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蛛

2017 年戛纳电影节，一部大尺度的奇幻电影《边境》击败了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以黑马姿态拿下“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见识了这位移民到丹麦的伊朗年轻导演——阿里·阿巴西。五年之后，他的新作《圣蛛》再次来到戛纳，成功跻身竞赛单元，并为片中女演员摘下戛纳影后的桂冠。

阿里·阿巴西无疑是戛纳悉心栽培的又一位嫡系导演，他的傲人之处相当显眼，首先是他的伊朗移民身份，从极端保守的中东国度，移居到幸福指数最高的北欧发达国家，使得他拥有两种文化融合的背景；而这种特殊的身份自然也影响了他的创作：移民、种族、社会边缘人这几个要素贯穿他迄今为止的三部长片。而他作品另一个鲜明的标签则是对不同类型的融合实验，由此引出政治、社会、道德批判的主题。

新片《圣蛛》回到了阿巴西最为熟悉的国度——伊朗，同样采用前后两种不同类型嫁接的手法，大胆地诉说出在这片土地上，女性遭受压迫与伤害的残酷现实，也鞭笞了伊朗宗教、政府腐败现象、社会普遍的厌女症，直指男尊女卑的根源思考。开场 10 分钟便清晰展示了一位女性性工作者遇害的情节，一个犯罪类型的叙事轮廓逐渐呈现。情节专注于“蜘蛛杀手”挑选受害者、杀人抛尸的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同时也塑造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男人形象，与太太与小孩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两种形象的反差勾勒出一幅连环杀人狂的肖像。另一边厢，一名女记者想方设法接近真相的调查过程，从发现警察腐败无能、敷衍了事，到最后以身犯险，主动诱捕杀人狂。

导演在类型情节里有力地渲染惊悚悬疑的氛围：漆黑午夜、荒郊野外、千回百转的小路，虽回避了不少直观残忍的杀人场面，却透过受害者的肢体特写营造毛骨悚然的效果。这些欧美连环杀狂类型片里常见的套路一并俱全，除了背景发生在伊朗之外，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阿巴西对类型元素的娴熟程度令这部作品产生了一些误导性，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部连环杀人狂的类型片。

当杀手被捕后，叙事转向法庭审判与更复杂的社会现象描写，从风格化的惊悚情节回到现实批判的主题，正如《边境》前后两种类型过渡衔接一样。不少观众对此大感迷惑，殊不知这才逐渐揭开创作者的真实用意。“蜘蛛杀手”之所以犯下如此耸人听闻的血腥行径，完全有其家庭与社会原因，而后半段便是抽丝剥茧地阐述这个冷血杀手诞生的现实根源。

事实上，后半段的悬疑感并没有完全消散，导演成功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凶手究竟会否被定罪，以及他最后会否被执行死刑的悬念上，由此归结到伊朗宗教、政治、传统批判的主题。影片刻画出一个深受原教旨主义荼毒的伊朗男人，他以清洗之名犯下残害女性之事，其暴力行为罪不可赦，他最后的下场固然大快人心。然而，法庭内外对杀害妓女行为的支持者却叫人心寒，广泛民众（包括杀手的家人）这种狂热扭曲的支持是不正常的，导演暗中揭示了整个伊朗社会受到极端保守思想的洗脑，而宗教与统治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杀手平行的女记者的线索，透过她的目光角度，不断反映出伊朗社会普遍对女性的不尊重（酒店不让单身女性入住、警察头目企图对她性侵犯、法官对女性自由散漫态度的不屑等等），直指男尊女卑现象的根源。这种根深蒂固的厌女思想并没有随着“蜘蛛杀手”被处决而消失，反而扩散开去，甚至遗传给杀手的下一代。最后录像展示儿子和小女儿在家中重演父亲杀害妓女的一幕（妹妹躺在哥哥身下任由摆布）尤为令人震惊，将伊朗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刻画得入木三分。

