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主

八十年代后期，在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经历了它的顶沸时刻之后，大陆中国社会似乎陡然地遭遇到一个清晰、却轮廓不甚分明的终结。仿佛在一夜之间古老的中国与现代中国已相背而去。不堪重负而万古岿然的黄土地，似乎蓦然成了为“蔚兰色文明”所包围、所侵袭、所裹携的一块巨大的“漂流的岛屿”。这一终结感预示着一个久已延宕的民族新生与开端已然临近。于是，大陆文化再度经历着那为过多的话语所构造、所缠绕、因之而无名的期待。弥散在这一个世纪末的并不是沉沦与颓丧，而是一种浸透忧患的狂喜，一种升腾的热汽球般起浮、曳动而又岌岌可危的期盼。新世纪是一个为权威话语预定获救的日期，一扇赫然洞开而唯恐不及赶到而关闭的伊甸园之门，一个中国大陆终于被地球村所接纳或彻底开除其“球籍”的日子。这个历经百年而韵味常新的期待作为一个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和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似乎汲取、或曰榨干语言的意义系统，使自己成了唯一的、硕大无朋的所指，并藉此组织起一场能指的盛宴。雄辩而忧患的精英文化徘徊于一个空洞而巨大的启蒙命题面前；文学寻根派与影坛第五代则因失落了他们的物恋对象而悄然沉寂。于是，1988年，这一为形形色色的话语乌托邦与暧昧不明的过渡色所笼罩的年头，充斥着一种喧嚣中的寂寂。似乎在这世纪性的终结与开端之间，遗落了一块拥挤、喧闹不堪的空白。在新的开端到来之前，历史似不再伸延。此间，崔健一曲响彻全国的《一无所有》，除却宣告了中国大陆都市摇滚的诞生外，同时宣泄了这种焦灼而匮乏的心态。

在这一饶舌而失语的年头中，失落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不甚情愿地转向城市。显而易见，只有城市才能够成为并已然成为铺排那一能指盛宴的恰当的舞台。一如老中国历史循环的剧目宜呈现于黄土地、红土地之上；现代的中国将在世界性的大都市中开设它的假面舞会。事实上，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的城市已在悄然的扩张和兴建中崛起，都市文化和形形色色的城市通俗艺术已在不期然之间充满了都市空间，在超载的铁路、公路和公交线上已开始塞满了涌入城市并流转于城市之间的人流。“必要的”能指已然出现。八十年代后期，第一批具有现代都市文化意义的影片沸沸扬扬而又分外寂寞地出现在大陆热切而盲然的期待视野中。不再是工业空间作为现代城市的提喻，不再工人、辅之以知识分子作为唯一得到指认的都市人；夕照街、棚户区式的都市村落，似乎陡然从大陆文化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立交桥旁的摇滚（《摇滚青年》）16，巨型万宝路广告牌下、蝼蚁般涌动的“后工业”的人流，十字街头的震惊体验（《给咖啡加点糖》）17，传统家庭模式的消失，徘徊于灯火明灭中的孤独的个人（《太阳雨》）18，是城市阴影中的罪行（《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19。这是一次指认中的误识﹕“中国”已难于辨认。仿佛一夜之间，大陆城市已完成了世界大都市无名化的历程，而这大都市中充塞着“孤独的人群”。中国大陆似乎已成为一个完善而可悲的“他人引导的社会”。仿佛老中国已成了一阙遗落的旧梦；燃起纸船明烛，并不是为了送别历史的幽灵，而更象是一场盈溢着狂喜的追思。这一时期的城市电影正有力地参与制造或曰分享着那一社会性的集体幻觉﹕中国正在、或;已然加入了那一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世纪末的历史性起跳，将完成并完善这一历史进程。而对这一指认/ 误识的指认/误识则更为清晰有力地论证着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的降临。

然而，为那一集体幻觉所遮蔽，这一指认之指认者所忽略的，是这一中国的世界大都市表象，固然已不复为美丽的景片，但它更类似豪华的空屋、虚置的舞台；这一能指的盛筵并非一幅完整的都市景观。其中现代大都市无疑成了影片真正的主角，而除却作为都市景观之一部的无名的人流，影片中的人物——都市人却仍呈现为微妙的在场之缺席者。尽管他们分享着现代都市文化的能指﹕他们是摇滚舞者，是个体的广告制作人，是时装模特；但他们却是都市中的异类，生存在一片水土甚不相宜的现代环境之中。这是些疲惫、焦虑、彷徨无着的寻觅者。仿佛他们是老中国的遗腹子，无奈地被逐出了稔熟的传统世界。他们绝望地寻找着归家之路，或梦想在来自乡村的修鞋女（“上一个世纪的女人”）身上找还往时温馨。在这些影片之中，现代的世界、现代的都市仍在未来式中被归属影片中的年轻一代，而我们的主人公只能隔膜地投注其羡慕的目光。这便是《给咖啡加点糖》中，当小弟端坐在电视机前，为大洋彼岸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坠落而无声流泪时，主人公刚仔却在昏暗的背景中鼾声大作；这便是《太阳雨》中优雅但身心交瘁的亚羲在马路的另一侧近乎敌意地注视着生机勃勃的孔令凯快活地走去；现代社会、现代主义只不过是街头少女无意中溅染在龙翔裤角上的一抹广告色（《摇滚青年》）。他们的出演不曾填充这一现代都市空间，相反映衬出这一空间与文化的空寂。于是，1987年的城市电影在为那一集体幻觉提供了逼真表象的同时，暴露出这一景观上纵横裂隙。

“空荡的”现代都市在仍呼唤着“新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地需要一点儿魔鬼。”于是，王朔恰逢其时地得到命名，（事实上，王朔小说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已成为一种未被命名的流行，但知识界始终对这一陌生而可疑的作者及作品保持着矜持的沉默），成为八十年代末那一不无沉重和焦虑的狂欢节中一个必需的丑角，王朔的顽主们恰到好处地占据了这一寂寞、空洞的舞台，携带来一词组词施虐式的喧嚣，一份骚动不安的亵渎。于是，作为中国的“嬉皮士”/“痞子”，王朔补足了这幅中国正在并已然走向世界、同步于西方的乐融融的景观，加强了美丽的新世纪在望的意识形态幻觉。然而，至少在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现象，与其说是这一文化/ 意识形态幻觉的制造者，不如说是刚好是这一幻觉的受益者。同步于世界的幻觉，使得现代西方成了唯一的范型，一个必需在参照、模拟中获得语言与命名的语境。因此，一个误读式的命名（以激愤声讨和狂喜称誉的形式），使王朔成了大陆世纪末的达达，社会与文化的叛逆。在社会性的命名与反命名的尴尬之中，王朔沸沸扬扬地成为一种流行色，一种玩世不恭的媚俗时尚。其反文化的玩世姿态和变权力话语为垃圾的叙事/反叙事能量，使王朔成了一种“现象”，一个当代中国大陆都市文化的重要能指。王朔成为了一种流行，却无疑不同于琼瑶、金庸之在大陆的流行；如果说王朔毕竟也贡献了一份抚慰，那么这却是一份创伤性的、或被虐式的抚慰。王朔是一类叛逆，但他所成就的却显然不是任一种先锋艺术；无论是他的谐谑，还是他的纯情；无论是他的矫情，还是他的挚情；无论是他的调侃，还是他的 “精神鸦片”20；都只是制造了一种终归老少闲宜的通俗，一种圣诞树式的色彩斑烂、又一文不名的热烈。王朔现象的出现似乎成了一次震惊体验，志识着一个文化断裂带的出现。一如现代艺术展上，行为艺术家的枪击事件为这幅陌生、邪恶的现代景观加盖了乐观的认证印记。历史感在消融。王朔之为“写字个体户”，似乎以他对其作品的成功促销，轻而易举地宣告了经典意识形态的终结。王朔的声名狼藉的顽主们，似乎指称着在无名的大都市中自如的游荡者。

