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人迹

（芷宁写于2015年8月4日）
影片《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改编自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的短篇小说《来客》，在小说里，加缪再次冷静睿智地向人类的良知提出了种种疑问，也再次表明着他对人性和战争的态度。对比之下，原著显得趋于写实，并相对简洁，而电影的呈现手法既凸显了其深沉文学的一面，又做了符合电影表现形式的添加、延展和升华，令两者相得益彰。
片中主人公达吕的身份十分尴尬，恰似现实中的加缪，作为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殖民者的后代，在法国人看来，他是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看来，他又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站在人文和人性高度的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也都有着无法选择的两难境地。
片名叫做《远离人迹》，片中的镜头画面也常常清冽寂静、肃杀辽远到仿佛入了无人之境，可影片所述的剧情却充满了与人类世界相关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麻烦，如杀戮与复仇、战争与独立、文明与涂炭、立场与站队等等，于是，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即便有着远离人迹、安静过活、了却余生的初衷，却也不得不与人为伍、与人思虑、与人考量，继而做出自己的抉择。
影片伊始，主人公达吕的身份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在孤零零的山区教室里给当地的阿尔及利亚小孩教法语，而贫穷的孩子们每日走山路长途跋涉来上学以换取拎回家的口粮。达吕这位年纪一大把的男人的生活显得既支离破碎（妻子早逝，他孤身一人居于简陋的校舍），又得其所哉（在教学时这位看上去坚毅冷酷的人有那么点温暖），然而，不速之客的突然登门，让达吕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奥尔德斯·赫胥黎说过：“经历，并非是发生于一个人身上的事，而是他做了什么来应对发生的一切。”达吕是个有着过去经历的人，而他也将做点什么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老实的阿尔及利亚村民穆罕默德选择杀死堂兄而后自首的做法，也是在现实困境与民族习俗的角力中不得不选出的一条牺牲自我以“顾全大局”的路，于是，达吕这杆老枪也不得不再次催马走天涯……
外形刚毅冷峻的银幕硬汉维戈·莫特森，似乎很适合出演达吕这样的有过去的人，影片给达吕添加的二战时期法国外籍军团少校的身份，似乎也适合莫特森的形象，也让达吕这个人物在片中面临着更为复杂尴尬的境地，如在护送穆罕默德去警局自首的途中，他们先被阿方独立军俘虏，后又被法方政府军解救，独立军中有很多达吕二战时的旧部，他们给他松绑叙旧，而法军敬达吕是二战英雄，还当他是预备役军官，于是，摆在达吕面前的依旧是选边站队的问题。
维戈·莫特森诠释的达吕，除了眼角眉梢、举手投足间的沧桑溢于言表之外，在性情方面还有些层次感，特别在和穆罕默德的相处中，从起初对其礼貌的疏离，到怒其不争，再到对其处境的感同身受，从一开始的不得不护送，到沙漠里遭遇局部战时的相互关切，再到希望能给穆罕默德提供另外一个选择……而瑞达·卡泰似乎总在法国电影里饰演阿尔及利亚人，他饰演的穆罕默德一出场就仿佛有着精神上的枷锁，他也将人物那起初的绝望到最后的看到些微的希望拿捏得不疾不徐。
影片在场景的设置表现上有着简约却明晰的美学，如再现独立军被围剿的场景时，很技巧地让观众只听闻子弹的呼啸、看到子弹的击中和人员倒地，缺省了围剿者枪击的正面镜头，却令画面充满了言语之外的东西。另外，该片的外景画面拍摄得美而壮观，将北非苍茫寂寥的山区景色尽收，当主人公改变了一个老实人的人生轨迹，乘夜色返回小学校时，镜头中北非的夜，壮美而苍凉，独行在山脊的达吕像行走在天际间，空中那一轮明月很亮，却也很凄清，令人想起巴勃鲁·聂鲁达的那句：“他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在这样干净冷冽绝美景色的掩映下，第二天，既是战士又是老师的达吕给孩子们上了他在这里的“最后一课”，是的，达吕人性的良知高于战争，高于裁决，也高于世俗，这也决定着他必须离开……
史蒂夫·罗杰斯说：“一个人也可以赢得一场战争。”是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
（杂志约稿）