幸好，还有女记者这个角色，她代表着开明进步的思想，她不畏强权，勇敢反抗不平等现象，一心为女性的生命与福祉奔走努力。这角色的戏份与厚度显然不如杀手，但是戛纳评审一致同意将最佳女演员奖颁给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一方面是表彰这位伊朗女演员的出色演技，另一方面相信也是对勇敢的伊朗女性的支持，因其在现实中同样遭受伊朗政府的无理指控，而离乡别井远赴欧洲；再联系上近日伊朗女孩因没戴头巾而被拘留后死亡所引发的“摘头巾抗议”运动，这个奖项的意义殊不简单。

这是一部具有挑战性的电影。电影开头，那个敢于裸露身体展示伤痕的伊朗女性，究竟是需要多大勇气?多么无奈?才会向银幕前的观众，争取一份无声的支持?

前不久，卡塔尔世界杯上，伊朗队22人集体拒绝唱国歌，以表达对国内女性争取权利的支持。2022年9月份，伊朗女孩阿米尼因为没有戴头巾，被道德警察拘留后死亡，此事引发了伊朗的“反头巾抗议运动”，到现在，抗议仍在继续，女性的愤怒呼喊得到了多个国家不同人士的支持……

关于这张抓拍，确实，这是可能伊朗球队进球后一个普通球迷正常的激动落泪。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即从伊朗女球迷露出的部分额头，就能意识到她对当下“头巾抗议”运动的支持与回应。换句话说，本次世界杯伊朗球迷的在场，实际上是就是大胆地站在国际平台上对国内“头巾政策”进行权利宣言，以扩大国际支持。头巾是理解电影的一个关键。

女主角扎拉在16年前被同剧男演员恶意盗取并传播性爱视频，遭受极端民众的死亡威胁，被迫驱逐出伊朗，她在本次戛纳电影节获得最佳女主角奖项，抛开她的实际演技不谈，很大程度上获奖意味着官方对伊朗女性追求平等的支持和声援，在保持电影高质量的竞争力的同时，具有类似意义的还有这些电影：

贾法帕纳西是我钦佩的导演，伊朗电影非常优秀。有伟大的阿巴斯、马克马尔巴夫、法哈蒂等导演。本片的导演阿巴西在采访中不仅讲述了〈〈圣蛛〉〉的前期准备期间，伊朗电影审查部门的消极态度，还阐明了他的电影观念，更多地受国外导演的影响，而伊朗本土的现实情境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灵感源泉。简介里写着 这是一部丹麦、德国、瑞典、法国出品的电影，却由伊朗导演指导、讲述的是伊朗真实改编的故事。多么离谱。

关于当代伊朗导演，我们能从帕纳西、法哈蒂的电影里看到比前代导演更激进地对伊朗现实问题禁区的攻击。1979年伊朗革命是一条界限，在21世纪全球化更强发展的趋势下又是一条界限，现代性经验通过碟片录像带让电影在私密场所影响伊朗观众，现在的互联网更甚。在阿巴西的电影里，批判和讽刺的力度不但没有减弱，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他在创新一种新的伊朗电影制作方式。如果说阿巴斯一代导演为了避开审查，将摄影机装上消音器，去捕捉远离城市的人性的美好，那么阿巴西导演则依靠他的才华顺应电影国际市场需要，能够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基础上而不用大幅度修改剧本，避开当地审查，将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而创造出精神和实质上又依附于当地文化和现实的作品。这样看来，未来，去他国拍“本国”的电影，可能会成为挽救某国电影危机的一个办法，陈可辛导演最近在韩国釜山的准备动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电影创作自由的探寻。

到现在，铺垫了这么多信息，其实都是为了能更好的发现“圣蛛”。它是理解导演电影文本主题的核心，只有发现了“圣蛛”，才能更好地诛灭(港版译名“圣诛”)在伯格曼的电影〈〈犹在镜中〉〉里，上帝通过女主角的嘴里说出为一只大蜘蛛。阿巴西说伊朗电影多隐喻，而他的电影就像一记巴掌。我不知道阿巴西有没有受到伯格曼电影的影响，在伊朗，蜘蛛和鸽子等是伊斯兰教的圣物之一，本身具有神圣的意思，“蜘蛛杀手”在电影里是那个凶狠的可见宗教狂热杀手，那么圣蛛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还不明显，

