的，两部电影用一种“假“的环境来表达一个“假”的剧本，而结果是两部电影在影像中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真实。

冯小刚成功了，因为他不自觉地区隔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但刘雨霖失败了，即便她的父亲将最好的小说留给了她，并全力操刀剧本。刘雨霖没见到小说与电影在获致真实感上的差异，继续机械地将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转制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根本矛盾因此发生：电影既没有获得电影自身可能具有的真实感，同时也没能保留住小说中的真实。改编此类小说的方法，无论是用表意还是形式化的手法，只要不是现实主义的，都将避免掉观众对虚假的责难，不经意间可能还会留存小说原本的真实。

虽说电影并未像小说那般准确地阐释了名字到的含义，但它所展现的观点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尽管电影取景于新乡，许多台词场景可以成为新乡观众的谈资，但我和朋友看完之后，一种压抑感笼罩在我们上空。
电影伊始，民政局里，一对夫妻来离婚，原因是结婚一个月到今天才说一句话:“离婚！”紧接着，牛爱国和庞丽娜喜滋滋地办结婚，他说：“我们有话说。”可是，他们并没有躲得开七年之痒，十年以后，他们也沦落到没话说的地步，庞丽娜甚至找了另一个有话说的有妇之夫，两个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变。朋友之间如果没有了共同的话题关系就会疏远，更何况是要同榻而眠的伴呢？
电影还有一点十分引起我共鸣，就是撕结婚证，我打小的印象里爸妈的感情就不好，老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结婚证不知道撕了粘、粘了撕，折腾了多少回。平常夫妻是不是冲动地以为撕结婚证就可以撕碎束缚彼此的关系？可是沉闷吵骂之余，如果真是触及到了本质问题，彼此的真正关系也就渐渐荡然无存了，有本又何用？
所以，经营婚姻是一辈子的事，需要智慧，在没做好准备之前，切勿急于成家。

　 《一句顶一万句》应该是刘震云最牛的小说了，听说冯小刚想拍这个，他没给，给自己女儿了。可惜他女儿没有拍出书里要表达的感觉，没有那种荒诞感，马上变成了平庸之作。书里很多经典句子我以前都做了摘抄的：
1、 世界上有一条大河特别波涛汹涌，淹死了许多人。这条河叫"聪明"。
　 2、 有些人说得着，有些人说不得着;有些人现在说不得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得着。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过一辈子是福分，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亲人。
　　3、 世界上不存在大智慧，就像世界上本不存在才华这两个字，也不存在事业这两个字，存在的是琐碎。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情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
　　4、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5、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
　　6、 你的生活环境决定着你的话语权，而这个生活环境且不是一成不变的。
　　7、 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8、 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
　　9、 神父在黄河边碰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劝杀猪匠说你要信主，杀猪匠说为什么要信主?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去李家庄杀猪。
　　10、 话，一旦成为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11、 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12、 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