加缪笔下多是普通却心灵高尚的人物，真实地存在着，生活着。和他自己一样，无法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在阿尔及利亚，他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是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的革命爆发后，男主的处境愈发尴尬。电影没有特地交代自从妻子去世十年后，他为何会选择留在阿，并自愿当一名法语教师。虽然生活贫苦，却满足安乐。定是因为他心中对阿有着浓厚的爱和悲悯，也是对殖民统治的一点“赎罪”吧。

电影里他不得不离开而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节课，他哽咽着说他为这群孩子骄傲，并在黑板上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下 “Atlas”，让人唏嘘。Atlas是北非阿特拉斯山脉，也是希腊神话中顶起西天的阿特拉斯神。 电影在最后用Atlas表达了期待世界大同，和对北非的深深的敬爱。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曾于1954年写了一则13页的短篇小说《来客》，3年后收录于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当中。同样是在1954年11月，反殖民争独立性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全面在该国的民族解放阵线和法国殖民军队间爆发。 　　因此，这则发生于短短一夜，关于一个宪兵抓住一个当地杀亲凶犯，将其移交给一位法裔乡村教师，要求送往附近城镇进行判决的故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导演大卫·奥霍芬将这则短篇进行了时空向度上的双向延展，大肆删减了宪兵角色，改编成为一个颇具西部片气质的逃亡双雄故事，并以此为脚本，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远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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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3月1日）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要我交人，办不到。”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结婚是什么样的？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小学教师达吕望着两个人朝山上走来，一个骑马，一个步行。学校建在半山腰上，他们还没有爬上门前的那段陡峭的斜坡。广阔的高原上一片荒凉，他们踏着雪，在乱石丛中艰难而缓慢地走着。看得出来，马不时地打滑。还听不见它的声音，但看得见它鼻孔里喷出的热气。两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是熟悉这地方的。他们沿着小路走着，这条路已经被一层又白又脏的雪盖住几天了。达吕估计半小时之内他们上不了山。天气很冷，他回到学校去找件粗毛线衣穿。

他穿过空荡冰冷的教室。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着法国的四条大河，已经朝着它们的出海口流了三天了。干旱持续了八个月，滴雨未下，却在十月中突然下起雪来，散居在高原上各村庄里的二十来个学生都不来上课了。只好等着天气转晴。达吕只在教室旁自己住的屋子里生火，这屋子也朝着东面的高原。一扇窗户，和教室的窗户一样，向南开着。从这边看，几公里之外，高原开始向南倾斜。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道紫色的山梁雄踞在天际，那儿是沙漠的门户。

达吕暖和了一些，又转回到他刚才看见那两个人的窗前。他们不见了。他们是在爬那个山坡。夜里雪停了，现在天色不那么阴沉。清晨到来的时候，光线暗淡，云层不断升高后仍未见怎么明亮。直到下午两点钟，天仿佛才开始大亮。但这总比近三天来的天气好多了。那三天里，天色一直黑沉沉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变换不定的狂风摇撼着教室的双重门。达吕只好长时间地枯坐在屋子里，只是到隔壁耳房喂鸡或取煤时才出去一下。幸亏北面邻近的塔吉德村有辆小卡车，在大学前两天给他送来了给养。四十八小时之后，小卡车还要来。

不过，即使大雪封山，他也有东西对付，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的小麦，那是政府存放在他那里的，以便分给那些家庭遭受旱灾的学生。实际上，灾难落到了他们每个人的头上，因为他们都很穷。达吕每天把口粮分给孩子们。他很清楚，这几天气候恶劣，他们一定缺粮了。也许，晚上会有学生的父亲或兄长来，他就能把粮食分给他们了。反正要和下一个收获季节接上气。运小麦的船已经从法国开来了，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难以忘怀的是这场灾难，这群在阳光下流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们，那连续数月干得象烧过的石灰一样的高原，那渐渐蜷缩龟裂、真象焙烧过似的土地，那一块块噼啪作响、脚一踩便化作粉末的石头。羊成千成千地死去，这里那里也有一些人咽气，但是无人问津。

在这场灾难中，他几乎象修道士一样地生活在这所偏僻的学校里，所求无多，安于淡泊艰苦的生活。他有粗施灰粉的四壁，有狭窄的沙发，有白木书架，有井，有每周粮水的供应，他已经觉得自己象个大老爷了。可是突然下起了这场大雪，既不事先通报一声，也不等等雨水的缓解。这地方就是这样，生活是严酷的，即使没有人也是如此，有了人也无济于事。然而，达吕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流落之感。