多条道路通往一个繁华的中心，这些长长的道路构成了蜘蛛的腿，而中间的部分，政权和宗教，构成了蜘蛛的核心部分。这个“蜘蛛”将头和身体合二为一，而夜晚的金碧辉煌的道路所覆盖不了的黑暗地区，即影片中广大的黑色城镇，则依靠某种“默契”巩固着。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以宗教执政，政教合一。我对伊朗政治和历史不熟，伊朗的政府和宗教保持着一种关系，总之伊朗尊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认为女人露出皮肤脸庞会诱惑出世间的罪恶，所以禁止女性公开场合游泳，拍专门道德警察抓捕“不守规矩”的女性。。

明明是不允许出现的存在，为什么还能在电影里，在圣城里挑战着权威？是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莫大讽刺。在电影里，我们很少看到道德警察去主动抓捕已经乱大街的妓女。警察们大多不作为，明明知道抓捕蜘蛛杀手的最好办法却选择默许。难道仅仅因为被害者是地位低下妓女吗?相反的，仿佛约定俗成的，妓女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巧妙的包容。为了简单地维持社会稳定，当妓女为嫖客(男性)服务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上其他暴力活动等产生，能巩固政权的稳定。政府和宗教默许妓女的存在，并用毒品加以控制。这些可怜的妓女没有地位，她们完全是男人的玩物，男人残忍地摧残她们的身体，不给她们合理的嫖资。政府特意不大力限制，有意地控制着毒品的流通，导致她们在地位卑贱的基础上还自觉地为自己的“卑贱”提供合理性，而这些都是她们作为妈妈的女儿，女儿的母亲所察觉不到的，她们要的只是生存，而政府和宗教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保护。尽管蜘蛛杀手在不断杀人，但这些妓女们还是冒着风险上街，认可了自己的定位。政教没有想办法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而把锅丢给处于劣势的女性，将社会的愤怒转移到对妓女的仇恨上，这也就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又一个“蜘蛛杀手”，宗教的仇恨是恐怖的。头巾包裹住她们脸上的淤痕，却不能阻止她们积压已久的自由意识。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他们终将回归往常，而我们将持续痛苦”，是蜘蛛杀手的妻子对儿子说的，她始终关注着小小的家庭幸福而非狂热的民众情绪，是电影里看的比较透彻的人。

关于蜘蛛杀手，他们罪有应得。他们的存在是在非直接指导下，受宗教教义优生学的影响，替政教做事，最后又得帮政府擦屁股，做替死鬼。本片的蜘蛛杀手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却不满足原生家庭的性需要，他把杀人后的精神洗礼升华转变成对教义的执行、屠杀的动力，帮助政教清理掉他们眼里的障碍。当德黑兰面临总统选举之际，蜘蛛杀手又落网，他只能成为政教的抛弃物，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在监狱用手接雨水，却永远等不到真神降临。尽管如此，同情不应该为他们着想。他们和背后的“圣蛛”一样令人憎恨，他们的暴行不可饶恕。

图一是字幕出现前，蜘蛛杀手杀害第一位妓女后骑车抛尸的画面，特写这枚戒指。此时我们还不是知道杀人凶手的真实模样，只知道他的戒指特征。图二是蜘蛛杀手杀害怀孕的妓女后，女记者的新闻朋友给她递来凉茶压惊的画面。这次戒指又出现了!仔细辨别，图一戒指在左手，而图二是右手。我的理解是，导演把蜘蛛杀手分成了2类人，左手右手，简单的理解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宽泛的理解：左派激进，如蜘蛛杀手残忍地采取灭绝方式杀害妓女；右派保守，新闻朋友不止一次地劝阻女记者退出调查，而他退缩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妓女被施暴的又一原因——无人发声，无人作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妓女的被害而不去坚持调查，反而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我们多少人，都是这样的人，多么可狠而可悲!?

