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下部游击队

看这电影之前，只知道切就是无数人T恤上的一个头像，对于其经历一无所知。看了电影之后，对切的认识依然仅仅只是一个大致的了解。

切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不是在于他对队伍战略战术上有多正确的领导，也不在于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而是因为其信念的坚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纯粹。上部中在古巴的斗争也没有出古巴革命领导者的“运筹帷幄、高屋建瓴”，下部中的游击斗争就更不要说了。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出切在当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号召力的，不然不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跟着他打游击。这也许就是其悲剧性的结局的根本原因吧。不过正是因为这个结局的悲剧性，才彰显了切作为个体的人的伟大。

看着鼠标垫上的切的头像，不吐不快。

无论是你想拍纪录片，还是故事片，我认为你首先要把人物的内核立起来。

这个电影里面究竟在描述什么？猎奇一般平铺直叙切的游击队生涯，随便游走了几个地方，跑了几个人，平息了几次动摇的逃跑，然后，花钱买猪，然后，被出卖，biubiu两枪，被抓了，请求敌人放走他，biu，枪毙了。

嗯？

他的主义呢？就一个短镜头告诉人民，支持我们，将来这里有医院？他放弃革命成功的古巴地位荣誉，就是来这里，说这么一句？

完全没有人物浪漫的革命情怀，伟大的革命信仰，就连他的队友，都好像是被他骗过来的一样，陆续想跑，你这干啥？这是想好好拍切的故事的样子？

或许一切都是事实，但切就这么毫无目的，毫无计划，说开展工人运动，一个工人都没出现？来到这国家莫名其妙的穿来穿去？而且没有人民支持？也没有去争取人民？这啥啊？

英雄葬礼
切，已经故去很久了，今日再看那段历史，感受依然很深，很深！
深到，已经不会打字，那就转抄几句吧！
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最后切又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有的人奔波一生做了很多事情，有的人碌碌无为未着一笔，有的人在等待中坚持一个信念，有的人在挫折中实践唯一的信念……

号称爱他的人很多，曾经千千万，曾经人们急切把他的挂在胸前背后，生怕有什么不符的地方被人嘲笑。在这样热情的期待中，人们昏昏欲睡应付了这样一部电影，然后说太失望了，就算给自己曾经荷尔蒙冲动画上一个虚伪的句号。
时尚找到他，铺天盖地，在他走过的阳光大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越偏越远。有人说这是切的悲哀，我说切一直昂然屹立在阳光的方向，只是这个浮躁的时代给他穿上这样那样的花花绿绿，而浮躁的人们同样的虚伪，如浮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抱怨自己流离的追逐而一无所获后，从未追问自己的信念是什么。这不是切的悲哀，是人们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流水一般的纪实如陈年老酒，从浓郁的美洲弥漫到我的小房间直至心房。
电影让我产生了幻觉，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已经不是本尼西奥•德尔•托罗，明明就是切，雪茄、气喘、简短的话语、坚定的眼神。

说自己是理想主义不难，做理想主义也不是那么难，难的是一辈子的坚持。当革命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随着洪流一直走下去，或者我们怀抱理想，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收获胜利，于是我们安然自得的躺在胜利的成果上享受荣华富贵，认为这是应得的，于是忘记了当初的理性，于是抛弃了理想主义，于是豪言壮语也成了过眼云烟。
切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抛弃的不是信念、理想，抛弃的是胜利这个容易上瘾的毒品，拿起枪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理想虚无如空气，坚持或放弃存乎一念，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只是一件简单是事情。

任正非退役后，开办了华为，将华为打造成一只饥渴的狼，在国内夺城掠地，成为显然的老大，名声鹊起。然而任正非没有就此停步，时时疾呼“冬天来了”，时时刻刻打好行军包继续前行，跨出国门，从亚洲、非洲、拉美到欧洲再到美国……

理想主义从未过时。

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但还是庸俗的在潮流的尾巴上认识切，开始也不过将其当做一个时尚的符号，虽没有将他挂在胸前背后，却将一个发黄的军旅黄布包从大一背到大三。随着逐渐深入了解，切慢慢深入我心。当人们逐渐忘却的时候，心逐渐老去的我却想穿上有你头像的T桖表达信念。

有的人以为传奇应当是不平凡的活着，而你却用纯粹朴素执着追求理想谱写传奇
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切.格瓦拉》：一部关于“人”的史诗