他走出房门，来到学校前面的平地上。那两个人已经爬到了半山坡。他认出骑马的人是巴尔杜克西，一个他认识已久的老警察。巴尔杜克西用绳子牵着一个阿拉伯人，此人跟在他后面，绑着手，低着头。警察举手打了个招呼，达吕没有理会，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阿拉伯人。那人身着褪色的蓝长袍，足登凉鞋，但穿着米灰色粗羊毛袜，头上包着又窄又短的缠头。他们越走越近。巴尔杜克西稳住牲口，免得伤了阿拉伯人，两个人一起慢慢地往前走。

走到人语可闻的距离时，巴尔杜克西叫道：“从艾拉莫尔到这儿才三公里，可整整走了一个钟头！”达吕没有应声。他穿着厚厚的毛衣，显得又矮也又胖，正看着他们上山。那个阿拉伯人一直低着头。他们上了平地，达吕招呼道：“好啊，进来暖和暖和吧。”巴尔杜克西费劲地下了马，手里还攥着绳子。他朝小学教师微微一笑，小胡子向上翘着。他的深色的小眼睛深嵌在晒黑的额头下面，嘴的四周满是皱纹，使人具有一种专心致志的神气。达吕接过辔头，把马牵到耳房，又回到来客那里，他们已在学校里等他了。他把他们让进自己的房间，说： “我去教室里生火，我们在那儿舒服些。”当他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巴尔杜克西已经坐在沙发上了。他解开了栓阿拉伯人的绳子，此人正蹲在炉子旁边，朝窗户那边望着。他的手一直绑着，缠头已推到脑后。达吕先是看到了他的大嘴唇，饱满，光滑，几同黑人；但他的鼻子高直，目光阴沉，充满了焦急的神色。缠头下露出固执的额头，被太阳晒得黝黑，此时冻得有些发白，当他转过脸来，目光直直地看了达吕一眼时，那整个脸上又不安又倔强的表情使他大吃一惊。“到那边去吧，”达吕说，“我去准备薄荷茶。”“谢谢，”巴尔杜克西说，“真是一桩苦差事！我真想退休了。”他一边又用阿拉伯语对犯人说：“来吧，你。”阿拉伯人站了起来，双手绑在前面，慢慢走进教室里去。

达吕端来茶，还拿了把椅子。可是巴尔杜克西已经高高地坐在第一张课桌上了，阿拉伯人背靠讲台蹲着，面对位于讲桌和窗户中间的火炉。达吕把茶杯递给犯人，看到他的手绑着，犹豫了一下：“也许可以给他松绑了吧。”“当然，”巴尔杜克西说，“那是为了路上押送才绑的。”他正要起来，只见达吕已经把茶杯放在地上，双膝跪在阿拉伯人身旁。此人一声不吭，目光焦急地看着他给自己松绑。松开之后，他两手来回揉搓着勒肿的手腕，然后端起茶杯，小口小口地迅速吸着滚烫的茶水。

“好，”达吕说，“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巴尔杜克西从茶杯里撅出小胡子：“就到这儿，孩子。”

“这样的学生可真怪！你们要在这儿过夜吗？”

“不。我要回艾拉莫尔。而你，你把这个伙计送到坦吉特去。那儿有人在混合区等你。”

巴尔杜克西望着达吕，亲切地微笑着。

“你在瞎说什么呀，”达吕说，“你在嘲弄我吗？”

“不，孩子。这是命令。”

“命令？可我不是……”

达吕犹豫了，他不愿意让这位科西嘉老人难过。“反正这不是我的事。”

“嘿！这是什么意思？打起仗来，什么都得干。”

“那好，我等着宣战。”

巴尔杜克西点点头。

“好。不过，命令在此，与你也有关。现在好象局势不大稳。大家都在说要发生暴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被动员了。”

达吕还是那副固执的样子。

“听着，孩子，”巴尔杜克西说，“你要明白，我很爱你。我们十几个人在艾拉莫尔，要在象一个小省那么大的地方上巡逻，我得回去。他们让我把这个怪物托付给你，我就立刻回去。不能把他放在那边。他村里的人闹起来了，要把他抢回去。你得在明天白天把他送到塔吉特。你这么壮，二十来公里的路吓不倒你。然后就完事大吉。你又会见到你的学生们，过着安静的日子。”

墙外传来了马的喷鼻声和马蹄的踢踏声。达吕望望窗外。天确实转晴了，阳光普照着白雪皑皑的高原。一旦积雪融尽，太阳就会重抖威风，继续烧烤这片石头地。一连多少天，总是那样蓝的天空还会把干燥的阳光倾泻到这片阒无人踪的荒凉大地上。