关于对杀手的分类并不是为邪恶的杀手开脱。电影的魅力不在于理性的分析，这部电影可以看做是对伊朗女性的别样声援，也可以看做是一部普通的惊悚片，它的开头做的并不好，结尾用录像带的形式，讲述了一些未明确指出的，颇有轮回道义的东西。我们不缺乏电影，一点这十分无奈却也充满希望。用一张图总结。

最后阿里复盘爸爸的犯罪行为时，一瞬间所有的感情涌上来。每一位女性死去时的无助和凄凉，Saeed对16个家庭和自己的家庭造成的悲剧，每一个被他的行为影响的人们和他们后代，Saeed的儿子。没有任何一个犯罪的教唆者会是一种信仰，邪恶的信仰是被邪恶的人传播的，邪恶的继承者也无法逃避惩罚。正统的信仰也不是任何人脱罪的工具，当心理邪恶的欲望演化成犯罪，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女主角所展现的Rahimi的勇敢和果断确实值得成为戛纳最佳女主角。 1.Saeed紧张，愧疚，害怕时会念诵教文。他渴望别的女人却被宗教束缚，他也许也厌恶家庭带来的职责。从前战争的经历也让他无法摆脱暴力，他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是英雄。所以当战争结束后，他渴望那种感觉。2.Azimi夫人已经被男性主导的思想控制，并主动为丈夫脱罪。3.大雨中伸出监狱窗口的手，神圣的画面。

这部电影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战发射的脏弹。与新疆棉花事件相同的另一次操弄。

整部电影完全是为了黑伊斯兰世界而拍摄。

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是没有真实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持供了借口。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东方主义建构及论述，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毫无关系。结果，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 这本影响巨大的书已经成为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

《圣蛛》当中，我们看到除了一个作为记者的女主角(作为社会叛逆者)之外，对其他伊朗社会的所有人包括杀手，受害人，过路司机，普通民众，警察，法官，甚至儿童和母亲均作为负面形象进行黑化。

丹麦/德国/瑞典/法国4个西方国家投资，流亡的导演和演员进行拍摄。以西方的视角把个人仇恨融人对伊朗社会和文化的厌恨中予以丑化。其目的不言自明。

电影处处流露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感，以一种观察野生动物的傲慢来看待伊朗社会和民众。当然，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真实，然而，表现人类世界的电影一般不这么搞，经常出现露骨的交配镜头那是动物世界节目。

《圣蛛》里的连环杀手名字就叫萨义德，这不是偶然。

之所以称其为伊朗电影，因为导演是伊朗人、主演是伊朗人、题材源自伊朗发生的真实案件、揭开的也是伊朗自身之问题与隐痛。

但事实上，此片出品方是丹麦，取景在约旦，导演长居欧洲，女主演流亡法国，电影本身则扬名于戛纳—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今年就是凭此片击败汤唯夺得金棕榈影后。

它获奖后，伊朗文化部公开刊文谴责，甚至有机构发出了死亡追杀令。

艺术永远都是让权力最感恐惧的东西。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原教旨主义”，大致可解释为：某些宗教或政治见解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信仰、遵守和维护其基本权威立场，从而表现出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间坚决对立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攻击性的极端行为。

原教旨之所以可怕，就因为它能不由分说地定义善与恶，然后不由分说地用善的名义惩罚恶。

而且这个过程往往并不掺杂任何的自我怀疑，定义权与惩罚权的来源与合法性都显得天经地义。

本片就是一场对原教旨心态与行为的静观：从一个行凶者起始，到他的家庭，再到他的族群。

残忍屠戮十六名妓女的变态，在圣城马什哈德被尊奉为英雄。

“清洗街头罪恶”，以信仰的名义，宣布一些人背离神祇、玷污宇宙，然后，以之为祭品，替天行道。

这场单向的诛戮过于简洁明快，以至于如此受到愚众和群氓的偏爱，仿佛只要在周遭围观和呐喊，就等同于代行了上帝与真主的权柄，从生杀予夺里反证了自身的圣洁、虔诚和纯粹。

针对性工作者的神秘连环杀手，这是诸多老派“奇案片”所偏爱的元素，何以这次在主动剔除了悬疑色彩（凶手一上来就被公布给观众）后，仍显得食髓知味般惊悚，全因那背后藏着满满一个国度的“人民的意愿”，和满满一个民族的群体暴力。