　　13、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14、 人分这么几种：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知心朋友。"朋友"不在当面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几个。
　　15、 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有些事你气着气着就成了另一件，
　　16、 "朋友"不在当面表白，而是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过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

2016年的中国影坛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年份，不仅电影票房增幅大大回落，民众的观影热情大不如前，上映的华语片大多数也都令人失望，有水准有口碑的佳作寥寥。但是，当笔者观看了著名作家刘震云编剧、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的《一句顶一万句》，顿时觉得，有这部作品在，2016年还不算是彻底令人失望，本片的叙事、表演、内涵以及导演水准都堪称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所触及的当代中国人的婚姻和情感话题更是有许多触动人心、引人思索之处，同时会带给观者以精神疏导和抚慰，而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故事和角色能够吸引观众，同时也给观众留出了分析思考的巨大空间，隐含着中国人日常情感世界背后令人细思极恐的真相。如若单就故事来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个真正聚焦普通人情感的无华之作，但在影视化的改编后，电影给人最为直观的感受却并非是那源于生活的质朴，而是一种与导演年龄不相符刻意粉饰后的老气横秋，以此本当用生活所孕育的金句也变的尴尬做作。“我们航行在生活的海洋上，理智是罗盘，情感是大风。”这句话来自于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为什么看这部电影会想起蒲柏这句话，因为比起很多饱含情感的诗人，蒲柏的风格，清汤寡水，语句工整，情感内敛，但很多都蕴含了丰富的哲理，他是一位格言大师，牛津语录词典中收录了212条蒲柏的作品精辟语录。如“只有少量知识是危险的”，“人皆有错，难能宽恕”，“正确的学习造就男子汉”这些，都是蒲柏的。
我尤其不喜欢“绿帽子”这个词汇，不是杞人忧天怕被扣上那么一顶，而是对“绿帽子”引申出来的畸形文化深恶痛绝，如果上苍给我从字典里抹去三个词汇的机会，我第一个就想抹掉“绿帽子”。中国人一旦被扣上绿帽子，第一反应不是反思婚姻中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去谋求解决之道，而是找刀子。似乎只要女方一出轨，就是潘金莲，而男方唯武二郎一条“大义灭亲”之路可走。影片改编自其父亲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著作。原作被称为中国版《百年孤独》，描述的是一种刘震云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众所周知，越是丰富的故事反而越难改编。更何况原著作者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时间跨度从民国到现代，设计到一百多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又形成一个繁复的回环，由此可以想象到影片的改编难度。于是，导演就从中挑选出牛爱国姐弟俩表现小人物的爱恨纠葛和激烈的内心世界。刘震云的作品不必多说，《手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等作品都搬上银幕，还有过几天那部《我不是潘金莲》。他的写作风格，就是那种倚重生活的描写，带出了各种各样的主题，或者揭示或者批判。但这部《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呈现的感觉有些不一样。电影的主题基调其实就是两个字：冷静。不仅仅是对于电影的整体风格，也是对于电影的主角的心态。作为一部生活气息很浓厚的作品，个人认为，生活类电影，在这个市场上必须要有一定的话题性作为立足点，不但可以突出话题之下的生活质感，也能吸引观众眼球。如《一年到头》中的春运、《无形杀》中的网络暴力、《我是植物人》中的医疗黑幕等等，就连同期的《盛先生的花儿》也是因单身女子意外怀孕而引发的事件。