文/廖伟棠

1955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彻夜长谈。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年后墨西哥湾迷乱的浪花，切.格瓦拉靠在运载古巴革命者的“格拉玛”号船舷上久久沉思——四个小时后，电影的结尾又闪回了这一幕，浪花依然迷乱甚至过度曝光。而上一个镜头，是切.格瓦拉的尸首被绑在政府军的直升机上，掠过玻利维亚的山谷，阳光灿烂，谁也忘不了，平静的绿林下，曾是围困他的地狱。
开头和结尾——剧情的透露我到此为止，我想说的仅仅是，开始时他尚有卡斯特罗等八十一人与他踏上远征，最后他孤身一人，他的战争既是少年大卫对巨人歌利亚的战争、也是他与自己一个人的战争。电影百分之九十篇幅着墨于前者，以致于可以作为一部不辜负千万美元投资的战争巨片来观赏，但是百分之十极其克制和隐忍的对后者的表现，为战争的残酷染上了一层超越性的荣光，也使这部好莱坞制作能成为一部史诗式的悲剧。
的确想不到Steven Soderbergh可以如此现实主义——也许他终于明白了越真实越超现实这个拉丁美洲式道理，《卡夫卡》中残存的表现主义印记在这里被现实细节磨光，却渗进了骨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犹罗峡谷中最后一战时凄惨得如来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鸟啼、以及那一两个长度不超过十秒的主观蹒跚的镜头，一下子纠结起前面三个多小时的压抑，转换成泰山欲倾的巨力向你压下来。我承认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浑身战栗，不觉间竟然泪流满面——
因为我们陪伴切.格瓦拉经历了他的地狱篇。两个小时带着种种牺牲迈向古巴革命胜利的上集，紧接着两个小时带着更直接的牺牲迈向个人死亡的步伐，前者场面转换眼花缭乱，却让人感到沉闷，后者在狭窄山谷作困兽斗，忍耐的时间越长却越让人感到急促如心脏狂跳。观众的心理速度跟上了切.格瓦拉挑战自己肉身极限的速度。Steven Soderbergh用目不暇给的镜头切换配合明亮环境下的浅景深，成功地营造出游击战中充满不可知因素的噩梦氛围，我们不时看到焦点外的世界如幽灵一样向镜头飘来，迅即又落回实处，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也像极了切.格瓦拉在遗着《玻利维亚日记》里记载的战争，还有隐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内心：孤绝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冲突。
可以说没有上集《阿根廷人》对胜利的现实主义还原描写，我们不能从那个英雄符号中寻找出作为一个人的切.格瓦拉；但如果没有下集《游击队员》对残酷的失败所作的抽丝剥茧式提炼，我们亦不能在这个悲惨的死者身上寻找出圣徒的面貌——正当切.格瓦拉哮喘加剧、摇晃着骑马穿过光影斑驳的丛林时，一刹那逆光中我们看见他的面容圣洁彷佛不属于现世。随即他堕马、发狂刺伤马颈等镜头又把我们拉回绝望的现世。“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鲁迅如是说英雄，Steven Soderbergh也懂得这道理，正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混杂的切.格瓦拉，反证了被萨特誉为“二十世纪最完美的人”是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的。
这时再回去看上集的混杂也觉得明白了，与四年前Walter Salles《摩托车日记》相比，《切.格瓦拉：阿根廷人》更少浪漫化，前者回避政治冲突、只作感性提示，后者麻利地切入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的纠缠，历史历历在目，提出足够的问题让观众反思——一如下集的失败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拯救的人偏偏要叛卖你？这是悲剧英雄必然的宿命吗？现实与神话往往表面巧合，实质呢？Steven Soderbergh并没有神话化地处理这些关键的时刻：游击队做梦一般走进河水中，埋伏的枪声大作，出卖游击队的农民罗哈斯脸上现出一个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而正是这“正常”令我们陷入最痛苦的疑惧之中。
罗哈斯这一张脸，和不久面对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张脸，竟然都属于人类之脸。切.格瓦拉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Steven Soderbergh的版本与一般传记流行版本不同，当政府军士兵问切.格瓦拉是否相信上帝的时候，传记说切.格瓦拉回答“我个人倾向于耶稣”，而电影里切.格瓦拉说：“我相信人类（Mankind）”。电影里的切.格瓦拉，是人，不是神，但是一个配得上人之称号的人；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塔尼亚，是人，因此会在说及失去联络的切.格瓦拉时痛哭、在最后一役穿上美丽的衣服。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正是在缺乏人的现世，这些真正的人才被异化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