那些老百姓，明明如此善良温顺，却会为一个杀人犯的价值观鼓吹叫好，因为他们自幼生活在原教旨里，原教旨就是他们的圣旨、主旨、宗旨和存在之要旨。

那些执法部门、暴力机关、政府公务员，他们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破案，他们名义上都迫切想要把凶犯绳之以法，他们在功能属性上都是一个社会治理逻辑的构成部分，都是政治理性和法制理性的终端责任人，但很遗憾，他们又在信仰属性和道德属性上，一次次不自觉地倒向原教旨，于是，他们不时会流露出对恶的辩护、容让、同情甚至纵容。

这是伊朗乃至整个中东世界，同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和一个教权国家的分裂。

顺便说一句大约是无关紧要的话：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网友们最大的爱好之一，是拿着各色头巾cos卡塔尔小王子。

至于女记者的角色，本就比较复合——视点人物、追踪者、动机的提供者和破局者，既是旁观人又是当事人（她的女性身份所导向的对受害者的心理卷入，她自身之前所背负的性构陷，她在查案过程中先后遭遇的潜在的性讹诈与性威胁，以及她将自己作为钓饵诱捕嫌犯的勇敢行为，使之甚至具备了半个受害者的身份），但最关键的是，她提供了故事里几乎唯一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视角，一个正常人类价值的视角。

她想要处死的，终于被处死了，但她想钉上耻辱柱的，却被装进了神龛。

人类价值和现代文明在她结尾的离去画面里，四面楚歌。

伴随着手机里正在播放的那个、由孩子们来完成的死亡场景再现，像一部“家用杀人手册”和“请你们像我这样做”的教学视频，充分暗示了那些东西还在嬗递下去，随时准备生产更大的血腥——伊朗电影里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些“儿童视角”，只是这次实在过于冰凉彻骨、过于恐怖。

这倒也能解释，为什么那几个手眼通天的内线，没有像许诺好的那样营救和释放凶手？也许仅仅是，一个被处死的圣战勇士，更适合充当丰碑与旗帜，更能呼应并唤起更多的原教旨。

围绕着杀手本身，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明明有道德洁癖，厌恶每个风尘女子与自己产生的亲密触碰（哪怕只是诱杀之计，可是仍要去卫生间反复擦洗），可当他匍匐在妻子身上耸动交媾时，眼睛却无法自拔地盯向走廊上那具遗骸露出的脚趾，那一刻他得到的，是一种近似奸尸的报复性宣泄？

明明一直宣称自己与正义同在、问心无愧斩邪除恶，明明拒不忏悔认罪、在庭上布道讲经求仁得仁，却到真正面临被处死的绝境时失控，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恐惧，和“伊玛目帮帮我”的可怜虫般的喃喃祷告。

铺开这些场景的，是大量近距离、不规则的局部特写，感觉就好像，有人在身侧，把视线一直一直地，看入你灵魂里，藏的最深的那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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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唐山打人事件关注度颇高，对于这个恶性事件，是否作为性别暴力的现实案例，大家自有评判。

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有一部同样关于男性针对女性暴力题材的电影，被提名金棕榈奖，它就是《圣蛛》。

《圣蛛》女主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获得戛纳最佳女演员，同时她和戛纳评委法哈蒂一样来自伊朗。作为伊朗昔日当红女星，16年前被同剧男演员偷走私密性爱视频，遭到对方恶意散播，被极端民众死亡威胁。

逃亡后她没有放弃，拍摄了更多讨论社会厌女和女性压迫的作品。

扎拉在得奖时说：“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站在今晚的台上，尽管我热爱电影，但这也是一个美丽中带着许多羞辱的故事。”

然而《圣蛛》得奖后，伊朗文化部公开发公文谴责，甚至有机构发出了死亡追杀。

《圣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记者深入伊朗最神圣的城市，追踪调查连环凶手“蜘蛛杀手”，以“清洗街头罪恶”为名残害女性性工作者，但随着死亡人数的剧增，以及真相的接近，记者发现整个社会开始奉“蜘蛛杀手”为英雄，这使得她追寻正义的机会变得渺茫......