事实上，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现象”的出现，确乎伴随着一场现实的、而非想象的“文化革命”的命题；所不同的是，他与黄建新之《黑炮事件》采取迥异的角度。人们似乎在王朔的“千万别拿我当人”的宣言中发现了他的嬉皮士或达达味道；但尽管不同于阿Q，但这却无疑是在一种极度的自轻自贱中张扬着别一样的自尊自恋。而后者才是王朔之真义。所谓“千万别拿我当人”，当然不意味着自绝于人类，与禽受为伍；更不意味着自我放逐于现代文明，以自虐的方式流浪于都市的边缘；王朔之所谓的“人”，乃是特定的文化编码所规定的“人”，一套传统的关于“做人”的生存方式与价值系统。“千万别拿我当人”，旨在标榜他的顽主们是一种“新”人，一种为传统价值体系所不容、不耻的“新”人。其亵渎所在是“人”，非“我”。一如在王朔称之为调侃或纯情的作品中，顽主们不断被他人、尤其是作品中纯情的女性指称为“真人”、甚或“散仙”。与其说王朔是一个非秩序化的反英雄，不如说他是另一种秩序——拜金秩序的实践者与吶喊者；与其说他是一个边缘化的“散仙”、“真人”，不如说他更接近于那位唯物主义的半神、一个商品社会的成功者——大神布郎。事实上，王朔现象是一抹宽大、不无骯脏的杂色，是当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文化/反文化的症候群。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王朔率先成为了一种流行，但显然不同于此前流行于大陆的琼瑶、三毛或金庸，如果说王朔同样给出了一份抚慰，那么这却是一份施虐/ 被虐式的抚慰。王朔的魅力首先在于表达，一种亵渎式的表达；这并非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而是让高度程序化的、特定的权力话语在他的顽主口中语词施虐式地倾泻而出，使这些具有特定所指和语境的话语与王朔的叙境和话语主体构成反讽式的冲突；正是在这一冲突之中，原有语境中的神圣话语变成了一文不名的垃圾与滥调。王朔的达达意味和市井气十足的狂欢正是一场语词与亵渎的狂欢。然而，王朔并非如人们所指认的那样，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的抗议者，他不是、也拒绝如此这般地“拿自己当人”；他所面对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如说是凭借旧日的权力话语系统一度神圣的常识表述；王朔现象与其说是因其反叛者的拒绝姿态而呈现出的社会边缘、或曰次文化，不如说他只是社会变迁与意识形态更迭之际的一个丑角与畸胎，一次不无绝望的入主努力。与其说王朔现象意味着经典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如说是一种（至少在80年代）经典的意识形态实践倒更为恰当。王朔之流行，王朔现象之成立，正意味着一种新的常识系统的兴起，已及它对中心、主流位置的觊觎。

王朔之为中国的达达，其怪异处之一，是王朔小说之形式并不具任一种先锋或反叛的形态。相反，王朔小说的形式是颇为流畅、工整的；换言之，他始终恪守着十分传统的、闭锁叙事形式（所谓“我还是愿意按小说中的情节逻辑走，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看懂的东西。”21）王朔的游戏正在于将有别于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意义结构得体地嵌入传统的叙事形态之中。如果借助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似乎更容易辨认其对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在王朔8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中，行为主体大都是“生着一张干净脸儿”的顽主，那是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家庭或社会网络的街头游荡儿。而其中大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社会的发送者——权威的指令者消失了，行为主体本人的欲望与意愿便是他自己行为全部依据。不仅如此，行为主体同为受惠人的扮者——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归于自己。叙境中的女性及相关的“爱情”故事，主能充当帮手或敌手阵营中的走卒，构成一个括入组合段，而非欲望客体（即使在他的“纯情名篇”《浮出海面》中亦如此）。王朔小说叙境中真正的、唯一的欲望客体只是金钱——一笔横财，一份介乎于合法与非法缝隙间的获取。而本文中敌手则可见、或不可见的、社会幽暝处的恶势力。与王朔的顽主们不同（他们“没有抢劫走私没有盗宝犯罪集团诸如此类的，有的只是吃吃喝喝和种种胆大包天却永远不敢实行的计划和想法，我们只是一群不安份的怯懦的人，尽管长大却永远象小时候一样，只能在游戏中充当好汉和凶手。”22），那些敌手才是真正可以杀人越货的歹徒。正是这一特定的动素模型的组合与旧有社会语境的参照，将王朔的顽主们定义为一种反英雄，一种并不新的“新人”——伴随着大陆都市化，商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个人主义拜金者。王朔80年代的小说是一些关于欲望的故事，不过那是些关于物欲的故事，那是些将利比多投向商品与金钱的物神崇拜的孤独者。也正是这一动素模型中的敌手——真正的恶棍与不法之徒，将王朔的顽主们摒除在反社会、反秩序的一群之外。如果说王朔小说的语词奔溢与施虐，他的市井气的狂欢毕竟带有某种反秩序的特征，那么这只是有限定、有前提的反叛。它是对大陆中国政治色彩浓重的传统、道德、价值秩序、常识系统的恶作剧式亵渎，所谓“麻着爪儿玩回心跳”23；而其真义恰好是一种秩序化的行为﹕将商品社会的行为价值体系合法化，常识化。因其如此，王朔的顽主们绝少真正击败敌手，占有并保有那笔被追逐的横财（《橡皮人》24或许是其中恰当的一例）。事实上，在1987— 88年，面对着奔涌而至的商业化大潮的“一浪”，面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的表象和经济、文化渗透的现实，王朔的顽主们并非这一挤压力的抗议者，而是在一种闹剧式的喧嚣——“起道哄”中成为这挤压力的一部分。王朔之为边缘，并非出自边缘人的自居与反叛，而只是一种现实的无奈。事实上，只要商品经济尚未成为中国大陆的主导经济，顽主们就只能屈居边缘。毕竟，王朔的顽主恰逢其时地出现并得到了命名，终于填充了那个空荡而寂寞的都市舞台；在补足了那幅“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集体性幻象的同时，王朔之顽主的真实身份——老中国的不肖儿、文化大革命的遗腹子，正在不期然之中消解着这幅妙不可言的现代景观﹕仍是未死方生的中国，未死方生的都市。王朔小说仍是不甚成器的“现实主义”之作，一如他不无“谦逊”地承认﹕“我不过是时代的秘书” 。

