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

大师电影充斥着各种长镜头，好像不驾驭长镜头就成不了大师。并且大师电影往往都有早熟又犹豫的小男孩与小女孩，他们总是苦巴巴的，又总有一两位飙演技的女角，她总是忧伤、苦闷、知性，呆滞着脸，似乎看透了这人生。

大师的电影爱长镜头爱得不得了，非得把镜头拉长拉长，这位大师，你为何不去做监控室的监察员呢？做那个工作才真正的把长镜头看好看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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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来说，《镜子》使他们联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世界，也即记忆。

对于普鲁斯特来说，时间不仅仅是时间，但是对一个俄罗斯人而言，他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俄国人必须自我保护，而普鲁斯特需要的则是自我宣传。俄国文学存在着这样一个强大的传统，它以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中心，试图用自己的过去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悔恨的方式。

那么《镜子》是这样吗？它体现的也是这种文学类型吗？

是的。而且，这部影片在俄国观众当中引发了许多讨论。有一天，电影放映之后组织了的讨论持续了很久。午夜过了，一个女清洁工来打扫放映厅，她想把我们赶走。之前她也看了影片，但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镜子》讨论了这么长时间。她跟我们说："一切都很简单，有个人病了，怕死，突然回想起自己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他想要赎罪，祈求宽恕。"这个女人头脑简单，但她全看懂了，她抓住了影片所说的悔恨。俄罗斯人总是活在当下这个时间里。文学只是这样造就的，那些简单的人很了解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镜子》可以算是俄罗斯人的故事，是关于他们的悔恨的故事。严格地说，放映厅里的评论家们并未理解这部影片，而且越讨论，他们越不理解。这个女人或许没有读完小学，却以她的方式给我们说出了一个蕴藏在俄罗斯人的悔恨中的真理。

《电影周二》，法国文化电台，访谈记者罗朗丝·科塞，1986年1月7日。--原注

摘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作者：安托万·德·贝克 （Antoine de Baecque），电影批评家、史学家，法国《解放报》文学版主编。译者：方尔平

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的本质在于它的客观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仅包括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记录， 更加包括客观生活中人们的心理体验。因为这种体验的具体表现方式，如梦境，记忆，幻想等，都具有时间性质，并且都被时间记录下来。只要呈现在银幕上的梦境、回忆是由和我们相同的自然生命形式所组成， 那么就可以重现一个人内心所见及其梦境和回忆。记忆和梦境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中也有着非常大的分量。而且在其作品中，梦境与回忆都保留了特定状态下的情绪与气氛， 让人感觉真实可信。否则，失去了这种情绪气氛，再精准的记忆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影片《镜子》中的回忆便充满了诗意色彩。影片讲述了一个艺术家的童年体验与成长。在片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与导演现实接近，影片的故事与导演的经历也大致相同。可以说，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片中现实与记忆完美结合，并且穿插了一些新闻纪录片，将个人的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自由组接。回忆片段并不仅是叙事的回忆， 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那种儿时的气氛，让观众感受到了当时主人公的心境。

1974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凭借科幻电影《索拉里斯》的成功，终于可以自由选择拍摄题材。之前几年，由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的反对，他的多部剧本遭到拒绝，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而这一次，人到中年的塔可夫斯基选择了自传性题材，回顾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和父亲母亲。这就是后来被伯格曼盛赞、哈内克称为“影史奇迹”的《镜子》。然而，在《镜子》上映以后，相当一部分观众与学者表示不解。塔可夫斯基则屡次强调“《镜子》没什么看不懂的，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叙述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当作自己的经历来看待。”然而，存在于声音和画面之间的断裂感、镜头剪切遵照的情感逻辑（而非简单的理性逻辑）、以及极其个人化的时间感受，依旧带给初次观看电影的观众相当程度的迷惑。这是一部需要观众不断调动自己人生经验和情感知觉去浸入其中的电影，在外部“观看”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镜子》定义了电影作为艺术能做到的事，并非提供视觉奇观、娱乐体验，而是扩展人的心灵的觉知。这也是塔可夫斯基对诗歌的认知（“诗人的使命在于激起心灵的火花，而不是培养偶像崇拜者。”——《镜子》中主人公的台词），以及终其一生在电影事业中的追求。而《镜子》作为一部自传性的电影，尤其特别，它几乎是那种拍给自己的电影，看似随意的各个片段中实际上精心散布着暗语、私人隐喻、以及仅作用于个人的记忆辨识物。于是，只有通过重看《镜子》，我们才能够记住这些暗示，将这些片段的隐秘联系构建起来，理解塔可夫斯基所表达的“记忆”。事实上，《镜子》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它尝试表达每个人一生中都必将面对的记忆问题，却触碰了个人精神世界的终极秘密：人类如何尝试准确地言说记忆这种不可言说之物，以及，记忆作为被时间抛弃的现实，它是如何渐渐侵入人的梦境、现实与想象，又是如何隐秘地作用于人类语言及人类意志的。

1.记忆的三种叙述方式

电影正片的第一个段落，年轻的母亲静静地坐在一截树篱上，远处的田野上，一个男人的身影由远景走入近景。母亲的台词暗示我们，在望着田野的时刻，她曾一度把这个陌生人错认为归来的父亲。目送陌生人离开以后，镜头回到母亲的背影，并且追随母亲的脚步、经过一个倒在地上的小孩（保姆把小孩扶了起来）、另一个小孩在餐桌上吃东西，牛奶和食物凌乱地撒在桌上，而母亲失魂落魄地走过这一切，对生活中的混乱不闻不问，画外音是父亲在朗诵一首情诗：