戛纳媒体发布会上，记者对导演阿里·阿巴西进行了提问（翻译@书本戛纳记者笑意）：

戛纳记者提问现场

戛纳记者：本来打算在伊朗拍摄这部影片，然后放弃了，这是为何？

导演阿里·阿巴西：我试图在伊朗拍摄，我去了文化宗教局，和他们“喝了几杯茶”，我把删减过的剧本给他们看，已经做好了妥协的准备，让影片得以过审。（虽然我一点也不认可审查制度）

他们说很荣幸你能回到我们国家，你是多么不可多得的导演blabla，我们有结果会再通知你的。一年后，我再去询问，他们又说，再来喝一杯茶吧。那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不会批准了。

我依旧认为，我的这部电影里没有任何秘密，只是呈现生活本身的一部分，而我也只是做好我本身的工作而已。

戛纳记者：你的拍摄技巧从伊朗电影里学到了什么？

导演阿里·阿巴西：我很尊敬伊朗电影，也很喜欢许多大师。但从拍摄角度，我并没有从伊朗电影里学到什么。因为伊朗电影有太多隐喻了，比如风中的花瓣，我认为电影是一记耳光。

电影应该去展示一些东西，而不是隐藏一些东西。

伊朗最好的电影，你也许可以在网上看到，而它的电影胶卷也许已经腐烂在哪个角落了。而一些政治宣传电影却能用最好的胶卷拍摄，拷贝一百多份保存完好。

电影并不分国界，也不分性别。

比起伊朗电影，大卫林奇、路易斯·布纽埃尔这样的导演对我的启发更大。但生活在伊朗，沉浸在那儿的氛围之中，知晓这个国家的现实，这个国家特定的文化，对我的创作也非常有启发。

而我们国家的电影，则是创造了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人睡觉从不脱衣服，头上永远戴着头巾，她们没有身体，从不触碰任何人，从不上厕所，从不做爱，很少工作，甚至在脸颊上的一吻都要被剪到风中的花瓣里。

这样的电影，并不应该成为一种启发。

文：笑意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注明：本文由大量剧透，介意者谨慎阅读

男人的蛛网

夜幕降临，男人骑着摩托行驶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一条“不洁”的街道上，那里站着浓妆艳抹的失足女人。

他停下，示意女人上车。对方犹豫了一会儿，揣摩这个骑着小摩托的男人，会有钱支付给她，让她养活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吗？

男人狡黠地露出笑容，拍胸脯保证跟着他走便会让她赚上一笔。

到了男人家门口，女人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准备逃走，却已经迟了。

男人紧紧勒住女人的脖颈，任其求饶、挣扎、反抗，没过多久，挣扎便停止了。

事后，他用毯子卷起女人的身体，丢弃在周边的荒地里。

在第二天警察发现遗体时，他还会去现场围观，和周边人一起，发出啧啧叹息：这女人真是活该啊。

杀手的身份之外，他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一个女人的丈夫与三个孩子的父亲，看起来老实本分，没有人怀疑他。

他渐渐杀人上了瘾，一杀就是十几条性命，杀人的手法业余又笨拙，弃尸的地点每次都在同一个。

更嚣张的是，他还会打电话给记者，告诉他们自己就是凶手。

男记者们早已见怪不怪，警察们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女人眼中危险的连环杀手，是警察眼中“城市的清洁工”，信徒眼中守护圣城的英雄。