然而，事实上成了王朔现象命名式的王朔电影（1988年，又称电影王朔年），却远没有王朔小说这般单纯。在1988年，颇为引人瞩目的四部王朔电影26 中，与王朔小说成为和谐的小狐步舞伴、成为佳联偶句的是米家山的《顽主》。影片的片头段落出现了喧哗、纷乱的大都市街景，伴着流行歌手王迪的调侃式的劲歌。而这幅生机勃勃、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都市谐谑曲并不象其它中国大陆都市电影那样，只提供了一具悬浮的、空荡的舞台，一张足以乱真的现代景片，而成了叙境中的一　喜闹剧——三T公司出演的一方乐土。与其说这是一部终“实于原作的改编”，不如说这一“电影版的王朔”，正是在对小说《顽主》的延伸部凸现了王朔的意识形态真义。影片构造了一幕小说中略写了的“三T文学奖”的发奖仪式；正是这一场景，成了当代中国大陆的杂陈的主流话语的大甩卖与活报剧。在一个喜闹剧的格局之中，以电影的话语形态呈现了王朔式的语词亵渎与语词施虐。伴着颇为深沉的音乐和着比基尼的女子健美表演和时装表演者的行列，交错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关于历史的、革命经典叙事的原型形态﹕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挽着民初妖艳的时装女子（关于民主革命与“复辟”势力的话语）；头蒙白毛巾的持枪农民，押着一个日本军官（关于^_^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着将校呢军服的国民党军人（关于1949年^_^人在大陆的必然胜利）；梳羊角辫、着旧军装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大字报，怒向老地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情境）。于是比基尼们便与和神圣的“官方说法”的同台并置。不仅如此，随着音乐节拍的渐次加快与渐次轻佻，这台杂烩式的演出终于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Disco欢舞﹕前清遗老与比基尼携手，^_^与国民党军人执手言欢，红卫兵与老地主共舞。于是，此场景的意识形态意图便昭然若揭﹕它无疑是在调侃与亵渎中消解着权力话语的神圣与历史的深度模式，同时在宣告权力朝向金钱的转移。而取代了原小说中的泡舞场、搓麻将的段落，影片的情节链条将“三T公司”非价值化的一味的闹剧伸延为喜剧性的价值行为。当于观、杨重、马青围起油布围裙，在医院里代尽人子之责，而患者一家数十口人坐在三T公司要吃要喝时；当于观“义重如山”、毅然决定做替身演员、赚钱拯救公司于危难时；较之于叙境中的全部社会好人物﹕庄严的德育教授、老革命的父亲、“《挺进报》”的儿子、道貌岸然的肛门科医生、街道居委会的老太，王朔的顽主们无疑成了更真挚、更有道德的一群。影片本文便以反秩序——坑蒙拐骗、游手好闲始，以新的秩序化——“职业”道德感、个人奋斗、“诚实”劳动终。影片中元社会的负值呈现显见参照出顽主们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的正值存在。影片的结尾处，在顽主们的视点镜头中，出现了被迫停业的三T公司的大门，门前等候的顾客排起了长长的队列，这无疑成了一次元社会的认可式。它在叙境中完成了现实中难于实现的价值体系的转换。也正是影片本文结构的完整之中，米家山添加了王朔小说所不具的想象性的完满，将人们附会于王朔的集体幻觉呈现为影片的本文肌质。

而其它三部“王朔电影”所呈现出的文化症候群，则比《顽主》更为繁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事实上，即使在第五代导演之中，黄建新也是极富社会使命感的一个。而对于一个富于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说来，他别无选择的现实立场便是对社会“进步”的信念和执行社会批判的责任；这种立场与位置的先在，已确认了他与王朔之顽主们的格格不入。然而黄建新们的困惑，在于置身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置身于改革/变革的大陆社会，同时囿于“世纪之战” 的集体幻觉与话语之网，他们的社会/人类进步信念决定他们“必须”认同于王朔，因为后者无疑成了关于现代中国、现代都市的重要而有力的能指；是顽主们填充那昨空城，完整了中国同步于世界的那幅奇妙的景观。但是，黄建新们的社会批判立场与责任，决定了当他们瞩目于现代/商品社会时，不可能无视盈溢其中的个人主义的孤独、疏离、无名无助、与必然和拜金主义伴生的暴力及罪恶。但五四文化精神——科学与民主、或曰进步信念的自觉承袭者，黄建新们拒绝因一己的疑虑而动摇他们对“撞击世纪之门”的投入与行动。于是，黄建新选择了王朔，却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布满裂隙与结构性自相矛盾的电影本文。首先，他在《浮出海面》这个王朔的颇为自得的“纯情”故事添加了主人公石岊倒卖批文、谋得巨款因而遭人敲诈的情节主线；并为这个顽主的世界点染一份绝望的痛楚和阴冷，而这份阴冷刚好来自于顽主们所钟爱的舞台——现代社会空间。影片中最为精彩的场景是地铁站中石岊和于晶的游戏、及美术馆里石岊和敲诈者的周旋。两个场景中巧妙的机位选取及娴熟的主观视点镜头的运用，将富丽、坚固而冰冷的现代建筑空间呈现为一处处颇为恐怖的迷宫，在都市的人流中、在不可见的角隅处似乎处处潜藏着威胁。尤其是在后一场景中，敲诈者身着全身黑皮衣、黑色的摩托头盔，放下的深色面罩上只有阳光扑朔迷离的闪烁；这一切伴之以急速地发动起黑色的豪华摩托，将这群歹徒呈现为极具现代色彩的非人形象﹕似乎这是群为邪恶势力所操纵的机器人或仿生物。于是，影片所呈现的这处世界化、无名化的现代大都市便与顽主们如鱼得水的老中国未死方生的空间发生了错位。它在成就、完满了那份集体幻象的同时，裂解着那份狂喜和乐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黄建新将原作中石岊因车祸而致残的情节改编为主人公被敲诈者报复性地用电钻钻穿了腿骨。事实上，正是石岊的腿在钻头下血肉横飞的特写镜头之后，影片的叙事与意义结构断裂为两截。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建新拒绝历史感的消散。或者说，其作品内在地需要历史感作为依托。只有参照着这一动态的历史进程，黄建新方能自如指认他的时代，定位他的人物，结构影片的表述。他因此而不可能真正认同于“爱谁谁”的王朔。深刻的人文情怀，作为一种“文化宿命”，决定他为《浮出海面》添上了一柄电钻，并在闪亮的钻头与血肉的人体相触的时刻，脱离了王朔顽主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捉回亵渎并试图逃离历史网罗的逃逸者，必须为顽主们注入一颗灵魂、些许痛楚，必须让这如鱼得水的一群同样成为“水土不服”者。自这一场景之后，影片叙境陡然封闭起来。石岊与于晶成婚，敲诈团伙伏法；不仅石岊、于晶在一个窗幔轻拂的新居中享有一对一的、合法的婚姻关系，而且石岊还充满厌弃、义正辞严地痛斥其日的的同类。但这尚不足以为石岊赎回灵婚，尚不足以表达黄建新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体味到的痛苦和疑虑；他由是而为影片《轮回》设计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结局。在这一场景中，石岊满怀自我厌弃地与自己的镜中象面面相觑，而后挥动手杖击碎了镜子。他扳倒台灯，将自己的身影投在漆黑的墙壁上，那朦胧的影子显然不能使他如意。于是，他用手杖在墙上勾出一个硕大、粗壮的人形。而那力士般的身影刚好与现实中孱弱的石岊形成了反讽式的对位。端详片刻之后，石岊走上阳台，翻身而下。而在影片的镜头设计中，石岊之跳楼，与其说是坠向夜色中灯光闪烁的街道，不如说是怀着绝望的情愫扑向空中的一轮红月亮。不约而同地，叶大鹰也为“橡皮人”设计了一个想象性的自杀结局。似乎通过这样一场象喻性的死，黄建新们为顽主设置了一个赎救式，在完满其使命感的同时，为影片叙事赢得了历史感。