电影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牛解放看到妻子庞丽娜和蒋九约饭，并不确定两人有何“奸情”，他既没有上前质问，也没等回家考证，而是跑战友哪里，说要杀人。这时的牛爱国除了隐约猜忌这里头有事，更多的是嫉恨使然，他嫉恨妻子跟自己“说不着”，却跟别的男人却喜形于色。对于绿帽子，第一反应也有不杀人的，比如蒋九的老婆赵欣婷，一看牛爱国呈送上来的庞丽娜和蒋九约出轨铁证，一大瓶农药咕咚咕咚下肚，貌似比可乐还要爽口。她不急于杀人，却急着自杀。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牛爱香身上，年轻时因为男方变心，她也曾经用赵欣婷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熬成了48岁还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孤独了半生连个“说得着”的人都没有。中国人面对婚姻或情感的背叛，似乎“死”是抹杀一却终极办法，故不是杀人就是自杀。个人以为，不论是杀人，还是自杀，都是婚姻中的懦弱那面作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甚至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唯走极端泄愤。赵欣婷就算真死了，蒋九和庞丽娜顶多怕鬼缠身不再媾和，该逝去的感情依旧无可挽回，而牛爱国就算把庞丽娜和蒋九捅成肉泥，只会给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抬不起头来做人的女儿。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可中国人依旧爱往这倒阴沟里栽。杀人或自杀，除了当事人心理一时难过那坎，还在于社会环境的压迫。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绿帽子”是等同于“杀父之仇”，一旦被人扣上这顶帽子，当事人往往无暇扪心自问，而是急火攻心地示众复仇，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自杀者更可怜，中国自古就有贞节烈女之说，死了丈夫要么殉情要么守寡，把“死”作为保节或示烈的终极手段，全世界怕是没有比我们更极端的了。影片改编自刘震云茅盾文学奖同题小说，刘震云亲自操刀编剧，其女儿刘雨霖首尝执导，这种父女组合也算是业界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有人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小说电影，我看不尽然。电影的主视角牛爱国只是原著小说中的一线，影片对小说中杨百顺、巧玲、老汪等重要人物均未涉猎，感觉刘震云只是从自己的小说里拔了一根毫毛，我们不能因为原著小说横在那里就称这是小说电影。尽管《一句顶一万句》不像《天云山传奇》、《静静的顿河》等影片那般极尽还原小说索求，但刘振笔下的那种孤独感还是被很好地沿袭下来。改编后的故事里，不论是婚姻里的牛爱国还是婚姻外的牛爱香，孤独都是不可回避的宿命。牛爱的孤独主要不是因为妻子庞丽娜的背叛，而是来自婚姻内的爱无能，妻子和他处境其实是一样的，成天都要面对一个近在咫尺却“说不着”的人，出轨，只是庞丽娜改变或说自谋出路的一种方式。影片对中国式婚姻模套的抽取还是很精准的。一如开篇，填写结婚登记表的牛爱国和庞丽娜被一对离婚夫妻挤到了一旁，“离婚”是男方数月以来唯一说过的话，两人离婚的理由是“说不着”，而牛爱国和庞丽娜结婚的理由是“说得着”。时光跳转十年后，牛爱国和庞丽娜不知不觉，也深陷“说不着”的婚姻模套。婚姻内的牛爱国困顿着，像是一头情感迷雾中的麋鹿，婚姻外的牛爱香同样也困顿着，她试图通过婚姻来排解自己的孤独，结果婚前看起来挺有趣的宋解放婚后却“索然无味”。牛爱香和宋解放结合的动机在朴素不过，他们只是想在自己的后半生有个“说得着”的人排解孤独，然而这个动机一旦付诸实施，他们就掉进了婚姻的模套里，立马“说不着”了。所幸宋解放在“说不着”的模套之外，还有百慧这个忘年交“说得着”。张楚曾有首歌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影片并没有渲染“说不着”的牛爱国和庞丽娜如何冲突，除了不欢而散的那桌好饭，他们一度相敬如宾地隔阂着。刘震云把脏活派发给了牛爱香，这个迟迟不嫁的老女人一出手，就让原本逗趣的宋解放变得“不好笑”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不会快乐生活的人，偏偏强势地去紧锁另一个人的快乐，最后这种不快乐势必泛滥成灾。孤独的人之所以孤独着，皆有其根上的症结，不管他或她结婚与否。换句话说，婚姻治不好可耻的孤独症，恰恰相反，婚姻只会放大这些。我们很难说电影的终极表达在哪里，影片对婚姻和情感的勾勒是深灰色的，以及深沉的，同时也借着宋解放与百慧忘年交一线，留了一道透着阳光的窗隙。也许影片并不急于扮演上帝，给出标准答案，它只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让意识的暗流从中流淌。