在贫困、毒品、性交易泛滥的街区，没有人在乎堕落的女性被杀害。

她们的母亲以她们为家族的廉耻而闭口不提，只能偷偷哭泣。

而伊朗的警察、司法部门与凶手，则在同一个父权体系中。

既然利益互不触犯，就能默契地互相理解、配合。

正因如此，案件得以明朗的关键在于一名女性，便再符合情理不过了。

女记者的诱饵

没有其他人像这位女记者那样执着于找出凶手。

连环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最恐惧的是女性，也唯有女性才能理解那些被杀害的女人真实面临的困境。

在这个城市里，女人的生存环境则尤为艰难，特别是单身女性。

流落街头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幸，但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生于贫困的家庭，14岁就被迫结婚，23岁已生育多个小孩，35岁失去了大半牙齿。

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立女性，女记者在职场面临男上司的骚扰，入住酒店也被怀疑是性工作者而婉拒，展开调查艰难重重。

一个刚询问过线索的妓女，几天后便被发现了尸首。一个胖妓女，看起来粗壮有力气，也未能幸免于难。

导演把每一个女性被杀害的过程都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凶器或是她们摘下的头巾，或是床上的枕头。

观众兴许还心存侥幸：这一次的女子是否能够挣脱，是否能够反抗。

没有。

一个猎物求生时拼劲的全力，最终抵不过蜘蛛的猎网与腾腾杀意，最后都失去了挣扎的力气。用作祈祷的地毯，像蛛网一般把她们裹住。

她知道被杀害的风险极高，还是决定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画上艳丽的妆容，站在他经常出没的街道等候。

即便有勇气与智慧，还有接应的男同事，她的经历也是九死一生。

入了虎穴，她才拿得凶手作案的一手证据，把真相公诸于众。

伊朗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与女记者的角色融为了一体。

因前男友电脑流出的性爱视频，她从当红女明星跌落成被影视圈封杀的污点艺人，不仅为家族蒙羞、为整个伊朗社会所不齿，更面临鞭刑与牢狱之灾。

她只好流亡法国，在巴黎打工维持生计。

被男权社会所碾压的脆弱无力，和跌落谷底奋力一搏的坚毅，她的个人经历为原本可能落入俗套的女记者形象注入生命力，让面对圣蛛捕杀的恐惧与面对舆论反应的失望都无比真实。

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获奖照片

圣蛛的审判

与诸多讲述连环杀手故事的影片不同，这部电影的着力点并不在于追捕凶手的过程，而是凶手捉拿归案之后的审判，以及大众的反应。

相比于连环杀手本身，导演对这个孕育连环杀手的社会更感兴趣。

这个故事，是由发生在伊朗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导演回忆起2000年左右案件发生时的情形：被杀害的女子数量还未达到五六个的时候，甚至不算是什么新闻。

当凶手杀了十个女性之后，大家才关注到这件事。

虽然伊朗官方媒体并未报道，但当时整个社会都轰动了，特别是凶手被捕后，全国所有人都密切关注这个案件。

影片还原了当时伊朗社会的舆论：一部分媒体和群众把这个男人描述为一个“无私的英雄”，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己。

这一部分的恐怖程度甚至超过了凶手杀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舆论的造势下，凶手多么理直气壮地向大众炫耀自己的成就：我问心无愧，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杀掉最后那个女人。

而他的妻子在发现丈夫所做所为后，并没有因此感到羞耻。

她挺直了腰杆，认为“那些女人本就应该被清除，丈夫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仅仅害怕丈夫难以逃脱刑罚，埋怨他的行为可能让她和孩子失去依靠。

孩子在短暂的羞愧过后，也迅速找回了自尊，甚至为自己“伟大的父亲”感到自豪。

孩子说，我长大后，也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完成他未竟的工作。

他还给媒体演示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演示时扮演被捕杀者的，是他年幼的妹妹。

法国数名女性在戛纳红毯上为死于家暴的129位女性抗议

这个社会究竟为孩子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凶手伏法，固然能够震慑住一些仿效犯罪的人，但姑息、体谅甚至鼓励这种暴力的舆论还盛行，暴力的催生便永不停止。

导演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限于伊朗。

一些西方国家，也是经历了许多年的努力，才减少了暴力事件的发生。

但我们现在做的已经足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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