“说来说去，”他说着转向巴尔杜克西，“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等警察开口，他又问：

“他说法语吗？”

“不，一个字也不会。我们找了他一个月，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他杀了自己的表兄弟。”

“他反对我们吗？”

“我不认为。但谁能知道呢？”

“他为什么杀人？”

“我想是家庭纠纷吧。好象是一个欠了一个的粮。弄不清楚。反正是他一砍刀杀了他的表兄弟。你知道，象宰羊一样，嚓！……”

巴尔杜克西作了个用刀抹脖子的动作，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注意，不安地望着他。达吕突然感到怒火中烧，他厌恶这个人，厌恶所有的人，厌恶他们的卑鄙的恶意，厌恶他们午休无止的仇恨，厌恶他们嗜血成性的疯狂。

茶壶在炉子上咝咝作响。他又给巴尔杜克西倒了一杯茶，迟疑了一下，也给阿拉伯人倒了一杯。他还是 那么贪婪地喝着，他的胳膊抬起来，掀开了长袍，小学教师看见他的胸脯瘦削，但是肌肉发达。

“谢谢，孩子，”巴尔杜克西说：“现在，我走了。”

他站起来，朝阿拉伯人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

“你干什么？”达吕冷冷地问。

巴尔杜克西怔住了，给他看绳子。

“没有必要。”

老警察犹豫不决。

“随你便。你当然是有武器喽？”

“我有猎枪。”

“在哪儿？”

“在箱子里。”

“你应该把它放在床边。”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疯了，孩子。如果他们造反了，谁也逃不掉，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我会自卫的。就是看见他们来了，我也有时间准备好。”

巴尔杜克西笑了，然后，小胡子突然遮住了仍旧很白的牙齿。

“你有时间？好。我也是这么说来着。你总是有点冒冒失失的。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爱你，我的儿子原来也这样。”

同时，他掏出了手枪，放在桌子上。

“留下吧，从这儿到艾拉莫尔用不了两支枪。”

手枪在漆成黑色的桌面上闪闪发光。警察朝他转过身来，小学教师闻到了他身上的皮革味和马腥味。

“听着，巴尔杜克西，”达吕突然说，“这一切都叫我恶心，首先是你那个家伙。但是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打仗，可以，如果需要的话。但是这样不行。”

老警察站在他面前，严肃地望着他。

“你这是干蠢事，”他慢慢地说，“我也不喜欢干这种事。尽管这么多年了，用绳子捆人，我还是不习惯，甚至感到羞耻。但是，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啊。“

“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达吕又说了一遍。

“这是命令，孩子。我再重复一遍。”

“我知道。跟他们说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

看得出来，巴尔杜克西在努力思索。他望着阿拉伯人和达吕。他终于下了决心。

“不，我什么也不对他们说。如果你要背弃我们，那就随你的便，我不会揭发你的。我接到命令押送犯人，我执行了。你现在签字吧。”

“这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否认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的事。”

“别对我这么不好。我知道你会说真话的。你是本地人，你是个男子汉。但你得签字，这是规矩。”

达吕打开抽屉，拿出一小方瓶紫墨水，一支红色木杆的钢笔，上士牌的笔尖，这是他用来写示范字的。他签了字。警察小心地将公文折好，放进皮包，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送送你，”达吕说。

“不必，”巴尔杜克西说，“礼貌没有用。你让我下不来台。”

他看了看站在原地不动的阿拉伯人，愁眉苦脸地吸了吸鼻子，转身朝大门走去，说道：“再见，孩子。”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巴尔杜克西在窗前露了一下头，随即消失了。他的脚步声淹没在积雪中。马在墙外骚动，鸡群受了惊。片刻之后，巴尔杜克西牵着马，又重新打窗前走过。他没有回头，径直朝斜坡走去，不见了，马也随即不见了。一块巨石缓缓地滚动，发出了响声。达吕朝犯人走去，那犯人没有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达吕用阿拉伯语说了句：“等着，”就朝房间走去。在他跨过门槛的当儿，又改变了主意，回转身来，从桌上拿起手枪，装进口袋。然后，他没有掉头，进了房间。