然而，真实的历史感自有它浮现的方式。1989年，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本命年》27无意间成了八十年代的谢幕式。都市电影所负载忧患与狂喜的话语乌托邦，与李慧泉颓然倒下的身影一起消失于历史视野的画框之外。

看了很多次的片子，但前天这一次再看完，我是彻底的被这个片子征服了。看完了之后又在大脑中自己重演了了很多个细节来回味，自我陶醉了很久也没缓过神来。也许只有真正触动人的电影才有这样的魅力。 如果真的只是调侃我还真的不会这样的如痴如醉，幸好它不止如此…… 我们都习惯了道貌岸然，当大学德育教授对这三个所谓“麻木不仁”的哥们一番慷慨激昂，说：“你们为什么不痛苦？你们应该痛苦！”而这三哥们却用无所谓的态度反驳说：“我要告诉你我们不痛苦呢！”什么才叫正道？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的？多少年来被教育的我们，好吧，衣装正襟，谈吐文雅，顺便最好再带上一副眼镜。 难以相信，这部八八年的片子将假大空全部抛开，结结实实的调侃了一把，调侃过后又让人五味杂陈，我的伤感来源于那种主角们随性的态度又伴着的失落感，来源于于观的那句：“我不就是庸俗了点嘛。”来源于那夕阳，来源于电影中那夹杂在侃中的又忽然很正经的点点滴滴。 还有马晓晴，她在这片子里真的很可爱，不对，是非常的可爱，可爱到我也有些爱上她了！还有王迪的那首“我是顽主”，“二十七八岁时想要娶个老婆”，但“后来才知道爱情这事儿烦恼许多”，第一次是听“无聊军队”脑浊唱的，其实这个片子中才是原唱，这首歌曲简直是锦上添花，赋予这个片子更多的摇滚气质。还有片子对那个新事物频频问世的八十年代生动的总结，简直是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必看之作啊。还要最后说一句，电影比起王朔的原著，显然要厚重的多，光是那场光怪陆离的时装表演，就将本片的整体意境全面提升了。 这个片子非常适合反复的观看，里面的每一句台词都精彩非常，那种京味的侃，实在是爽在心头。如以下这句： “哥们，今儿晚上节目怎么样？” “这个不能说，您可以自己去看，不过可以透露一点，节目相当粗俗！” “是吗？哎呦！太好了，哥们儿就喜欢俗的！”

影片拍摄上映日期是1989年。当时年幼对那个年代我完全没有多少实体记忆，所以只能凭借当时的影像拼凑我们的父辈们正当好年华时社会上的众生相。上世纪80年代无疑是最好的时代。
“五讲四美”深入人心，人们思想单纯、心无杂念，人人都爱人民公仆，大街上秩序井然完全归功于每个人的组织纪律性奇强，大家生产劳动积极性格外高涨，喊着口号一丝不苟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争当爱岗标兵且工作原则性极强，走个小后门就成了好大点儿事。像电影里刘美萍作为一个商店买手绢的售货员遇到熟人，最高待遇莫不过“哎，你们买手绢吗？”

与大时代背景不同的一伙儿青年：于观、杨重、马青。我们姑且先按照片中赵老师的说法叫他们“失足青年”。他们没事儿打打小牌、侃侃大山、打打哈哈。以前也总是在《血色浪漫》里听钟跃民提到“顽主”，现在终于对这两个字理解更进一步。表面看着浪费生命、不思进取，但心底却都是纯真乐天、热心善良的小年轻。本着“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宗旨成立了个什么3T公司。

王朔的原著我没读过，故无法评价片子是否忠于原著或是省略了哪些细节。第一感觉电影就像冯小刚的《甲方乙方》的原始版本，3T公司的性质于“好梦一日游”有着颇为微妙的异曲同工之处。没看这个之前觉得《甲方乙方》真叫好，但现在觉得还是《顽主》更值得回味。

一向很喜欢嘴贫但不惹人讨厌的角色，而且最好加上骂人不带脏字。这个片子可好，一下子来了仨：葛优温吞的幽默、张国立的快人快语、梁天的调侃挤兑（从《我爱我家》开始一直很喜欢梁天极富喜感的小眼睛）都是那么恰到好处丝毫不会让观众对这几个青年生厌。要知道如此性格的角色无论原著本身或是电影只要处理不好，一线之隔很容易就成了“流氓”。

我不是北京人，却对一口“京片子”特有好感，总觉得老北京的韵味是越品越醇的。重新把片子过了一遍，整理记下精彩台词对白，但文字怎么也不如生动的影像来的更有感觉。

【用以存档，仅供参考吧。】

◎一女顾客：“……往哪一坐屁股发沉眼发光跟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知道你有这特长那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外面跟八哥似的，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儿了？”
马青：“我改。”
女顾客：“改？改屁！除了尿床你这辈子改什么了？”

◎杨重：“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踢足球，也许啊一大帮人在那跑来跑去整场都踢不进一个球去，可你还得玩儿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儿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儿。”

◎马青：“……就杨重享清福啊，每天替人去约会，我要求换工种，跟他换。种田还得休耕呢。”
于观：“咱不是有君子协定在先的吗？你太温柔太多情，让你去办这种业务我不放心。”
马青：“可杨重也不是太监呐！”
于观：“可他懂职业道德，他能跟别人胡扯上一天仍然津津有味，他就有这耐性。你行吗？要是你，你准把这临时工干成全面承包。我不能隔一天让一个丈夫打上门来一回吧。”

◎美萍：“哎，弗洛伊德说当儿子的都想跟自己妈结婚，对吧？”
杨重：“跟我妈结婚那是我爸。我不可能在我爸跟我妈结婚之前先和我妈结婚，错不开啊！”