每次我们相会的时刻，都当作主显节来庆祝。

整个世界只有你和我。

你敏捷又轻盈，胜似鸟儿的翅膀。

急匆匆跑下楼梯，一步踏过两级。

你拉着我，穿过潮湿的丁香树丛。

来到镜子的另一边……你的领地。

……

正直的神啊，你是属于我的。

你醒来了。改变了人类尘世的语言。

我的喉咙突然充满新的力量。

当我说出“你”字，发现它有了新的含义“王”。

恍惚之间，一切都在变幻。

繁琐的事，笼罩着我们。

寸步不离。层出不穷。

我们被牵引着，不知去向何方。

奇幻的城市在眼前飘过，如海市蜃楼一般。

野薄荷为我们铺路，

鸟儿们为我们护航，

水中的鱼儿逆流跟随，

天空为我们拉开恋慕，

命运正循我们的足迹而来。

像个疯子一般，挥舞着剃刀。

这首诗始于恋人相会的甜蜜日常场景，音调不断拔高，恋人的“你”成了“尘世的语言”，成了“王”，最终，止于不可思议的境地：万物仿佛围绕这段恋情而展开，甚至“命运也要循我们的足迹而来”，从而抵达了精神的宏大、崇高之境。而通过下一个段落，我们知道，主人公的诗人父亲在1935年抛弃了母亲和孩子。这段情节完全取材于塔可夫斯基的童年经历。父亲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离开家，留下一座乡间府邸、形单影只的母亲和许多诗稿。童年的塔可夫斯基则沉浸于父亲的诗歌，也许就包括这首写给母亲的情诗——这构成了塔可夫斯基的一重童年回忆（这些诗歌形成了塔可夫斯基对父亲的精神认同），而另一重回忆则是母亲孤独地等待父亲的现实场景。父亲的诗歌越是甜蜜、崇高，他本人缺席的现实就越是刺痛人心。尤其是当母亲把陌生人错认为父亲后，这期待成空的失落感达到了顶点。于是，在这一片段末尾，当诗歌的情感攀升至顶点，母亲终于打破隐忍，对着镜头哭泣。我们看到语言的力量发生了偏移和失效。

接着，屋外传来起火的呼喊，母亲冲了出去。餐桌前的两个孩子听见母亲说房子起火了，也朝外跑去。这时，塔可夫斯基运用了违反常理的场景调度——镜头并没有追随小孩的身影去往起火的房屋，而是停留在凌乱的空餐桌前，直到一个奶罐从桌面滚落在地。之后，镜头缓慢环绕房屋的内景，对准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影影绰绰的背影，透过孩子的背影，我们能够看到依稀的火光。当燃烧的房屋最终正面出现在画面里时，这个场景却是平静的、景观式的，而不是混乱的、灾难性的。这种奇异的视觉再现，无疑是经过理性修饰后的回想，是基于记忆的再创作而非直接记忆。过往的记忆通过回想被构建起来，加入了现实的日常秩序。这回忆和回想的混淆被主人公后来的独白所印证：

“我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回到了我最心爱的地方，祖父盖的房子。四十年前，我就出生在那房子里的餐桌上。每次我想走进，总被什么阻挡。这个梦，我做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看到那圆木围墙和幽暗的存储间，尽管是在梦中，我也能意识到我只能梦到它。于是快乐消失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定会醒来。有时，一点声响把我从童年房子和松树的梦中惊醒，我便伤感不已，盼望着再做这个梦。这个梦使我又回到童年。重温儿时的欢乐，让我感到一切尚在前方，一切皆有可能。”

梦的重复使梦境本身变成了一种记忆。现实对记忆的回想虽然模仿了记忆中的场景，却夹杂了失去的伤感。唯有通过入梦，才能找回现实中失落的东西：记忆中的情感。

于是，人物通过回想而入梦。梦的段落是黑白的，梦中的一切失序，变形，夸张。比如父亲在给母亲洗头，突然水缸消失，母亲站立如鸟，而房屋开始剥落、瓦解，年轻的母亲走向镜子，镜子中却映照出一个老去的母亲……这并不是主人公期待的那种快乐的梦，而是充满危险和不安的梦。中年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接到业已年迈的母亲的电话。主人公提到自己的喉炎，谈到不再信任语言，也回应了前两段场景发生的时间——1935年，父亲的离去和起火的房屋。接着，在台词中，主人公暗示自己和母亲之间始终无法解决的沟通障碍，母亲则提起一桩发生在现实维度的事：以前一起在印刷厂工作的同事丽萨死了。

电话结束以后，下一个段落自然衔接到母亲年轻时去印刷厂校对书稿的段落。镜头追随母亲从室外一路走进办公室、抵达印刷机器所在的房间，通过镜头运动、和他人的互动，塑造了紧张、人与人互相不信任的政治高压氛围。母亲怀疑校对错了一个词，我们通过另一个女孩的哭泣和母亲拒绝对同事解释的态度而侧面推测出事情的严重性。而“那个词”的始终没在电影中被揭示，使得恐惧不安的情绪在沉默内部收紧，无法向任何词语的意义散逸出去。这个段落发生的背景是大清洗运动时期。我们能感受到母亲感受到的这种无法表达的紧张和压抑，尤其是，恐惧并不指向具体事件，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会在任何时刻随机降临。