他久久地躺在沙发上，望着暮色四合的天空，听着寂静无声的四周。正是这寂静，使他在战后初来此地时感到难受。起初，他要求在山梁脚下的小城里给他一个位置。那座山梁横旦在沙漠和高原之间，一道道石壁，北面是绿色和黑色的，南面是玫瑰色和淡紫色的，划出了永恒的夏天的边界。后来，他被任命到更北的地方，就在这高原之上。开始时，在这片只长石头的不毛之地，孤独和寂静使他感到痛苦。有时候，他看到地上有些沟垅，还以为有人种庄稼，其实那是为了找盖房子的石头才挖的。这里，耕耘只是为了收获石头。有时候，村民们也刮走一些土，堆在坑里，以后再上在贫瘠的菜园里。这地方就是如此，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全是石头。城镇在这里诞生，繁荣，然后消失；人来到这里，彼此相爱或相互厮杀，然后死去。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客人，都无足轻重。然而，达吕知道，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和他都不能真正地生活下去。

他站起身来，教室一点声音也没有。一阵真诚的喜悦涌上心头，他感到惊奇，因为他居然想到阿拉伯人可能已逃之夭夭，他又要幽居独处而无须下什么决心了。然而，犯人还在，只不过是直挺挺地躺在炉子和写字台中间了。他睁着两眼，望着天棚。这种姿势使他的厚嘴唇更显眼了，一副赌气的样子。“跟我来，”达吕说。阿拉伯人站起来，跟他进了房间。小学教师指了指窗户地下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阿拉伯人坐了下来，眼睛一直盯着他。

“饿了吗？”

“嗯，”犯人说。达吕摆上两副餐具。他拿来了面粉和油，在盘子里做了一张饼，点着了小煤气炉。饼在炉子上烤着，他又从耳房里拿来了奶酪、鸡蛋、椰枣和炼乳。饼烤好了，他把它放在窗台上晾着，又把炼乳兑上水加热，最后摊了几个鸡蛋。他在干这些活的时候，碰着了装在右边口袋里的手枪。他放下碗，走进教室，把手枪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当他回到房间的时候，天已黑了。他点上灯，给阿拉伯人端来饭。“吃吧，”他说。阿拉伯人拿起一块饼，很快放到嘴边，却又停住了。

“你呢？”他问。

“你先吃，我一会儿也吃。”

阿拉伯人微微张开厚嘴唇，迟疑了片刻，随即决然地大口吃起来。

阿拉伯人吃完了，望着小学教师。

“你是法官吗？”

“不是，我看守你到明天。”

“为什么你跟我一块儿吃饭？”

“因为我饿了。”

阿拉伯人不说话了。达吕起身出去，从耳房拿来了张行军床，在桌子和炉子之间摆好，与他自己的床垂直。他还从立在墙角当书架用的大箱子里拉出两条被子，铺在行军床上。他停下来，觉得没什么可干的了，就在床上坐下来。的确没什么可干的了，也没什么可准备的了。应该好好看看这个人。于是，他端详起他来，试图想象一张怒火中烧的脸。不成，他只看到一种既阴沉又明亮的目光和一张兽性的嘴。

“你为什么杀了他？”他问，声音中的敌意使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阿拉伯人掉开了目光。

“他逃跑。我在后面追。”

他抬眼望达吕，目光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探询。

“现在，他们要把我怎么样呢？”

“你害怕了？”

阿拉伯人绷紧了脸，眼睛望着别处。

“你后悔了？”

阿拉伯人看了看他，张着嘴。显然，他不懂。达吕被激怒了。同时他的圆滚滚的身体夹在两张床之间，他觉得自己既笨拙又做作。

“你睡在那儿，”他不耐烦地说，“那是你的床。”

阿拉伯人不动，他叫住达吕：

“喂！你说！”

小学教师看了看他。

“警察明天还来吗？”

“不知道。”

“你跟我们一起吗？”

“不知道。为什么？”

犯人站了起来，躺在被子上，两脚朝着窗户。电灯光直照着他的眼睛，他立刻就闭上了。

“为什么？”达吕站在床前，又问了一遍。

阿拉伯人顶着耀眼的灯光睁开眼睛，竭力不眨眼地望着他。

“跟我们一起吧，”他说。

夜半十分，达吕还没睡着。他早就脱光了衣服上了床，平时他总是光着身子睡觉的。但他现在不穿衣服躺在房间里，却犹豫了。他觉得自己不堪一击，真想起来穿上衣服。随后，他耸了耸肩膀，他见过的多了，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把对手打成两截的。他躺在床上就能监视那个人。那人平躺着，始终一动不动，在强烈的灯光下闭着眼睛。达吕关了灯，黑夜仿佛顿时凝固了。渐渐地，黑夜又活动起来，窗外，没有星星的天空在轻轻地晃动。他很快就辨认出眼前躺着的那个躯体。阿拉伯人一直没有动，但此时他的眼睛好像睁开了。小学校周围，吹过一阵微风。它也许会驱散乌云，那么太阳就又会露面了。

