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以色列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很难归类，到底算纪录片还是动画片？奥斯卡评委会最有意思，干脆将它提名为“最佳外语片”。确实出人意料，但也不算荒谬，因为《华尔兹》是希伯来语电影，不过这么一来，一部应该被载入纪录片史的佳作就轻易被奥斯卡忽悠。 《华尔兹》应该算历史上第一部动画纪录片。其实在纪录片中使用两维和三维动画已经越来越流行，去年另一部被奥斯卡无端忽略的纪录片Chicago 10中，导演使用了大量三维动画来重现美国法庭审理的场面。“镜头不够”是纪录片创作者永远面对的挑战，而如何呈现那些无法找到影像资料的历史事件则尤其伤神。从前的做法是找照片来应对，美国纪录片导演Ken Burns将这种风格推到了高峰。虽说叙事目的可以达到，但观众看起来多少有些乏味。 在影视制作中，动画比照片要生动得多，一经合理使用，叙事效果立即可以跃上新台阶。对那些在Second Life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仅靠几张老照片在镜头前晃来晃去说故事已经属于解放前的事情。此外，除了再现历史比较困难，纪录片叙事中还经常会遇到其他一些无法实际拍到的段落，比如梦境、回忆、幻觉。2008年的纪录片中，已经有American Teen等作品开始用三维动画描述梦境和幻想。 如果说这些富于创新的尝试让人欣喜，那么《华尔兹》的诞生真可以让人欣喜若狂。这是一部几乎全部使用动画的纪录片，极具实验性，而大胆尝试中有可能遭遇的粗糙、生硬在《华尔兹》中几乎没有现身，创作上的成熟让人惊叹。 纪录片的导演、以色列人Ari Folman直接出现在《华尔兹》中，声音是他的原声，但画面是他的卡通形象。Folman走访老战友们，大家回忆1982年以色列---黎巴嫩冲突中各自的经历。跟Folman一样，其他被采访者也大都采用原声加卡通形象的组合，仅有两人例外。在动画设计上，导演并没有采用目前最好的技术，人物描摹不能说特别精细。这是Folman的创作选择，他没有刻意追求照相现实主义。 如果细心一些，观众仍然能够看出来，电影中的这些角色和年轻时候的区别。当年他们都要瘦一些、皮肤白净一些、头发多一些。我特别喜欢导演对光影的处理：电影中的一个角色退到树荫下的过程中，原本明亮的形象逐渐蜕变为剪影；夜晚开车行驶在通衢大道上，街灯在司机的脸上留下的阴影一直在动荡变幻中。一部优秀的电影，规模再大，也需要细节的填充才有魅力。 大家参加了同样一场战争，但战争留给他们的记忆却各自不同。Folman已经忘记大部分细节，他的同伴Boaz经常梦见26条狗飞奔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大道上，接着聚集到他家的窗口下狂吠。Boaz找到Folman，告诉他自己的恶梦。Folman觉得心理医生才能提供帮助，自己不过是个纪录片导演。“电影难道不具备心理疗效吗？（Can’t films be therapeutic？）”，Boaz提醒说。Folman这才开始创作《华尔兹》。 他开始用动画来反思战争。作为以色列军人，Folman和战友们在战争中是胜利者，同时也都是战争创伤的牺牲品。他们中的很多人亲历过1982年最惨烈的一幕，黎巴嫩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以当选总统巴什尔被刺杀为理由，大肆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在当地负责维持秩序的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及时干预。面对良心的谴责，有人采取逃避态度。参与采访的摄影记者强迫自己相信，悲剧只发生在胶片上，跟实际生活其实是两样。等到自我欺骗失灵的时候，他的心理立即濒临崩溃。Folman多年来强力压制记忆，随着与战友们沟通的深入，他也开始被恶梦缠绕。在梦中，他跟战友们一起，裸着身体从贝鲁特城外的海水里站立起来。 从视觉设计的角度来说，这段镜头相当完美，逼真的贝鲁特城市轮廓 安排在背景，前景中是Folman及战友们瘦削的剪影。电影中还有一处具备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设计：一个巨大的女性仰躺在水面，Folman的战友附着在她的躯体上，象个婴儿。初看上去，你可以阐释为人们在战争压力下向往祥和安宁，但如果周围的海水都是血红色，你的理解可能会不同。 未来创作中继续涌现全动画纪录片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但《华尔兹》足以预示一个新的艺术追求，动画可以表现最严肃最沉重的主题，它肯定会成为新闻和纪录电影创作流程中的重要环节。谁不需要动画提供的那种重建时空的自由？

1982年是黎巴嫩内战的第7个年头，这个原本因美丽而享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雪松国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在首都贝鲁特，居民死于子弹横飞、炸弹爆炸、战机呼啸、坦克碾压、谁都不知道转瞬间会发生什么。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9月15日夜，一场大屠杀的降临会如此突如其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教民组成的国家，而在这两大教派中还包含着许多小教派，这使得黎巴嫩社会因派系林立、党派众多而异常复杂。在这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小国里，大大小小的教派不仅一般都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设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9月14日16时10分，黎巴嫩新任总统、基督教马龙派要员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基督教马龙派立刻将此加罪于巴勒斯坦人，扬言要为杰马耶勒报仇，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追随以色列的黎巴嫩右翼民兵组织基督教长枪党更是气势汹汹。以色列立刻借机出兵占领了贝鲁特西区。以色列总理贝京向外界解释道：“这次行动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穆斯林不受长枪党人的报复。”