检查过后，校对并没有出错。母亲缓缓走出房间，我们看到母亲精疲力竭的面孔，几乎是遭遇了一场内心浩劫。这时，随着镜头长久地凝视着母亲的面孔，父亲的画外音再次出现：

昨天，我从清晨就开始等待，

他们猜到你不会来了。

还记得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吗？

晴朗得像节日！我外套都不必穿。

今天，你来了，可天气却是

悒郁而昏暗

落着雨，且天色已晚，

冰冷的树枝上，雨水流淌，

言语难以抚慰，方帕也无法拭干。

这依旧是一首情诗，但情感远不及上一首诗那么自信。这首诗中，“我”虽然等待着恋人，恋人到来以后“天气”却是悒郁而昏暗的。“昏暗的天气”可以解读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恋人本想分享美好时光，此刻却遭受了环境的考验，只好共同承担时代昏暗的一面。这里，恋情不再转向对万物的慨然高歌，而是转向相互依恋的二人关系内部。于是，诗歌和画面的并置再一次产生了反差：政治高压环境下，母亲独自经历着精神的恐惧和压抑。在接下来丽萨对母亲的攻击中，又一次提到父亲抛弃母亲这一事实，丽萨认为，父亲之所以离去是因为母亲的性格缺陷，母亲因此陷入了更佳无助的状态。

这个片段中，主人公显然无法参与母亲的记忆，只有通过母亲后来的转述，主人公才能知道母亲那一天的经历。于是，这段画面将他者诉说的记忆转化为对他者记忆的个人想象，故事虽然来自母亲的真实经历、细节却属于主人公的虚构范畴——也唯有通过虚构，主人公完成了对母亲迟到的理解。

2.跨时间的三组镜像关系

结束对童年父亲的回忆之后，电影时间再次回到现在。画面变回彩色，镜中是年轻母亲的脸，而通过主人公的台词“你真像我母亲”、以及接下来关于教育孩子的对话，我们知道，镜中的女人并不是母亲，而是演员玛格丽特·捷列霍娃在影片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现实中已经和主人公离了婚的妻子。这大概是塔可夫斯基刻意制造的混淆效果：不仅迷惑了观众，似乎也迷惑了主人公，以至于后来主人公说：“每当我回忆起童年时的母亲，想起的总是你的脸。”

一方面，回忆被现实入侵了，同时，当主人公凝视现实中的妻子，现实仿佛也有了回忆的质地。回忆中的母亲和现实中的妻子，本应分属两个不同的时空，却因为相似而成了同一个人的实体与镜像，共存于同一时空中。而妻子多次提起主人公和母亲的关系，责备主人公对母亲疏于照顾，母亲的诉求附着在了妻子身上。而主人公和妻子无法交流的关系困境，也就是主人公和母亲的沟通障碍的延续。

与“现实中的妻子与回忆中的母亲”这对女性镜像同时存在的，是“童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儿子”这对男性镜像，主人公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成长。而主人公面对的离婚现实却无奈地模仿了记忆中的童年，作为父亲的自己被动地缺席于儿子的童年。时间像一个漩涡，将现实中的“我”置于童年时“我的父亲”的位置，至此，第三组镜像结构被揭示出来，即“我童年的父亲”和“如今作为父亲的我”。

另外，我们注意到电影对主人公的处理，他的成年形象从不曾正面出现，而是代之以对话、独白、电话里的声音，这和主人公父亲的画外音相似，可以说，现实中的“我”成了回忆中的父亲的声音的模仿，这一次，对称发生在两个声音之间。

3. 历史的三种面相

《镜子》中的画面在黑白和彩色之间切换。至此，梦是黑白的，虚构是黑白的。现实是彩色的，现实中对记忆的回想也是彩色的。而接下来出现的历史纪录片则是黑白，似乎暗示着官方记录的历史和梦、虚构是同一类事物。而历史，在电影中的呈现又是多层次的。

在妻子拜托主人公照管儿子这一情节后，镜头直接切入妻子和西班牙裔朋友的聚会，一些西班牙战争纪录片的片段交叉剪辑于西班牙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一边是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男人模仿斗牛表演、年轻女人舞蹈、断断续续的谈话；一边是是纪录片中的人民：救济队伍、轰炸后的街道……并且，历史和现实都通过快速跳切，如同梦境般快速、吊诡、失真。

这便是被历史裹挟着的人，沉浸于细节、瞬间、场景而无法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的人们，只能拥有情绪而非情感，体验而非意义。

与此同时，儿子被安置在主人公家中，他在餐厅看见了一个陌生妇人。老妇人交代儿子读一段笔记，笔记则摘自普希金写于1936年的书信：

“教会的分裂造成了我们与欧洲的分离。震惊欧洲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我们都是局外之人。但是，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命运。俄国，以其幅员辽阔，吞没了蒙古国的入侵。鞑靼人也在我们的西部边境，望而却步，最终退回了他们的荒原。于是基督教文明得以保存，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保持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身份，又把我们从天主教世界孤立出来。您认为我们的历史毫无疑义，我不能同意。难道今真的找不出一点能够令后世史学家心动的价值吗？我热爱我们的国君，但我并非对身边一切都满意。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感到屈辱和烦恼。但我可以发誓，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使我抛弃我的祖国，或者抛弃上帝赐予我们祖先的历史……而别无索求。”