◎马青：“……我也觉得特空虚，结婚特没劲，找来找去不是找来自己爹就是自己妈。哪像人家外国啊，谁跟谁都能睡觉。人家也方便都有房子，你自个儿有房子吗？家里老有人儿吧。我就特佩服人家外国女的，睡完就完。而且无论怎么睡也不扭着人男的胳膊买这买那。”
美萍特无奈：“杨重，咱们走吧。”
马青：“甭老拉着我们哥们儿，你已经被我接管了……”

◎山寨颁奖仪式入口迎接处。
一男青：“哎，哥们儿今儿有舞会吗？”
于观：“有，那请柬上不都写着吗？”
男青：“我们可经常上当，说有舞会把我们框来了，结果开了半天会什么都没有把我们轰出来了。”
于观：“这回您放心，不但有还是一水儿的Disco。”
男青：“会前有时装表演吗？”
于观：“很精彩的时装表演。”
女青：“舞会有免费饮料吗？”
于观：“有，不过许吃不许带。”
女青：“那还算值。”
于观对在旁的作家宝康：“有什么办法？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它就有‘左中右’。”

◎山寨颁奖大会上，冒牌作家们纷纷发言。
秋风：“草地上，开满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发现的——只是——饲料。”
柳絮：“人们说我的这边儿——是长江，人们又说我的这边儿——是黄河。”片刻沉默后面无表情走下台。

◎林蓓：“无赖，你要是无赖了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宝康：“不对，这无赖的准确意义应该说是‘无所依赖’！”

◎宝康：“你们这哥儿几个里头就数杨重风度最好——深沉！”
杨重：“你骂谁呢你？我知道我傻。”众人大笑。

◎关于“万人大餐厅”的神侃。
候耀华饰的砍爷：“你对目前世界上这情况可能不大了解，无产阶级队伍人民少，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着外国人整天憋足了劲儿干嘛？不就上中国吃来了吗？你看人外国人那肚子。”
于观：“办不了，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
砍爷转向杨重：“哎，我记着你好像说过你们家有一远亲原来在中国银行一副行长家当过阿姨。”
杨重：“没错儿，你要想拐他们家孩子，我能跟她说说。”

◎赵老师问杨重：“哎，你是哪儿的？也是3T公司的？”
杨重：“我就是一傻“波一”，您甭为我费心。”
赵老师无奈笑答：“哈哈，年轻人总是过低估计自己啊……”

◎赵老师：“你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啊”
马青：“我们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玩玩牌、要不就是睡觉。”
赵老师：“找些书看看吧，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啊。”
于观：“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

◎于观翻越护栏被交警逮住：
交警：“你怎么从这蹦啊？说你呢，听见没有？”
于观：“说我呢？！”
交警：“你有病啊？”
于观：“对。今儿早上我刚从安定医院跑出来，医生追了我700多里地。”
交警对丁小鲁：“以后像这样的人过马路都得有人领着，行了。哎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于观：“嘿嘿，我是她舅舅。”
丁小鲁：“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外甥啊？”

◎杨重：“警察说什么你就听着，别自尊心那么强。就当你还小，你爸骂你一顿。替人家想想，马路上成天站着，除了电线杆子没第三个倒霉的了，钱也不多挣是不是？再不得词儿让人家训训你也太不人道了。他训够你了，自然就把自行车还给你了，毕竟是维持秩序，不是盗贼团伙嘛。”

◎于观对肛门科大夫：“……等等，您该不是那个什么屁眼儿保养方面的行家吧？”
大夫顾客讶异过后：“我对您的措辞很遗憾。”

◎马青接于观老爸的电话。
马青：“喂，找谁？”
于爸：“找于观。”
马青：“于观不在，出去了。”
于爸：“去哪了？”
马青：“你谁啊？问那么多嘛？”
于爸：“你甭问我是谁，于观去哪了？”
马青：“去你妈的！”

◎仨人去医院陪床。
知识分子顾客：“你们怎么坐在这里不去伺候妈妈？我出钞票不是请你们坐在这里休养的啊”
马青：“咱妈刚才拉了坨金子，我们正盘着算怎么分呢。”

【截图相册：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42626976】

马晓晴，在电影《顽主》里，绝对是人见人爱的姑娘。

那萌，那洒，那小情绪，那小伤心，那小手绢，敢视而不见的，能不动心的，就两个。

一个是于观他爹，享受离休待遇的老革命。

另一个是赵老师，年轻时受过苦，现在专门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的正能量大叔。

他们俩，只会说教，不会睡觉。

一个是，没魅力没能力，不自己一个人睡，已经睡不着了。

另一个是，有文化有地位，总想安全第一，做梦都想睡个免费到家的小粉红。

本质上，都是爱情无能者。

他们俩的虚伪，衬托了年轻人的真诚。

他们俩的虚张声势，证明了年轻无极限的真相。

他们俩被嘲笑的根子，都是怂。

面对，激流勇进的人生大道，他们都怂了，都想躲在体制内，指手画脚，假装有爱。

父亲，假装爱自己的孩子，却不知道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导师，假装爱年轻人，却只想占年轻人的便宜。

他们很可笑，

但，他们的杀伤力，可真不小。

电影里，三替公司，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这么好的业务，就是被“他们”的传统观念势力关掉了。

现实中，

你碰到赵老师，可以打丫挺的，或者，躲他远点儿。

但如果，你爹，跟于观他爹一样呢？

不理解你，不支持你，不替你扛事儿。

你最佳的应对，是去谈一场恋爱，以灵魂见肉体的恋爱，

爱上你的人，

一定是你的三替。

你能睡上的人，

你就是她的三替。

爱情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人生目标简化了，

Just one Kiss，Only need Durex，She is right.

赶紧拿起手机吧，少年。

盘她。

备注：

《顽主》The Troubleshooters （1988）葛优、张国立、梁天、马晓晴

5月下旬，樊*国早睡晚起，手机没再响过，也不见他再打出去。
几周前，他不听我们冷嘲热讽，辞了石家庄的工作，打算去和早己身在首都的女朋友汇合，两人在皇城共创美好未来，这都是他的美好愿景。
离开石家庄3天之后，他又风尘仆仆的回来了，那一晚他是在隔壁睡的，自己买了啤酒，香烟和下酒菜。
不知道他那一晚上干了什么，但是我们也猜到他大概碰上了什么样的境遇，心照不宣，谁也没去打扰他。
从那晚睡着，他一直就睡了整整的一天，完整的24小时还要多，第三天的早上才醒。整个白天，他都睡的很香，我们在他身边嬉闹，大声的说笑，他都没有醒的意思，气息均匀。

“哥们儿可能是自杀吃药吃少了。”

那天他没有嗲声嗲气的打长途电话，电脑也关着。

昨天晚上吃饭突然有人又聊起来：他女朋友也真有意思，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李昭广说：这些事最说不准了，哪有原因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就一边喝粥一边嗤嗤笑。