夜里，风紧了。母鸡轻轻地骚动了一阵，随即平静下来。阿拉伯人侧过身子，背朝着达吕，达吕似乎听见他叹了口气。他观察他的呼吸，那呼吸更有力，更均匀了。他倾听着近在咫尺的喘息声，睡不着觉，沉入遐想之中。近一年来，他都是一个人睡在这间房里，现在多了一个人，他感到别扭。而且还因为这个人使他必然生出一种友爱之情，而这正是他在当前的情势中所不能有的，他很清楚：睡在一个房间里的人，士兵也好，囚徒也好，彼此间有着一种奇特的联系，每天晚上，他们脱去甲胄和衣服，彼此间的差别清除了，一起进入那古老的梦幻和疲劳之乡。但是，达吕翻了翻身，他不喜欢这类胡思乱想，该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阿拉伯人不易察觉地动了动。达吕还没有睡着。阿拉伯人又动了一下，达吕警觉起来。阿拉伯人几乎象梦游者一样，缓缓地抬起了胳膊。他在床上坐起来，不动，等了等，并未朝达吕转过头来，好象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达吕没有动，他刚刚想到手枪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最好是立即行动。不过，他仍在观察。阿拉伯人象刚才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脚放在地上，等了等，然后慢慢直起身来。达吕正要叫住他，他已经走动了，这一次动作很自然，但是脚步非常轻。他朝着通向耳房的门口走去，小心地拉开门闩，出去了，只带了一下门，并没有关上。达吕没有动，只是想：“他逃了。这下可轻松了！”他竖起了耳朵。鸡没有动，这么说他已经出去了。一阵微弱的水声。阿拉伯人又回来了，仔细地关好门，悄悄地上了床。这是，达吕才恍然大悟。于是他转过背去，睡着了。又过了一会，他仿佛在沉睡中听见学校周围有轻轻的脚步声。“我在做梦，我在做梦！”他心想。他又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一股清冽纯净的空气从没有关严的窗缝里钻了进来。阿拉伯人蜷缩在被窝里，张着嘴，睡得正香。达吕推了推他，他一惊，一骨碌爬起来，死盯着达吕，好象认不出来似的，其惊恐之状使达吕不由得退了一步。 “别怕，是我，该吃饭了。”阿拉伯人点了点头，说：“好。”他的脸上恢复了平静，但是表情仍然是茫然的，冷淡的。

咖啡已经煮好。他们俩双双坐在行军床上，喝着咖啡，啃着烤饼。然后，达吕把阿拉伯人领进耳房，指了指水龙头，让他洗脸。他自己回到房间，叠好被子和行军床，又整理了自己的床，收拾了房间。他穿过校园，来到平地上。太阳已经升上蓝天，温柔而明亮的阳光洒满了荒凉的高原。陡坡上，有些地方的积雪已经融化。石头又要露出来了。他蹲在高原边上，凝视着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他想到了巴尔杜克西。他伤了他的心，可以说是把他赶走了，好象他不愿意作一条船上的人似的。警察的告别还在他耳畔回响，不知为什么，他此时感到出奇的空虚和脆弱。这时，从学校的另一端传来了犯人的咳嗽声。达吕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听着，他生气了，愤愤地扔了一块石头，那石头在空中呼啸一声，钻进雪地。这个人的愚昧的罪行激怒了他，可是把他交出去，又有损荣誉，甚至连想一想，他都觉得是奇耻大辱。他咒骂自己的同胞，他们把这个阿拉伯人交给他，他也咒骂这个人，他竟敢杀人，却不知道逃走。达吕站了起来，在平地上转来转去，又站住不动等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学校。