当儿子被敲门声打断后，出去开门再回来，发现老妇人已经消失，只有桌上一团正在消失的雾气证明她曾存在过。这个诗人的幽灵——老妇人的形象明显参考了白银时代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个同样忠诚于祖先的历史、忧惧自己所处的时代、一生饱受精神摧残却坚持写诗的高贵形象，对应于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地位，阿赫玛托娃被俄罗斯人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用诗歌照亮了她置身的黑暗年代。或者你可以单纯把这个消失的老妇人看作一个历史的幽灵，历史的幽灵通过文化——历史的沉积物——向我们发声，而那些留存下来的话语、话语中求索的高贵信念，虽然微弱而短暂，却有着穿透历史的力量。电影在其他段落则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第六病室》、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这些文化记忆虽然始终镶嵌在个人生活记忆中，但却并没有阻止整个人类历史走向战争、屠杀、疯狂。

在儿子读的另一句笔记中，塔可夫斯基表露了这种担忧：“对于科学和艺术能否影响人的道德的问题，卢梭的回答是：不能。”

在这一片段的末尾，主人公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和儿子提起发生在自己少年时代的恋爱，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回想——

画面是冬天的射击场，少年时代的主人公听到教官的口令，却坚持做出俄语对应的动作。这里，语言作为人为制定的规范，不再是绝对真理，而只是一种对民族身份的认同。通过台词，我们知道，这是列宁格勒被占领后的某段时期，主人公的父亲死于列宁格勒围困战役。主人公的不惜触怒教官，依旧坚持认同俄罗斯语言。在经过充满冲突和对抗的训练、一桩有惊无险的意外之后，主人公最终孤身一人离开了射击场。战争纪录片再一次出现。主人公的父亲开始朗诵另一首诗：

……

世界上并没有死亡，

人人皆不朽，事事皆永恒。

不论你是十七妙龄，抑或七十暮年。

都不必惧怕死亡，

世上只有真实与光明。

没有死亡或黑暗。

最终我们到达了海滨。

我是其中一位拉网人，

守望不朽的鱼群。

在一座永不倒塌的房屋中，

我要召唤所有世纪，

召唤它们进来，共建我的安居。

于是，在我的桌上，

你们的儿女与妻子同座。

曾祖与曾孙共聚一堂。

未来已在当下注定。

面对你我轻轻举起手掌，

留给你的将是五道光芒。

以肩骨为支架，我擎起逝去的每一天。

我用一把折尺，把时间丈量。

我在其中漫游，如同在深山穿行。

比照自己的生命，我截取了其中一段。

我们向南行进，

草原扬起盘旋的尘土。

长草堵塞了去路，一直闲游的蚱蜢，

用触须轻叩我的马蹄。

……像个僧侣一样，它预言了我的死亡。

我接过我的命运，系在马鞍上。

我将策马驶向未来。

矗立在马蹬上，我依然像个男孩。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因为，

我的血液已流过沧海桑田。

我愿付出我的生命，换取一个永恒的角落，

安全而又温暖，不再任生命的飞针，

牵引着穿过世界，像一根丝线。

这首诗回应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前半段恢弘的口号式金句表现了追求不朽、不惧死亡、构建家园的伟大信念。但诗歌的后半段渐渐从口号式的呼喊转向对个人生命处境的忧虑，直到感到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详命运。在诗歌结尾，诗人展现了某种追求崇高信念过后的疲惫，比起成就伟大的事业，诗人愿意牺牲生命，换取死后一个安全的角落，而不是终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战争、民族、被宣扬的伟大事业。

而诗歌的声音对应的纪录片画面，从涉水行进的军人、变成了希特勒之死、珍珠港空袭、中国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历史以不断推进的大事件加快着自身步伐，取消了一切细节。与纪录片交叉剪辑的画面则是：少年在雪地上俯瞰着远处的人来人往，无限趋向静止，突然，一只鸟飞临少年的帽檐，比起冰冷、浩大、无情的历史进程，个人生命显得何其生动、脆弱却珍贵。

再一次，父亲的诗歌给置身于历史洪流中却不知所措的主人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这直接引发了主人公对父亲的怀念，电影画面也转到了父亲归来的场景。父亲归来的一幕一定让童年的“我”记忆深刻，以至于“我”不仅记得扑向父亲怀抱的瞬间，记得父亲闪亮的军装，还记得在这之前发生的场景：童年的我和妹妹在树林中争吵，突然听见父亲的呼唤。这是主人公等待了整个童年的声音，也必将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反复回响。

4. 语言，记忆或悔恨的方式

对照于充满情感张力的童年，主人公成年后的现实却深陷泥沼，这时，主人公似乎已虚弱到失去了修补生活的力量，在和妻子进行过一段短暂而无力的交谈后，他再一次陷入了童年的梦境。这一次，梦中的景象开始变得衰败、破碎，一只鸡打碎了窗户玻璃，童年时的餐桌被置于荒野之上，大风把桌餐上的东西吹倒了——往事彻底成为无法复现的过去。在这段令人不安的梦境的末尾，幼小的“我”走过童年家屋残破的风景，一扇“我”无法拉开的门忽然自动打开了，母亲就在那里。可以说，母亲作为“我”童年时的情感核心，支撑起了“我”全部的童年世界。虽然，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延续到了“我”的成年以后，直接造成了我和母亲关系中始终无法弥合的创伤。