前天晚上，谢鹏电话我说从上海回来了，约我出去溜达溜达。
我蹬着车子到老地方跟他会面，见到他面容光焕发，全然没有一个多月前失恋的悲痛，一晚上的话题全是和他新女朋友在上海的见闻。
我们骑车到市中心，然后喝了杯最便宜的啤酒。
回来的路上我还偏执的绕了远路。
都没什么原因。

《顽主》小说原作我认真的读过很多遍，也非常喜欢。但我忘了上一次看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了。
昨天晚上吃过饭，我重温《顽主》，恍然大悟，20岁之前看过的电影都该重新拿出来再看一遍，年长几岁，感悟就多了很多分，唤醒的能让我崩溃的回忆也添了更多。

最近，傍晚的清风和躁动都如期而来，我常和李昭广在傍晚到夜市上去看姑娘作为消遣。人们比肩接踵，路灯昏黄，再往上是天空，从西方的残留的白色开始，一直向东，蓝的艳丽，忧心忡忡。她们与我擦身而过，我们随手拿起街边摊上的商品，但目光始终在姑娘身上。评价她们的身材和脸蛋，甚至猜测她们的思想，猜测她们是不是个自以为是的傻妞。
卖手绢的刘美萍是个傻姑娘，即便她对待客人像亲人般热情，她就是个傻姑娘，她爱上了屁眼儿保养方面的行家，并且笃信王明水多么的善解人意，温柔体贴，她是个“现代派”（换成豆瓣的语汇，她就是个文艺女青年），她为杨重的“爱思考”而神魂颠倒，她因为于观的安慰感动，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喜欢马青？

我总爱找一些原因爱上别人，冠冕堂皇，好自圆其说，傻姑娘知道我为什么爱你么？
其他全是幌子，因为你是个姑娘。
当爱情的结果和你当初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时候，当初找的原因越多，你就越难以接受。但要是没有原因，一切就变的简单轻松。

“从骨子里我是个传统的人，可事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严肃对待。”（《玩的就是心跳》）
脆弱没办法再让我严阵以待，没办法认真的面对生活中所有事情。
我只能做个“顽主”，油滑的，满不在乎的，对那些所谓“正经”和“正确”的事情漠不关心，才能不让我沉浸在幽怨和肉麻里，才能不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像现在这样陷入装腔作势的痛苦里，令我难堪。


“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你们应该痛苦，干吗不痛苦？痛苦才有救。”

“那我告诉你，我们不痛苦。”

“真的？”

“真的。”

“那只能让我感到可悲，那只能说明你们麻木不仁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苏生而是沉沦！你们应该哭你们自己。”

“可我们不哭，我们乐着呢。”



于观放下电话，露出一个受惊，有些遗憾的微笑。

我只想躺在一个女人的温柔的怀抱里。

　　说这部片体现了“青年中国时代”的缩影（80年代是全中国人的青年时代，黄仕宗语），那是有点拔高了，但它的确把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对世界的好奇、执着和热情都柔进了100多分钟的胶片中去了。
　　一句话，当时的年轻人是在和整个社会谈着一场朦胧的恋爱。
　　从电影学的角度讲，这部电影的成功是偶然的，是一帮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时代，拍出来的一部特殊的电影。
　　在那之后，再无第二例。
　　是环境使然？百花齐放的当今社会不再是一两个时代标签就可以诠释得了的。
　　是主创人员的原因？现在的艺术人好像更关注自己个性的世界，对社会越来越默然。
　　我觉得还是市场化的原因，正如片中杨重说的一句话“现在的电影都爱起外国名”。在过分关注市场效益之后，“艺术”在人类智商退化的危机中走得最远。
　　沃霍尔说：“艺术已经死了”。
　　我说：“它的尸体正肥沃着这片利益的土壤”。

“荒诞和现实”无疑是个大俗的标题，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把它安插在《顽主》这部电影上了。

　　 88年拍的，89年上了峨嵋的标，看碟的时候不知道画面粗糙还是当时的环境就如此粗糙，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小学，农村一片郁郁葱葱，胆小的我憋尿憋得难受，无奈老师拖堂，所以就在课堂上撒起尿来。所幸正好是夏天，小学生都有带水的习惯。那个时候糖精应该还是稀有物，把吊水的盐水瓶刷干净，放几粒进去，在井里打一桶新鲜的水，便是对于上学最好的奖赏。也正为这个奖赏，我堂而皇之的在班级那么多人面前撒了一泡尿，然后奢侈的把喝剩下的水倒在裤子上，造成失事的假象。十几年过去了，我几乎未曾向任何人提起过，但我一直记着。那便是我仅有的童年。

　　 《顽主》基本上符合西方荒诞戏剧的很多基本特征。比如人物性格的淡化，塑造“群体人物”，诉说人生的“荒诞不经，毫无意义”。这在电影中都可以找到一一对应。3T公司所造的就是一个“群体人物”。作家颁奖大会上诗人的“我一出生就死了”以及德育教授的两种朋友：“一种是可以做爱的，一种是不可以的”，把荒诞和人生的无意义发挥到了极点。

　　 电影的一开始就是几个木面具的特写，然后便是一首摇滚的MTV。那个时候MTV的水平也应该就是那样吧，快切是唯一的表现手法。更可能的是那时根本没有MTV，有的只是红灯牌收音机和牛逼的随身听。

　　 88年的3T公司是荒诞的，在今天的很多城市这样的公司已经出现。88年的作家颁奖大会，今天我们在同一个网站和著名作家用同样的博客。88年的3T公司义务咨询，今天小区的性爱之家免费发放安全套传授艾滋病防御知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幻想和现实之间顺利连通。

　　 人类的发展也许就是荒诞向现实的转变和现实向荒诞之间的转变的不断更迭吧。16、7年它是否短了点啊？一代人才刚刚长大啊，叫我们怎么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去赞美潘金莲呢？但是今天我们确实这样做了。

　　 这样一出电影，更像是一个实验，虽然没有实验的外表，但比之《帝国大厦》、《北京的风很大》丝毫不逊色，因为它已经不光光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实验，而是进入生活内部，还有什么比一个活人的生活更加有意义的呢？

　　 电影的重头戏无疑是作家颁奖大会的一场，很多艺术形式和群体范畴的综合表现，有冲突有和谐荒诞和现实很好的结合，勾勒出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

　　 前段时间看别人的博客也提到这部电影，说的是关于建筑的和那种小市民色彩的社会环境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王小波《红佛夜奔》中李卫公的洛阳城和长安城的区别吧。

　　 时间是个变形器把兽变成人，把荒诞变成现实。我们所要等待的就是它在把人变成兽，然后再把现实变成荒诞。但愿这样的时间要就一点，我们已经不再这个世上了。

2006-01-04 17:03:51 　　来自: 唐小唐·糖@此名固定 (广州)

（本文初发布于 VICE中国，2013年12月30日）

冯小刚新片《私人订制》里，众人带着想 “跟俗一刀两断” 的大导演李成儒来到民工窝棚。李成儒对这个地方很满意。

杨重上前：“您要中意，这可得花不少钱。”

李成儒轻描淡写：“千万别提钱，提钱就俗了。这件事没预算，上不封顶，你们就办吧。”