耳房里，阿拉伯人正弯腰对着水泥地，用两个手指头刷牙。达吕看了他一眼，说：“跟我来。”他带着阿拉伯人进了屋。他在毛衣上套了一件猎装，穿上军鞋。他站在那儿，等着阿拉伯人带上缠头，穿上凉鞋。他们走进校园。达吕指着大门对他的同伴说：“走吧。”阿拉伯人不动。达吕又说：“我一会儿就来。”阿拉伯人出去了。达吕回到房中，拿了些面包干、椰枣和糖，包成一包。在教室里，他临走时在写字台前犹豫了一下，随后跨过门槛，走出大门，把门关紧。“从那儿走，”他说。他朝东走去，犯人跟在后面。他又折回，察看了一下房子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阿拉伯人望着他，好象大惑不解。“走吧，”达吕说。

他们走了一个小时，在一座石灰岩的尖峰旁停下休息。雪化得越来越快，太阳立即将一个个小水坑吸干，飞快地清扫着大地，高原渐渐变干，象空气一样颤动起来。他们重新上路的时候，土地已经在他们脚下咔咔作响了。前面远处，一只鸟劈开天空，发出一阵欢笑的鸣叫。达吕深深地吸了口气，汲饮着清凉的阳光。蓝天如盖，到处是金黄的色调，面对这片亲切辽阔的大地，达吕心中兴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们沿着斜坡往南又走了一小时，来到一个岩石松脆的平坦高地上。高原从这儿开始倾斜，向东伸向一片低洼的平原，几株枯瘦的树木历历在目，向南伸向大片的岩石堆，使景色显得参差错落。

达吕朝这两个方向审视了一番。远处，只见天地相接，没有一个人影。他朝阿拉伯人转过身来，后者正茫然注视着他呢。达吕把包裹递给他，说道：“拿着吧，里面是椰枣、面包和糖。你可以坚持两天。这儿还有一千法郎。”阿拉伯人接过包裹和钱，双手捧在胸前，好象不知道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才好似的。“现在你看，”达吕指着东方对他说，“那是去坦吉特的路。你走两个小时就到了。在坦吉特有政府和警察局，他们正等着你呢。”阿拉伯人望着东方，仍然把包裹和钱捧在胸前。达吕抓住他的胳膊，粗暴地拉着他转向南方。在他们所处的高地的脚下，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一条路。“那是穿过高原的路。从这儿走一天，你就可以找到牧场，开始见到游牧人了。根据他们的规矩，他们会接待你，保护你的。”阿拉伯人转向达吕，脸上透出某种恐惧的表情。“听我说，”他说。达吕摇了摇头：“不，别说了。现在，随你吧。”他转身朝学校的方向跨了两大步，以一种犹豫不决的神情看了看呆立不动的阿拉伯人，走了。有好几分钟，他只听见自己踏在冰冷的土地上的脚步声，很响亮，他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回头看了看。阿拉伯人还站在高地边上，胳膊已经放下，他在望着小学教师。达吕觉得喉咙一紧。他烦躁地骂了一句，用力挥了挥手，又走了。他走出很远之后，又停下看了看。小山上已空无一人。

太阳已经相当高了，晒得他的前额火辣辣的。他犹豫了片刻，又转身往回走了。开始时步履迟疑，随即变得坚定。他走近小山，汗流浃背。他奋力攀登，上得山顶，已是气喘吁吁了。南面，蓝天下一片山石赫然在目，东面平原上却已升起一片热腾腾的水气。在那片薄雾中，他发现阿拉伯人正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慢慢走着，他的心收紧了。

过了一会，小学教师伫立在教室的窗前，茫然地望着那一片从高空奔泻到整个高原上的灿烂阳光。在他身后的黑板上，他刚刚看到，曲曲弯弯的法国河流之间，有一行写得很笨拙的粉笔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达吕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一直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

郭宏安 译

处于困境之中，利己主义是我的生命线。 遇到你的不幸，同情是你我共同的语言。 在我的困境里偶遇你的不幸， 看似坎坷的山路就有了陪伴。 追随着良知的呼唤， 脚步变得那么轻盈。 善时刻在心中留存， 前方又是一座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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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对于法国人来说我们是阿拉伯人，但对阿拉伯人来说我们却是法国人。”——身处于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战乱背景中的教师达吕的身份归属尴尬而矛盾。曾经二战的法军少校，退伍后隐居在荒凉的群山之间的一所小学校的地理老师，在这个土壤贫瘠人迹罕至之地，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清亮的眼眸就是他的骄傲，他的一切。他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文明的起源，认识欧洲的几大河流，然而陪伴他的只有空旷场地上孤零零的晾衣绳，忽明忽暗的晚霞和孤独的篝火。如果没有一个人的突然到访，他的生活可以依旧这样平淡的继续下去。