在最后一段对记忆的回想中，母亲带着童年的“我”去邻居家。母亲卖给邻居一副耳环。而“我”坐在客厅里等待的时候，看见桌上的牛奶撒了。牛奶罐、以及倾洒的牛奶在《镜子》中反复出现，似乎对于塔可夫斯基而言，无疑是某种引发个人情感记忆的标志物。（多年后，摔碎的奶罐又出现在塔可夫斯基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中。）这之后，“我”看向客厅中的一面镜子，镜中的我也对望过来。镜头向着凝视镜像的我推进——记忆望进了现实中的“我”，而“我”则审视着记忆。

之后，母亲带着童年的主人公回家。河畔边，母子二人各怀心事地走着。父亲的诗歌最后一次出现。诗歌集中处理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灵魂从想要挣脱身体的束缚，自由飞向苍穹，到诗人意识到“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有罪的”，长久被忽略的身体终于被诗人置于和灵魂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主人公的童年生活中，父亲通过诗歌声音存在，代表“灵魂”，而维持日常生活的母亲形象则更亲近“身体”，在这里，诗歌的声音不再代表语言的断裂，而是通过诗歌，主人公完成了某种对父母的和解。

然而，我们明显感觉到记忆、梦和梦想的边缘更加暧昧模糊，切换更加突兀和强硬。在梦中，童年的自己穿过空荡的房子，抱着牛奶罐凝视着黑暗中的镜子。在梦想中，童年的我又回到了那片宅邸和那片原野。母亲坐在那儿，却已然老去。塔可夫斯基模拟了死亡之前人的记忆的速度和密度，作为我们生而为人的最后一次生产活动，这段记忆的影像几乎像是人的一生的情感结晶体。

与此同时，在主人公躺在病床时，医生在门外诊断他的病情： “并非因为喉炎，而是因为记忆和良心。”

喉炎只是病情的外在表现，而归根结底，生病是由于由记忆塑造的现实的沉重。由于现实无法医治，主人公只好在内心一次次重返记忆之地，对其进行反复的回想和改造。塔可夫斯基则说，“试图通过自己的过去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悔恨的方式。”虽然在电影中，这种通过回到过去来自我治愈的尝试失败了。自主人公死去的病榻上，却有一只神启般的鸟在创伤后展翅。

这隐晦地道出了《镜子》的秘密：塔可夫斯基通过审视自己的过去而完成了某种自我疗愈，再次确证了对于电影的信念。正如影片一开始那个医治口吃的画面，它和电影本身没有任何情节上的联系，而是单纯展示了语言神秘的治愈性力量。这段影像也是一面镜子，是藏在电影《镜子》中的隐形的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指向人类的语言。而语言，在塔可夫斯基的世界里，同时也就是电影、镜子和梦境。

而今，距塔可夫斯基拍摄《镜子》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影像从未像今天一样泛滥、快速传播、并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文化从未像今天一遭受消费和娱乐的冲击。电影也早已不再追求诗歌的质量和密度。然而，当我们一遍遍重看《镜子》，依旧会为它深沉的情感和梦幻的影像着迷。这部回应时间主题的电影，最后成了时间中的奇迹，一座纪念碑，它记录了世上最困难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工作：人如何珍视自己注定失落的记忆，以及人如何艰难地抵御着绝望去救治自己。

2018.6.1

想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看待一个片段,以肢解告终

开始
影片 15：45 儿童时期的主人公躺在床上，被火烧的噼啪声覆盖而过的钟摆滴答作响的声音再次响起，鸟叫一般轻微的声响过后①，孩子从床上起身往前看去，镜头转变成户外黑白的草木②，再次的鸟鸣声，风吹过。 又是沉睡中的孩子，”爸爸”，鸟鸣声，起身下床，镜头是持续的黑白颜色。走到门口位置，再次出像鸟鸣，滴答声渐止，一件白色的衣服从墙的背面飞过③，孩子停在了门前。所有和现实有关的物象在这里停止（或许从黑白的画面的开始一切都只是儿童的梦境）
一个黑暗潮湿的房间，远景上有燃烧的小簇火焰。父亲俯身替母亲浇水的镜头，父亲从画面右侧离开，镜头往下是母亲洗头的画面，母亲起身，水的滴答声，镜头开始往远处拉④，出现母亲及画面的全景，脸盆、父亲消失不见，母亲独自赤脚站在房间中央，长发盖住面部，只看见肢体活动。房间的左侧放置了一个带有镜子的大衣柜，母亲身后的墙上有几扇大窗户，窗与窗之间的小柜子上的煤气灶火苗燃烧，右下角定光明灭不定，母亲的头顶是一盏破败的吊灯，地板上有积水。
镜头再次切换是母亲背后的景象⑤，天花板的墙皮开始大块剥落，落在木地板上溅起水，灶台上的火越烧越盛，背景音也相应紧张，镜头往后拉去，母亲已经从原来房间中心的位置消失⑥（或许是走开）
镜头切换，母亲在行走⑦，天花板不停掉下碎屑，人物近景，从场景上判断应当是由原先处于身后的小柜子的位置开始，经过窗，在房间转角处停顿抬头，经过大衣柜的镜子。摄像机到了母亲的前面的墙，停顿，一个影子从似乎从墙上闪过⑧，站在原来的角度镜头再往前转，墙上装着滴水的龙头，龙头下面是一面镶在墙上的小镜子，再往前出现一面砖墙，（应该是一个窗洞）母亲再次出现在镜头中，身上及头发却干燥⑨，围了一块披肩，背后是一大束花朵，似乎是倚靠在窗台上向室内张望，镜头转往母亲张望的方向，一面巨大的半透明的玻璃似乎靠在房间的某一面墙上，玻璃反射了在前几个镜头中出现的两扇窗，及炉火，隐约还可以看到绘画的云彩和一颗树。玻璃上出现了年老母亲的面孔⑩，同样披着一块披肩，母亲望着模糊不清的影子手抚过玻璃。
房间的场景结束，母亲的手，在手后燃烧的火焰。 影片19：08
结束。