比“说不着”更可怕的是，与片中的牛爱国类似，中国人往往“说不着”还要相互折磨。在大堤上，庞丽娜已经认过错了，她甚至遂了牛爱国的愿，成了女儿百慧世界里的隐形人，但牛爱国就是不跟她离婚。牛爱国甚至佯装好人，要庞丽娜去缠着蒋九离婚娶她，让蒋九对她“负责”，他才跟她离婚。他明知要死要活的赵欣婷是不会放过蒋九的，这成了牛爱国折磨对方的一大死结，结果逼得庞丽娜和蒋九再度私奔，绿帽子再度泰山压顶。结婚是为了排解孤独，养儿是为了防老，无处不功利的中国人，还总想着光明正大地占尽便宜；该爱时爱无能，不爱了又不放手，中国式孤独就这般可耻地所谓爱着，岂知可耻的人如何配得上幸福？如果评选世界上最不会过感情生活的国度，我想我们势必金榜题名。一个异姓婚姻就被我们过成这般不济，要是再来个同性婚姻、变性婚姻或无性婚姻混杂，还不知我们会如何方寸大乱。
一个老实巴交的丈夫，一个颇有姿色的妻子。三口之家，七年之痒，红杏出墙。加之电影中其余角色出场，构架了一个中国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交谈。这就是电影所要呈现的主题。中国讲究“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在中国，语言是维系关系中里最厚重的东西。语言这个东西的顺畅流淌很玄妙，不能靠血缘，不能靠爱情，不能靠道德，不能靠等级划分，甚至连机缘也靠不上。就像《一声叹息》里，爱情在多年之后，变成了“左手拉右手”，而夫妻之间的情感，在多年之后，也变成了语言之间的维系。电影中将故事主题呈现在台面上的，正是对于若干人物形象成功的点染与塑造。牛爱国、牛爱香姐弟俩之间的对比，用大量生活化的细节所表现出来。姐姐无数次的相亲，每次都是话不投机，而与她话最多的，还是范伟饰演的宋解放。用姐姐的故事衬托牛爱国这个老实巴交的丈夫。而将他们拧成一股绳的就是，现实生活所交织的网。伴随着牛爱国三番几次的打算反抗，打算“行凶”，甚至找到了齐溪打算“借刀杀人”，但最终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有的时候，观众可能跟我一样，觉得这个角色很窝囊，活得很憋屈。但随着后半段，牛爱香与宋解放结婚之后的状态，牛爱国出行之后，遇到的老同学，以及最后夫妻俩在车站相遇的那一番对话，电影一步一步的阐明所要表达的主题。在这个市井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张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牛爱国如此，姐姐牛爱香也是如此。所有的角色在面对这张网挣扎的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在这老实人牛爱国的故事里，看到了顺服开始，到反抗、挣扎、再到克制，最后不得不选择适应。其实，姐姐的故事，就是在隐喻牛爱国的未来，她用自己的生活和遭遇，告诉牛爱国，这就是生活。你可以把电影看成一个八点档的婚姻纠葛戏，故事探讨的就是婚姻中夫妻双方“说得着”和“说不着”的内心孤独。双线索的叙事结构中，牛爱国的离婚和牛爱香的结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有些讽刺意味。但倘若按着牛爱香现在这种“有话说不着”的状态，又何尝不是下一个牛爱国的结局呢，这么想来，故事不但讽刺，更有些悲凉的氛围了。电影打出的口号是“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在我看来并没有夸大。它虽然题材涉及到婚外情、出轨、捉奸等等敏感话题，却只是几句话带过，“我在屋外听着，他们一晚上干了三回”，这种在观众听来很好笑的一句话，比起那些直白香艳的情色画面不知高级了多少倍。而这正也是语言的魅力，话语的魅力，也是影片的核心之一。虽然孔老夫子谆谆教导我们要“谨于言，敏于行。”做事要“三缄其口”，但中国人却始终是个喜欢扎堆热闹的民族，喝酒要热闹，办事宴太隆重，平时说的话要不是家长里短，要不就是工作、政事新闻。可内心的事该向谁说呢？不像西方，生活中的大多人都没有神圣的宗教信仰，没有可以诉诸心事的上帝神父。于是，就有了一个人找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这种“真正孤独”的状态中。庞丽娜找到了“说的着话”的人——蒋九，一个已婚的男人。被道德礼仪约束着，变成“不能说”，可和牛爱国“说不着”的生活状态不断压抑着她的精神世界，就变成了一场“悖德”的精神肉体双出轨的局面。这种状态也可以从吃饭这种细节中看出来。和蒋九在一起时出入的都是高档场所，吃的是生态园的饭；和姐姐牛爱香谈话场所是咖啡厅，一个在小县城看来很“高大上”的场所，从这一细节看得出庞丽娜是一个比较注重物质追求的女人，就连想去游玩的地方都是在旁人看来可望不可及的欧洲。在牛爱国精心烹制的晚饭中，即使有美酒蜡烛，又怎么能和真正奢华的地方相比呢。