杨重大喜，叫马青招呼民工立刻搬家。

这是个不起眼的时刻，却标志了 “3T公司” 的最终堕落。这个来源于王朔之笔，写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经济体，终于从浑身是胆、不破不立的新鲜团队，变成了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假装彬彬有礼、笑里藏刀、傻客户的钱扎起没够的鸡贼活动会展公司。此类公司在北京东三环沿线有1000家，提供约20000种骗钱方案供人选择。

尽管营业额一飞冲天，杨重也步入了成功人士行列，但对于所有爱过那个3T公司的观众来说，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一刻。

档案简报

1988年，导演米家山把王朔的《顽主》拍成电影，大荧幕上第一次出现于观、杨重、马青这三个角色。三个小伙伴成立了 “TTT公司”，简称 3T。无论这个公司概念后来被冯小刚接管还是王朔续写，无论公司的名字变成 “好梦一日游” 还是 “私人订制”，都不能影响这一事实：中国影史上出现了一个如同《异形》中的 “维兰德-汤谷公司”（Weyland-Yutani Corp.）一样，贯穿、影响整个故事系列的经济实体。

经济体一般属于故事背景范畴，但也往往有独特的设定与气质，在岁月中发生着故事，影响着角色们的命运。now，let’s check 一下 3T 公司的 profile。

成立时间：1988年

创始人：于观、杨重、马青

首任 CEO：于观

公司地址：北京（1988年、1997年），海南（2013年）

公司口号与宗旨：

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1988年）

成全别人，陶冶自己（1997年）

成全别人，恶心自己（2013年）

业务范围：

代人约会、代人受过、活动会展、心理咨询、家政服务、人力租赁（1988年）

小型情景体验（限一日）、演艺经纪（1997年）

大型情景体验与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大型活动会展、墓前代哭（2013年）

1988年，倒霉的创业

1988年，于观、杨重和马青租下了一个门脸，在门口打下 TTT 公司的招牌，做起了开门生意。看着公司的 logo，围观群众七嘴八舌，纷纷表示：什么 3T 公司，跟卖杀虫剂的似的。

“那不是写了吗”，他们的业务是应客户要求陪聊、陪侃、在合适的时机代人受过。业务员马青、杨重出去跑，CEO 于观在家开拓新客户。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三个人会互相帮助。

应肛门科大夫王明水的要求，杨重陪他的女朋友，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刘美萍逛街一天。我们不知道 3T 公司是如何跟王明水收费的，但可以猜出是一口价制度。刘美萍称“他答应过给我买皮大衣”的时候，杨重咂嘴：“哎呀，我们公司这个业务还没开办呢”；马青要招待刘美萍吃顿便饭的时候，于观说：“行啊，自个掏腰包儿”。

注意：他们谁都没有提出工作中发生的费用由客户报销的观点。美好的纯真时代！

88年的 3T 公司做这样的生意：客户是吃着死工资、蹬着自行车的小老百姓，他们余钱不多，烦恼不少，能排解的尽量自己排解了，不好排解的，没准来找这个 3T 公司试试运气。不过可不愿意多花钱，更不会负担排忧解难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不可预知费用。于观、杨重、马青必须尽可能想招儿，发挥潜力，降低成本，在给定的回报内完成任务。

所以我们看到，为了筹划作家宝康的 “TTT文学奖发奖大会”，马青亲自蹬着板儿车，把一车咸菜缸子拉到了位于三元西桥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然后跟于观翻着白眼：“您不给钱就想弄奖品？弄着这坛子满不错了。”

这次 “TTT文学奖发奖大会”（会展界的发轫时期，用词朴实谦虚，还不好意思、或者没人会办 “颁奖盛典”）可谓公司草创时期的巅峰个案，能印到公司彩页 “样板项目” 里那种。

虽然于观用 “非常的粗俗！” 来招揽观众，但是朋友，这还真是一次艺术的盛会。现场放起 Ambient 电子乐，长长的 Synth Pad 延音，破碎的 HiHat 打出暗冷氛围，京剧扮相的孙悟空、时迁翻着跟头出场，80年代《世界时装之苑》女郎上台，西厢记、诸葛亮、民国地主、账房先生，漫天扔传单的五四女学生、扛着刺刀的红军八路军、举着大字报的文革红卫兵、《健与美》封面肌肉女从T台鱼贯走出。身着 “59式” 白色夏季警服的人民公安，对霹雳舞少年做出“准许通行”手势。而后音乐一变，4/4 拍 New Wave 舞曲响起，曹操跟 Red Guard 跳起 Disco。

国展在燃烧。

发奖大会后的 3T 公司自信爆棚，找他们侃大项目的人也来了，还组织了一次户外义务服务日，免费给市民做生活、心理咨询。改革开放第一次蜜月期尚未完蛋，人民群众对未知的憧憬正处高潮，老百姓对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感兴趣，没人当他们是吹牛。当然也有反对者，一看就是老同志的于观他爸义愤填膺地发问：“笑话，要你们为人家解难，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连反对者都显得特别认真。

后来，代为看护的老人发生坠楼事故，3T公司背上了数额不小的赔偿，并被勒令停业整顿。有意思的是，这不是法院，而是 “街道党组” 的决定，由一位老太太街道干部宣布。哥仨郁闷得想打人，最终还是卖身还钱，于观把门脸转让给 “环球妇女用品集团公司”，决定给公司改名。

3T 公司的第一段故事，就在唐山口音的 “处理决定” 中落下落幕。

1997年，酸涩的好梦

1997年年末，《甲方乙方》上映，这次的编剧没署王朔的名字，但主要段子、包括公司名 “好梦一日游” 都来自王朔的《你不是一个俗人》。原作中的于观、杨重、马青、丁小鲁变成了电影里的钱康、姚远、梁子、周北雁。

3T 公司变成 “好梦一日游”，专门策划特种活动 ―― 所谓情景体验。赶上了也接艺人经纪的活儿。帮书店小老板过巴顿瘾，帮厨子过守口如瓶瘾，帮大款过苦日子瘾，帮街坊孩子过恋爱瘾，帮明星过引退瘾……此时的公司调度大场面只当平常事：巴顿将军一出儿，一个群众演员100块钱，用了好几十个；“打死我也不说”一节，“不下200个哭丧的乡亲”，人均也得半袋化肥。

虽然公司员工仍需亲自上阵，但用企业界术语讲：有渠道了。

“渠道” 当时算社会稀缺资源，客户简直是哭着喊着要给 “好梦一日游” 送钱，发毒誓决不违约。叶京饰演的大款舒展全身，挥杆一击，冲姚远说：“我要是反悔，瞧见没有，这球场，还有那奔，就全归你们了。”

公司生意做大了，也有了正式的合同，事儿不兮兮地写明：“……括弧，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还成了街道认证的 “文明专业户”，挂一屋子锦旗。老人们不像《顽主》时那样，去办公室直斥 “你们那个荒唐公司”，居委会齐大妈拎着菜过来传达 “街道的布置”，眼瞅着公司就成了街道工作的抓手。可见，“好梦一日游” 已经走出了 3T 时代胡逼青年的形象。