鸟叫一般轻微的声响过后①
塔克夫斯基的电影中经常出现一些提示性的符号来预示一件事情的开始或结束，如影片开头医生转身的场景便以一阵风作为回头的理由，而在这里，鸟叫一样的鸣声成为孩子醒来、起身、风吹过以及房间门口衣物飞过的提示反复出现
镜头转变成户外黑白的草木②
第一个转折
影片中黑白与彩色画面的转换并没有限定在某个时间段，如梦境与现实、现在和过去等，而是随着每个情绪的变化自由转切，但在影片此段中，黑白画面由房外的树木开始直至最后到母亲的手和火焰的出现结束，贯穿在这段超现实的片段中，成为梦的颜色。当镜头从户外转到室内时，再次出现了孩子沉睡的镜头，而这种镜头的反复在影片接下来的场景中也以其他的形式频繁出现，这种手法使一个梦境得以意外而又超越合理的完整呈现。
一件白色的衣服从墙的背面飞过③
第二个转折
场景在这个画面后完全由卧室转向一个不属于这个屋子的另一个房间，这也这个段落第一个不合常理的开始。孩子站在卧室的门口观望了自己梦境的全过程，他在梦境的开始预感到自己父亲的出现，却无法穿过门去参与其中，梦境的内容属于父亲、母亲、一个陌生的房间而没有他自己。
镜头开始往远处拉④
第三个转折
这个效果突出的镜头伴随着渐响的背景音，成为一个梦的小高潮。也让我们得以看清房间的真实模样。这是一个潮湿破败的房间，右侧的墙上有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母亲背后的墙上有两扇窗和一个小灶台，母亲头上有一盏灯，发展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描绘出房间的大致平面图了，但镜头却又是不诚实的，父亲、水瓶、都在镜头移动的过程中消失了，母亲孤立无援得独自站在房间的中心，（父亲冷漠的表情似乎从开始就预示着离开）
梦发生的主体似乎发生了一点转移，这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所能看见的东西，而是母亲的心理状态，关于独自生活的无依靠感，对丈夫的思念，潮湿寒冷。
镜头再次切换是母亲背后的景象⑤
第四个转折
镜头再次出现虚假的景象，天花板的粉皮剥落和地面上溅水的激烈响声，或许是画质的原因（？）这组镜头似乎脱离了整体的段落，颜色生涩不真实。
镜头往后拉去，母亲已经从原来房间中心的位置消失⑥
连接上一个转折
母亲在行走⑦
第五个转折
人物出现在镜头当中，行走的路线与上一个转折发生了冲突，从母亲身后的场景来看应当是由原先处于身后的小炉灶开始经过一扇窗户、墙角转折、带镜子的大衣柜。而人物移动之前的路线的交代缺失了。
停顿，一个影子从似乎从墙上闪过⑧
母亲再次出现在镜头中，身上及头发却干燥⑨
第六个转折
影子的出现预示了后边不同寻常的场面，镜头走得比母亲的速度略快些，在行走的人物前面的墙体上出现了晃荡的影子，一闪而过，接下来又是水、一面镜子。接着往前移动，母亲以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状态又出现在了镜头的前方，背后的花束和肩上的披肩显得柔和安详。
在这里，房间的平面图又向前明晰了一步，右边墙体上除了大衣柜还出现了一个水龙头和镜子，再往前是一个窗洞。
玻璃上出现了年老母亲的面孔⑩
随着母亲张望的目光，所有之前的平面都被打乱了，一切在逻辑上成立的景象都成为假象。母亲的目光看向的或许是自己倒映在玻璃上的影子，或许是看着站在房间另一角年老的自己走向那片玻璃。
玻璃应当是靠在与大衣柜相对的那面墙上（成斜角映出两扇窗和小炉灶）但是同样映出的天空与树的画面却来源不明。母亲抚过玻璃的苍老的手也难以说明房间中站立的究竟是谁。这个梦境的高潮没有解开所有的谜团只是将一切封闭在一个更大的假象当中


第一次观看影片时便被塔可夫斯基的造梦方法深深吸引，事物都是合乎常理的但组合起来却化为虚幻，梦境本身就无逻辑可循，我试图绘制的平面最后也模糊不清，而导演的手法却渐渐明了，摄影机和人物一次次的“错过”，两次的重复、一次的存在和下一次的不存在构成了所有幻觉的始末，镜头的停顿、放缓、拉快都使得一些物象消失了，或者是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发生。这种弱的叙事手段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剪接得以站立。