或许她刚开始本不是这样的人，和牛爱国结婚时，两人是“不用说也可以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的恩爱夫妻。可生活哪能事事如意，曾经意气风发的牛爱国也从军人转变到不是很如意的修鞋匠生活中，对生活的期望、对妻子的承诺也变成一张张“言而无信”的空头支票。说来说去，只能叹一句：造化弄人。“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讲的也是选择。忍，还是不忍。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深思的问题。牛爱国数次举刀，又数次放下，足以见内心的复杂。其中，跪拜在佛前忏悔这一段表现地尤其好。既有牛爱国的愤恨，也有其对女儿的愧疚和不舍。而佛，只是淡淡地看着芸芸众生，不发一言。婚内被出轨其实并不可怕，重要的是选择。你选“说的着”还是“过日子”，是忍还是不忍？这是个问题。故事的最后，牛爱国经过一番复杂的内心争斗，在章楚红的一句话“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中变得释然，重新找到生活的出路。这也正是一句顶万句。就影片来说，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敢于改编这种体量的小说来说，还是很值得佩服的，虽然在处理一个县城中年男人婚姻危机方面，手法有些稚嫩且过于巧合，但父亲刘震云作为编剧压阵，显然助力不少。看惯了动辄撕逼的情感大戏，在月初看了这样一部小清新华语佳作还是相当开心的。毕竟这是导演处女作，有冯小刚、李安这样的老师教导，父亲刘震云这样的编剧助阵，不吹不黑，对于刘雨霖未来的导演作品，应该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吧。
《一句顶一万句》虽说并不是一部具有多么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及艺术创意的影片，而是属于八九十年代故事片的类型，探讨的也是影视剧中常见的婚姻家庭情感话题，虽说本片只是导演刘雨霖的长片处女作，但笔者依然认为本片在2016年华语片中的艺术水准还是鹤立鸡群的。首先是因为影片对于当代中国人婚姻情感和人性人情的凝练而真实的呈现，以及用“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所开出的“情感药方”。而且相对于第六代导演那种带有高冷隔膜艺术气息的展现社会生活的手法，《一句顶一万句》对于现实生活的呈现更具平易近人、亲切可感的烟火气，从大街小巷到家居陈设，再到编剧刘震云打造的鲜活自然的口语化、生活化台词，让影片所呈现的生活和角色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影片所呈现的这种真实感和亲近感，在感染观众和传情达意方面无疑产生出非常良好的效果，让观众能够照片中的角色去思考生活、反思自我。其次，本片情感戏的悬念做得蛮足，让人猜不到角色情感和矛盾冲突究竟会走向何处，从始至终都能让人怀着好奇心去探寻，很容易让观众入戏。还有，影片的对于角色心态与情感的刻画十分细腻，节奏感也上佳，可看性和吸引力要远远高于近几年生活情感类的故事片。虽说讲述婚恋情感故事的影视剧乃是内地影视圈的主流，但《一句顶一万句》依然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不走寻常路、不用大俗套，甚至有意去避免同类影视剧的各种狗血噱头，这也算是本片的“艺术逼格”所在吧！比如说本片虽然有大量“婚外恋”的情节，但并没有当成噱头过分呈现，反而有意内敛而克制，同类影视剧中常见的“婚外恋床戏”，本片根本没有，因为这种喧宾夺主的感官刺激对于影片想表达的情感主题有害无益。同类影视剧的各种情感撕逼大戏，本片也一概没有，影片开头牛爱国和庞丽娜的夫妻吵架甚至被有意隐去，只让观众看到小女儿在重新拼贴被他们撕碎的结婚证的画面。后来夫妻两人情感破裂之时，两人也并未大吵大闹，但呈现出的情感力度却丝毫不弱。片中多次出现“刀”这一凶器，代表着角色的杀心，悬念做足，但最终也没有上演一场血腥情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片秉持了一种理性客观的情感态度，对于婚外恋出轨的一方，并没有把他们描绘成陷入欲望的男女，也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们进行批判，而是希望观众看到婚姻破裂背后的情感缘由。甚至当牛爱国遇到离异的老同学，同样遭遇过情感伤痛的两人似乎更有共同语言，牛爱国也由衷地感慨“我要是早遇见你就好了，我身边没说这话的人”，影片最终也没有安排两个人走到一起。如果本片真的这么做，那就是三流情感片的套路了。在本片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毛孩、李倩、刘蓓、范伟、李诺诺，都展现出上佳的演技，不需要夸张的表情和张扬的肢体语言，就能将普通人的各种情感状态诠释得丝丝入扣、真实自然，都值得拿一个华语影坛的年度表演奖。