达吕被迫接受了一项令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做的事情——押送一名杀人犯前往边境城市坦吉特。杀人犯名叫穆罕默德，是家中的长子，因为粮食短缺杀了自己的堂兄。达吕的第一反应是：“这事我干不了，我不能送一个人去死。”逼仄的小屋，面对这种棘手问题的抵触情绪在无声的流淌。

教师达吕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留下了穆罕默德，让他与自己同处一室，为他准备床铺。夜幕降临，穆罕默德却突然走出了门外，达吕握着手枪趴在窗口上张望，此时他的心里对穆罕默德还是有防备的。半夜，穆罕默德仍不安静，口中念念有词的不知在说什么，他的怪异行为吵醒了达吕，原来穆罕默德病了。达吕喂她吃药，又给他敷毛巾。穆罕默德心存感激，对达吕讲述了自己的生活遭遇。

到底该把穆罕默德送到哪里？达吕自己心里也没谱。他一个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住惯了，突然间闯进来这么一个小伙子，还是个杀人犯，他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很快的把穆罕默德交给警方或是军方。而是选择与穆罕默德一起，踏上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逃亡之旅。

他们接连遇到了好几拨武装分子，1954年正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所谓的军方大肆屠杀叛乱分子，身逢乱世，一个人苟且偷安尚能勉强度日，身边又带着这么一个巨大的包袱，危险可想而知。

影片中有好几次，教师达吕想赶穆罕默德走，但穆罕默德是个无处可去的可怜人，到哪儿都是死路一条。心中的人性再一次萌发，达吕陪着穆罕默德艰难的行走在风沙漫天的戈壁中。大雨滂沱，他们无处藏身，只得返回原先的住处。两人围着篝火，絮絮叨叨的说起心里话。穆罕默德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因为如果被堂兄的兄弟杀掉，自己的兄弟还小，不想让他们为自己复仇。

又来了一伙骑马的武装分子，缴了达吕的枪，用绳子牵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俩一起上路。好在达吕在军队里遇到了自己昔日的战友，战友解救了他俩，但前提是他们不能随便逃跑，实际上是把达吕当成他们的人质。达吕和穆罕默德随部队躲藏在山洞里，第二天醒来却遇到反对军的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达吕和穆罕默德紧急避险躲过了子弹，最终他们重获自由。

达吕和穆罕默德的交流并不多，达吕作为一名教师，眼神里流露的是一种智慧之光，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儒雅和博学。达吕作为一名结过婚的男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能给予还没有谈过恋爱的穆罕默德一些指导。

他们被军方释放以后，达吕带着穆罕默德去了酒吧，并给穆罕默德找了一个女伴。多年的独居生涯，达吕在面对美色的诱惑之时，像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脸深深的埋在女伴的胸脯之间。此时的达吕，已经无法重燃体内的激情。

两个人一起逃亡毕竟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分手之时，达吕对穆罕默德说：“如果你去往沙漠，我会对你的堂兄说，我把你交给了警局，你已经被警察处决了，这样就不会再有复仇之事，这样做，你起码能活下去。不要回头，永远不要，不要投降。”送走了穆罕默德，达吕在这里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

有时候，生活会逼迫你做一些你不愿意作出的抉择。这部改编自加缪的《来客》的电影以肃杀粗粝的影像质感展现了困境中的人性，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巨大荒谬之处。当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同处于一个天平上时我们会作何选择？当良知与法律狭路相逢，我们又会如何反思这种困境？

《远离人迹》改编自短篇小说《来客》。维果·莫腾森一直被我认作年轻版的哈里斯，两人我都挺喜欢。

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期间，默罕默德因谋杀堂兄被殖民政府逮捕，交由一名法裔乡村教师押送至几十里外的法庭接受审判（意味着接受处决）。默罕默德却出奇地乖，不逃，赶都赶不走，处处协助教师押运自己，更是在堂兄弟们沿途追杀的过程中救了教师的命。因为他宁愿死在法国人的手里，也不想因死于堂兄弟的枪下而为家族内部带来更深的仇怨。

但法裔教师在两种死法之外为他指出了第三条路。

由此，电影顺其自然地将战争背景下的罪案引向了爱与道义，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这位法国人眼中的阿拉伯人及阿拉伯人眼中的法国人，最终回到了教室，洗去满身尘垢，为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很清楚，他也即将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老实说，当看见满堂的孩子脸上都挂着泪水时，劳资也有点点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