一

每次我们相会的时刻，
都当做主显节来庆祝，
整个世界只有你和我。
你敏捷又轻盈，胜似鸟儿的翅膀，
急匆匆跑下楼梯，一步踏过两级。
你拉着我，穿过潮湿的丁香树丛，
来到镜子的另一边，你的领地。
当夜幕降临，我便受你惠赐，
圣坛前的门敞开了，
暗夜中我们的酮体轻俯，
散发柔和的光晕。
我醒来了，说一声“祝福你”，
我知道这祝福并不相宜：因你尚在梦中。
因你尚在梦中。
桌上的丁香探过来，
轻触你青雾般的眼帘；
你安享它的抚摩
眼睛依然恬静，手儿依然温暖。
一颗水晶，河流在其中跃动，
薄雾笼罩的群山在其中朦胧，大海扬起泡沫
你手捧水晶球，安睡在王座中。
正直的神啊！你是属于我的。
你醒来了，改变了人类尘世的语言
我的喉咙突然充满新的力量
当我说出“你”字
发现它有了新的含义：“王”。
恍惚之间，一切都在变幻
我们被牵引着，不知去向何方
奇幻的城市在眼前飘过，如海市蜃楼一般
野薄荷为我们铺路
鸟儿为我们护航
水中的鱼儿逆流跟随
天空为我们拉开帘幕。
命运正循我们的足迹而来
像个疯子一般，挥舞着剃刀。


二

昨天，我从清晨就开始等待，
他们猜到你不会来了。
还记得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吗？
晴朗得像节日！我外套都不必穿。
今天，你来了，可天气却是
悒郁而昏暗
落着雨，且天色已晚，
冰冷的树枝上，雨水流淌，
言语难以抚慰，方帕也无法拭干。


三

尘世的生活走到半途
我迷失在昏暗的树林深处


四

我不相信预兆
也不惧怕凶象，
我从不逃避诽谤与怨恨，
世界上并没有死亡，
人人皆不朽，事事皆永恒。
不论你是十七妙龄，抑或七十暮年，
都不必惧怕死亡，世上只有真实与光明
没有死亡与黑暗
最终我们到达了海滨，
我是其中一位拉网人，
守望“不朽”的鱼群。
在一座永不倒塌的房屋中，
我要召唤所有的世纪，
召唤它们进来，共建我的安居。
于是，在我的桌上，
你们的儿女与妻子同座，
曾祖与曾孙共聚一堂。
未来已在当下注定，
面向你我轻轻举起手掌，
留给你的将是五道光芒。
以肩骨为支架，
我擎起逝去的每一天。
我用一把折尺，把时间丈量，
我在其中漫游，如同在深山穿行。
比照自己的生命，我截取了其中一段。
长草堵塞了去路，一只闲游的蚱蜢，
用触须轻叩我的马蹄，
像个僧侣一样，它预言了我的死亡。
我接过我的命运，系在马鞍上；
我将策马驰向未来，
矗立在马镫上，我依然像个男孩。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因为
我的血液已流过沧海桑田。
我愿付出我的生命，
换取一个永恒的角落，安全
而又温暖，不再任生命的飞针
牵引着穿过世界，像一根丝线。


五

人只有一个躯体，孤单而又无助，
灵魂厌倦了这躯壳的束缚，
耳朵、嘴巴和那镍币大小的眼睛，
那包裹着骨架的皮肤 布满累累伤痕。
于是，穿过角膜，它飞向苍穹，
飞向凝着冰雪的行索，飞向鸟儿们带来的战车，
透过那牢房的栅栏，它听到
树林和玉米田里的喧哗，和来自七大洋的号声，
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有罪的，如同衣不蔽体的肉身——
没有思虑，便无所作为，没有灵感，便没有诗篇。
一个谜，永无答案：
在那无人为伴地方舞过，谁还能归来？
我梦见了另一种灵魂，它有着异样的装扮：
它一边奔跑，一边燃烧，从猜疑奔向希望，
它纯洁而透明，像燃烧的酒精，转瞬即逝……
只留下桌上的那枝丁香：永存于记忆中。
奔跑吧，孩子们，不要顾虑。
可怜的欧律狄刻的命运，
驱动你们的铜环吧，带它走到世界的尽头。
你踏出的每一步，都将听到大地的回应，
你的耳中将回荡起，她欢快而清脆的音声。

但这里只会让铁的照耀害怕；而如果这里还有什么发光，愿它是一把剑。要不是镜子招待我们，我们也就不会喝尽桌上这个壶：让它们其中一面破裂，而我们在破裂处绿如叶子。
——保罗-策兰《羊齿草的秘密》