尤其是扮演牛爱国的毛孩，言谈举止中带出的那种小男人的平淡无趣、窝囊怯懦、委屈求全以及报复心机，都显得极为鲜活生动，让观众很容易进入角色，走进他的内心。小女儿的扮演者李诺诺此前也毫无影视剧方面的表演经验，但在影片中的表演也十分生动自然，甚至感觉她比许多童星的演技都要好。导演刘雨霖也展现出令人惊喜的执导水准，虽然笔者此前看过她执导的短片《门神》，对她扎实的导演水准已有认识，但《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她的首部长片，水准更为精进，无论是叙事、角色、情感、节奏以及内涵表达更为沉稳、精准、复杂、深刻，还是令人意想不到。镜头既客观冷静，所呈现的情感又容易感染观众，每个镜头、没个场景都不会让人感觉多余，完全没有大多数生活情感片的那种拖沓无聊与废话连篇。这也许是因为导演在纽约大学读导演、有刘震云这个靠谱老爸做后盾以及导演本人出众的生活和艺术感悟，才让刘雨霖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导演水准吧。影片呈现了中国人生活中许多极具普遍性的婚姻情感问题，一方面做出了深入而细腻的总结与探讨，同时也留给观众极大的感悟与思考空间，许多东西甚至让人细思极恐，甚至令人绝望。 下面的影评“第三部分”专门来仔细分析本片的情感内涵。探讨婚姻情感话题的影视剧有很多，带出的观点和见解也五花八门，而本片对于婚姻成败的总结异常简单，就是——“有话”和“没话”，有话则合，没话则分。而且本片在剧情中将这一观点反复强调，开头婚姻登记处一对离异夫妻给出的离婚原因是“说不着”，而庞丽娜和牛爱国结婚理由是“说得着”。后来两人情感转淡、庞丽娜被看到跟摄影城老板私下约会吃饭，庞丽娜给出的回答也是“俺俩说得着”，说到他跟丈夫的关系时，表示“也不知道啥时候，俺俩没话了”。此外，影片中涉及到其他婚姻关系，各种角色也都用了“有话”和“没话”来表达他们对于婚姻的情绪和态度。“有话”与“没话”，“说得着”与“说不着”，虽然看着简单、说着随意，但仔细想想，这真是对于情感问题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不管有着怎样复杂的纠葛与因果，最终呈现出的“有话”与“没话”，已经将情感本质表露无余。无论是两口子、好朋友还是亲人们，只要“没话”了，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到这个“话”到底是什么“话”，就是“心里话”和“知心话”的意思吧，“有话”就意味着心在一起，“没话”则是心不在一起了。心都不在一起，所谓的亲情、友情、夫妻情也就变成了“表面文章”、有名无实了。“有话”和“没话”其实也暗含着人们的情感取向，两个人乐于交流、彼此信任，那么怎么样都会有话可说。两个人不愿交流、缺乏信任，那么即便没话找话最终也会变得无话可说。所以，分析和看透情感问题其实用不着某些鸡汤文和情感专家所列举的种种复杂方法，就看两人是“有话”还是“没话”，情感真相立刻就大白了。“有话”与“没话”是影片呈现的情感合与分的表象，那么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尤其是为何有人会像片中牛爱国和庞丽娜那样，一开始“有话”，后来又“没话”了呢？转变的原因在哪里？虽然影片内涵的重心并不在于细致解答这一问题，但观众依然能从片中角色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答案。当牛爱国给庞丽娜“展望”将来的开公司、买楼房、欧洲游的美好生活前景时，庞丽娜则毫不兴奋，嘴上虽然敷衍地说着“好，我信”，脸上分明写着“不信”二字，最后略带怨气地质问道：“当初结婚的时候，你还说把我带到兰州，后来还说了些别的，哪一条实现了？”再联系之前的情节，可以感受到，庞丽娜对牛爱国的“没话”，源于她对他信任的丧失、也许她当初嫁给牛建国，是怀着许多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但当希望一一破灭，牛建国一再失信之后，不满与怨气慢慢滋生，自然就会越来越缺乏交流与沟通的意愿，最终就变得“没话”了。所以“有话”与“没话”的本质，实际上在于两个人对于生活观和情感观是否一致，双方对于生活和情感共同的预期与期盼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成了，自然是情感顺遂、有话可说，反之，则会走向情感淡漠、逐渐无话。看完电影，很容易联想到了那部在青年人中著名的“看了不敢结婚”的好莱坞电影《消失的爱人》，虽然这两部影片在类型、故事、角色等方面并无相似之处，但所表达的对于婚姻的某种绝望情绪却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消失的爱人》表现得更直白些，而《一句顶一万句》则相对来说更隐晦些。