此处电影想必是有意安排了一个彩蛋：在公司 “连口水都没喝” 的齐大妈的饰演者，正是《顽主》中宣读 3T 公司停业决定的街道干部饰演者 ―― 李滨老太太。这回她已经彻底是北京胡同口音了。

虽然 “好梦一日游” 在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和 localization 方面颇有建树，但公司也保留着具有90年代风格、街道居委会尚未失灵、“猫还没有受到重视”之前的那一点纯真。（语出 @大咕咕咕鸡 新浪微博：“需要过一段90年的夏天生活，怎么办。使用固定电话，用录像机看香港枪战片，学习骑摩托车，跳迪斯科，手工制作沙发，拍摄彩色照片，游泳，喝散啤，和年轻小姑娘交朋友，写武打小说，怎么办，我应该去哪里？阳台不封闭，你穿的确良衬衫，梅花牌秋裤，在阳台反复抛接一颗新鲜牛丸。猫还没有受到重视。”）

姚远郑重承诺：我们这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于奉送的；哥几个在挂着希望工程 “大眼睛女孩” 海报的办公室里涮火锅过新年的场景，无论正看倒看，都还有种真诚亲切在其中。

同 3T 公司一样，影片进行到最后，公司经营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钱康语重心长：“业务，是越来越火了，顾客，是越来越多了，钱，是越挣越少了”，“那是，一激动就白送，接十个活儿五个大酬宾”。最后几人在燕京罐啤中决定：“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慈善机构！”

许多肝胆相照的话之后，3T 公司的第二段故事落幕了，姚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结束语：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果然是令人怀念的1997年。时近世纪末，香港已回归，整个中国社会都有种正在抱团儿融入世界的感觉。大款、明星多了，说不用你给排忧解难了，街上有好多乐意就为过瘾而花钱的人，也挺可信，挺能符合老百姓期望的吧？曾经的 3T 公司，在9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扎住了现实的脚跟，转型成一个虽略有些市侩，但仍不失自己姿态的独特企业。

有一个细节，正好做这种“前市场经济姿态”的注脚：英达的巴顿梦完活儿，钱康、姚远等现场扒他的衣服，英达喊：“那你们不能搞一个好梦十日游什么的？你开价，你开个价！”

众人没听那个，没人停手。钱康告诉他：过过瘾得了。

2013年，不再迷惑

又过了16年，2013年年底，《私人订制》上映。这部王朔署名编剧，本来想叫《甲方乙方2》的贺岁片，终于用回了原本的人物姓名：杨重、马青，带两个新女性角色，小白和小璐。

公司改名 “私人订制”，人物也有变化，杨重人到中年，仍由葛优饰演，马青则变成了一个管杨重叫 “杨老师” 的嫩der后生，两个女的也是青年人。于观消失，不知是主动卖掉股份退出，上瑞士钓鱼去了，还是在血雨腥风的中国式合伙中被赶出了管理层。总之，团队变成了一老带三小。

“老带小” 的路数说明这是个有历史、有阶级的企业了，跟三个哥们儿联手创业的气氛已有分别。老杨重挑起CEO责任，管出主意，管演知音，管刻意用FM103.9广告腔说话，用虚伪的真诚对待客户和员工。小马青和两个小妞唯马首是瞻。

4个人都有了专门职务：愿望规划师杨重，情境设计师小白，梦境重建师小璐，心灵麻醉师马青。“业务员” 不复存在，新职务名称完美地配合了新公司的气质：神神叨叨，假模三道。

尖酸无益，我们做分析的，还是从数据来看公司经营。3T 公司的人力成本基本为0，“好梦一日游” 群众演员一人100元，“私人订制” 一场拼盘 party 之后，马青宣布：“演大亨、上流社会的每人500，扮贵妇名媛自带服装的每人800，到我这领钱！”

这场 party 里有一个女孩，想过有钱爹给办盛大成人礼的瘾，马青告诉她：活动最少80位起，每位500。也就是说，每个体验项目，客户付给群演的钱是40000元起，还不算“场租和服装费”，也没算给私人订制公司的 “愿望规划、情境设计、梦境重建、心灵麻醉” 费用。如此推算，“私人订制” 接一个项目至少8万起，额外费用肯定客户报销，也难怪苗圃、范伟都嫌这四个人太糊弄事儿了。

后来女孩求便宜点，马青想了辙，给她拼到另外一活动里。结束时女孩表示意犹未尽，马青皱着眉头，来了这么一段：

“知足吧 ―― 没花钱就办这么隆重一 party，为了让你过瘾，我比原定进来抓人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知道半小时什么概念吗？半小时，这帮群演多喝了我十箱红牛。”

这段 “你没花钱就……” 的台词，一下让我想起1988年拉着咸菜坛子的马青顶于观的话。只是那时的马青挤兑的是自个哥们儿和抠门上司，今天的马青挤兑的是一个梦没做够的18岁小姑娘客户。我管前者叫不羁，管后者叫鸡（贼）。从梁天的 “大马青”，到何冰的 “小马青”，再到郑恺的 “小小马青”，前两者各擅胜场、等量齐观，最后一位小里小气、狗尾续貂。

至此，曾经的 “3T/好梦一日游” 公司，完成了向无原则无底线企业的转变。是钱就赚，少了不干，对待客户当面点头哈腰，转过头就骂傻逼，让一点利，恨不得连你骨头一块吃了。

到了2013年，这个公司存在的基础也开始变得可疑。是帮平民圆梦还是帮富人做梦？若说帮平民圆梦，这收费门槛可并不亲民；若说帮富人做梦，这四个小碎催好像也没体现出什么过人的想象力和执行力来。

1988年的 3T 公司，设定了2毛钱的挂号费制度，碰着解决不了的还得退还；马青为了公司运营成本愁得慌，因为工商说这算 “特种经营”，税特高；1997年的钱康、姚远在经济危机下表示不要工资，管饭就行，梁子和周北雁第二天就要拉赞助去；2013年的杨重杨老师在海南岛上做道场，赚得满坑满谷，给人换血，又号召全国人民互相道歉。25年来，围绕着 3T 公司的现实感一步步地薄弱下去。

25年的故事，从中国版《猜火车》走向内地版《家有喜事》；25年的主题歌，从摇滚王迪走向糙哥韩磊，又到温情感伤的黑框眼镜歌手；25年的财报，在震荡和危机中节节攀高；25年的心性，划出了一道令人心碎的下坠轨迹 ―― 热情与梦，已不存在于公司人的心里。

今天的杨重，行动坐卧都很像曾跟3T侃 “万人大饭店” 项目的侯耀华。这种 “成长” 令人感慨。不知从一而终演绎了三代杨重的葛大爷，是否还能想起 “可以为了一顿饭什么都能不干” 的岁月里，青年杨重脸上的那一抹哂笑？

text | 刘阳子 本文初发布于2013年12月30日 VICE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