毫无疑问，和全人类一样，艺术家正处于一个极度尴尬的时代。只不过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生存中的尴尬所在（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不一定清楚那种感受实际上是什么）。站在一般性的角度上看，尴尬本身无处不在，但有个布局广泛的、来自前人警诫的声音告诉我们，尴尬大多源于人的意欲与现实之间出现的断裂。意欲可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心理动力，但同时，它也是距离事物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最远的东西。因为意欲对智力与能力会产生绝对控制，从而使人们失去直观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必将造成人类对生活的误解，并且让他们以为能循着功利主义的方法论摸黑走到底，却被另一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利齿咬住了脚踝。叔本华的哲学便十分强调“直观”这一概念，他本人认为，认知能力被意欲操控与否，即是区分凡人与天才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天才创作的作品里经常见到并非蓄意的、不带目的的、甚至部分是无意识的和直觉的成分，这是因为原初的艺术认识完全脱离和独立于意欲，是一种不带意欲的认识”。
这话不得不让我想到俄国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以及他的代表作《镜子》。作为继爱森斯坦以来最伟大的俄国导演，也是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口中那个“掌握了他永远也无法进入的房间的钥匙”的人，塔可夫斯基拥有极为独特的电影美学和浓烈的个人化视野，是自我的光影世界中的绝对独裁者。事实上，在世界级导演的殿堂中，塔可夫斯基的可研读性早已远远超过一位电影作者，而成为了一种现象，开辟出数条幽径，直通向种种不同的意境。以《镜子》为例，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讲述一位艺术家的童年体验与成长。其中的画面语言象征主义极强，在结构上则全然拒绝线性叙事，而带有无与伦比的诗意气质。它的形成更多是基于直觉上的体验、心得和个人感受，而摒弃“理智”的作用，在这部电影里，只有直接地、纯净地面向自然与精神的感官才是有意义的。
塔可夫斯基本人认为，艺术决不能将概念之间的互动作为终极目的，形象是具体的物件，但却沿着神秘的途径延伸到超越精神的地带。这种纯粹的认知力所达到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在《镜子》中主要存在于三种表达层面，它们分别是：从生活中平凡的细节与时刻中捕获意味、对自然和人物庄重的追随凝望、以及沉郁优美的诗歌旁白。影片始于通过催眠治疗口吃的男孩的电视画面，接着在片头字幕之后切入一位妇人坐在篱笆上抽烟注视远方的背影，其后的片段还有舔舐一滩牛奶的黑猫，孩子的手不断翻动的书页，着火的木屋，一只鸟撞破窗玻璃的一角飞出，桌上滚落的玻璃瓶，下雨且坍塌的房间，母亲在镜中的老去瞬间，木桌上缓慢消失的雾气印痕，雪地中枯木下站着的男孩一把抓住停在自己毡帽上的鸟。这些画面都呈现出了一种静思默想的本质，是从意欲世界截然分离出来的纯粹表象世界，换而言之，它们并不与任何实际的价值或用途相关联，却可在思想之中有无穷无尽的指向。它们是出于“无用”而被人们忽略的真实时刻，这种真实又在画面的构图与光线中被赋予了审美意义。塔可夫斯基吟咏这一切，且他的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镜头，而是代之以大量的推拉镜头以及巧妙的轨道车运动。他的电影语言中的凝视感十分别致，镜头的移动和对焦具有一种朦胧与无意识的特性，像孩童一样天真和无目的的视角。如镜头长久地对准狂风乍起的树丛；又或者从吃饭的孩子平缓移向发呆的母亲，随母亲移向放有枯萎花束的窗边，从窗边移向外面被雨点拍打的铁罐；再或是在破旧的房间内缓慢摇动，接着沿走廊向尽头的蓝色窗帘前行；还有从台上的凸肚瓶的花纹特写拉远，并突然把焦点转向后面奔跑的孩子。这些场景与长镜头调度的不可知性，及其所处的跨界、中和、不拘的特殊状态，共同造就了塔氏电影中最主要的两大因素——梦境与回忆。
同样，使本片步入晦涩难懂的电影之列的原因还有它的复杂结构。其中大致可分为创作者的童年回忆和当前经历这两条基本线索，但却穿插着许多梦境与幻象，还有新闻纪录片，构建出个人体验之上的时代现实，形成了全新的时空组接。在塔可夫斯基看来，艺术可以再造时间，而回忆使生命得以重访过去。不拘于线性顺序也是塔可夫斯基对事物直观理念的体现。若想要以最纯粹的方式观照一个客体，我们必须忽略它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位置，即关注它的个体性。这是因为唯有当时间和空间——这是我们认知的主观和形式条件——被抽走之后，这一客体才可以成为理念。因此伯格曼才会说塔可夫斯基“创造了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他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与生命保有纯粹的联系。
除了精神维度上的神性之外，某种程度来说，塔可夫斯基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美学思想往往带有一种痛切的破碎和衰颓。塔可夫斯基非常珍视弱者，尤其是小孩、女人和疯子，他认为痛苦之后的疯狂恰恰是精神的高级形式。与充满自信力量的躯体相比，他更偏好探索伤痕累累、犹豫不决的生灵。这就应和了波德莱尔观点中“美与忧郁、不幸、理想的缺失有关”。在塔可夫斯基眼中，个人的学识与能量都无足轻重，他如同虔诚的僧侣般坚信唯有信仰决定生存的意义。也只有通过牺牲和受苦，人类才能获得拯救，走向重生。
平常人沉浸在纷乱、骚动的生活里面，由于意欲的缘故，他们隶属于这种生活，他们的头脑充满着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但却又一点都不曾意识到这些事物、甚至生活的客观含义。而塔可夫斯基则始终在以博大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大地、雨水、着火的灌木丛、人类的缄默和孤独。在艺术的漫漫长廊之中，他已像片中的殉道者一样直抵人类的尽头，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转过了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