想一想，片中毛孩和李倩、范伟和刘蓓、喻恩泰和齐溪扮演的三对夫妻，再加上后来牛爱国遇到的离异女同学，没有一对是婚姻幸福的，夫妻之间都属于“没话”这一类的，即便不出轨、没离婚，夫妻关系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世界上幸福的和不幸的婚姻都存在，而影片只表现不幸的婚姻，只把婚姻中的失落、迷茫与痛苦展现给观众，似乎也暗示了影片主创认为当代中国家庭的婚姻情感关系是普遍难言幸福的、是有问题的，稍有风浪，婚姻的小船就会沉没。而且片中着重展现的牛爱国和庞丽娜，姐姐和姐夫这两对夫妻，情感都经历了由浓转淡、从满怀希望到深深失望这样的情感转变，影片开头牛爱国和庞丽娜说起彼此“有话”是那样的一脸兴奋，随后多年过去，两人的脸上只剩下了平淡与冷漠。而姐姐和姐夫在婚前也算是彼此看对眼，婚后却都在私下里表达了对于对方的失望。这种从幸福到不幸快速滑落的轨迹，让观众看了还怎能对婚姻抱有信心？也许，影片对于中国人婚姻情感的负面呈现，就是希望能够刺痛观众，从而促使观众从中反思各自的情感问题吧。孤独。世上情淡漠，难寻知心人。影片中即便是夫妻俩，天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情感也是孤独的，所以庞丽娜要去找能“说得着”的人，进而走向出轨。而牛建国的孤独则让他情感扭曲，最终是靠老同学一句知心话点醒了他，才扭转过来。孤独有多可怕，这在刘蓓扮演的大姐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倾诉自己人到中年的“恨嫁”心理，居然不是找个“爱我的人、对我好的人”这种理由，而是“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太孤独了”。但在范伟扮演的姐夫身上，孤独感才真正让人心生寒意，他曾经对牛爱国说过这样一句话——“跟你姐姐结婚，还是结值了，我不是说你姐，是百卉（牛爱国的小女儿），过去这一年多，我不爱说话，自从有了百卉，我变得越来越爱说话了。”片中还有几场姐夫带着百卉开心打电玩的戏，这句话真的让人感觉细思极恐，姐夫的情感慰藉和人生快乐，竟然是来自他的这个小侄女身上，而且他不是没老婆的人，新婚一年的妻子给不了他这样的情感快乐。他也不是没孩子的人，他跟前妻所生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但似乎也跟他断了联系，只有这个小女孩侄女能够带给他快乐。笔者感觉这种孤独之情也隐含着对于成人情感世界的批判。成人的情感世界有太多的隔膜与冷漠，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才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无私、真诚与亲密。让姐夫觉得跟小女孩在一起，比跟自己老婆在一起更幸福。成人的情感世界到底怎么了？结尾处，当牛爱国在火车站看到妻子与第三者时，先是怒上心头再次意欲杀人，随后女儿的一通电话拯救了他以及两个家庭。他也终于明白，执着于过去、深陷于仇恨中都没有意义，唯有像小女儿在开头和结尾的美好向往，过好自己的日子，才能幸福快乐的活下去！
影片文火慢炖，叙事风格看似漫不经心实际刀刀见肉。片中件件琐事在轻描淡写之中被桎梏操控，干净利落却又藕断丝连，让人心惊肉跳之余又生出丝丝悲凉之情，在无硝烟战争席卷过后，更觉意犹未尽。之前刘震云编剧的电影《手机》，将手机比作了手雷，将所有人性中隐藏的黑暗，婚姻中不为人知的秘密都通过手机见了阳光，扒了中国男人一层皮。而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又将情感比作刀，刀刀戳到每个人心窝深处。好的小说是看不见作者的，好的电影是看不见导演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尝试做了一个倾听者，他不是在写，而是在听书中的人物在说什么。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雨霖导演同样也是隐藏在摄影机背后，用影像说话，导演只是客观真实的记录片中人物的行为。她主张演员要亲自去体验生活，这样演起来才真实。电影中牛爱国是一名修鞋匠，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饰演牛爱国的演员毛孩去跟着老师傅学习了一个月，所以，观众在看到影片中牛爱国在修鞋的时候看起来真实自然，并不像是在表演，这都是从真实生活中得来的。
“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都藏着委屈；我们过日子过得是‘以后’，不是过‘以前’”

很多时候你不得否定“欲望”刺激着人每天的生活。
肤浅的时代有肤浅的活法
爱欲、愤怒、金钱
一切被贬义的词汇
你都不得不承认存在于每个平凡人身边
厌了、倦了
放弃做一个抗争的人
承认平庸
接受出轨
被时代的车轮碾压的粉身碎骨

一些不足与外人道之的经历
恰是你曾经的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