　　在进占贝鲁特西区时，以军遭到巴解游击队的零星抵抗，给以军多少造成了一些人员和装备损失。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沙龙马上向前线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德鲁里下达命令：立刻采取“断然措施”，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净化”。德鲁里随即指挥以军包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对它们采取了“密封式隔绝”，即彻底切断了这两个难民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谁都明白，这样的“净化”势必是在杀戮中进行。以色列考虑到难民营中实际上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于是，决定借基督教长枪党之手来完成这次结果将是血淋淋的行动。15日下午，德鲁里在设在贝鲁特东区的以军司令部召集长枪党参谋长及情报负责人霍贝卡等人，商谈对这两个难民营进行“净化”的行动部署。会后，德鲁里向沙龙报告：“我们的朋友正在向难民营进发。我们同他们的领导人在这一行动中进行了配合。”沙龙以满意的口吻褒奖道：“祝贺你，朋友们的行动已予通过。”

　　紧接着的是，按照商议的部署和德鲁里的命令，以军用密集的炮火向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进行轰击，刹那问，难民营里血肉横飞，建筑物被基本夷平，特别是多处围墙被炸塌。炮击过后，人们可以依稀看到在附近的贝鲁特国际机场大楼屋顶和另一座高楼上，有以军士兵用望远镜观察着难民营里的动态。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其实，这场炮击是在为“净化”行动清除可能出现的障碍。16日下午，一辆辆满载着长枪党民兵的军车驶进国际机场。17时，大约有1200名全副武装的长枪党在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完毕，随即沿着预先设置好的路标奔向出击位置——科威特使馆所在的十字路口。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18时左右，一阵阵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几架以军的美制直升机飞临难民营上空，投掷下一连串的照明弹。包围难民营的以军也从不同的方位向难民营方向打开了探照灯，难民营里如同白昼。就是同时，大批长枪党民兵持枪跃过被炸塌的围墙，冲进了难民营。顿时，难民营里枪声大作，呼喊声不绝于耳。敏感的新闻记者纷纷向这两个难民营赶来，但被以军远远地拦截在难民营之外。以色列军方声称：这是长枪党人在搜捕隐藏在难民营里的大约2000名恐怖分子。

　　在以后的40个小时里，难民营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常恐怖的，人们后来是通过幸存者的回忆和刽子手的自述知道了当时所出现过的一个个血腥的场景：
几个长枪党民兵冲进一间民房，里面住着三口之家。民兵先是呵斥年轻的夫妇和年幼的孩子站到墙边，然后用枪托猛击丈夫的头部，丈夫的脑浆溅落在墙壁上，当即死亡。孩子大哭，与母亲抱成一团。一个民兵上前一把抓住母亲，其他几个民兵顺势夺过孩子，把他按在地上，将枪口压在他头上开枪。母亲发狂了，扑向民兵。一颗民兵的子弹击中了母亲的心脏。在屋内进行了一番抢劫后，这几个民兵用炸药炸毁了民房，他们又向另一处民房走去。
一位巴勒斯坦男青年被捆绑着，惊恐地望着一群正在拿他寻欢作乐的民兵。一个民兵先是扒开青年的衣服，用匕首刺向青年的下身。青年大声惨叫，鲜血四溅，痛苦地蜷成一团。狂笑不止的民兵不停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最后，一个民兵开枪打死了这位青年。
民兵包围了位于夏蒂拉难民营南侧的阿卡医院。4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为了使医院免遭灾难，受院长的托付，举着白布，走向民兵，打算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迎接医生的是一枚手榴弹，3位医生当场丧身，1位身受重伤的医生跌跌冲冲地回到医院。转眼间，民兵冲进医院，接着发生的是毒打、烧杀和奸淫。时近深夜，这群民兵也疲劳了，他们一边吃着夜宵，一边欣赏着受害者临死前痛苦的呻吟。

　　屠杀进行了一夜，一些幸存者回忆道：“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当时，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跑出难民营，哭喊着向以色列士兵求救。但是，这些士兵不但不予理会，反而又将他们驱赶回难民营。事后，一位以色列士兵也承认：“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而另有一个以军士兵后来在遭到人们指责时，还声辩道：“我们以色列人没干那种事情，那是基督教民兵干的。”

　　17日，天亮了，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难民营里的断垣残壁上到处是死尸，其中很多尸体是支离破碎的，其惨状连民兵们都感到恶心和胆寒。坐镇国际机场指挥屠杀的霍贝卡得知后，立即发出指令：“马上把现场清理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不一会，几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开进了难民营。尽管瓦砾中还不时传出呼救声，但推土机依然是野蛮地从上面碾压过去。挖掘机挖出了一个个几米深的大坑，卡车将死尸抛人坑中，最后由推土机推土填平大坑。直到18日上午10时30分，一队以色列士兵进入难民营，长枪党民兵才整队集合，谈笑着离开了难民营。

　　事后，人们在难民营发现了2300多具肢体不全的巴勒斯坦男人、妇女和儿童尸体。另外，还有21名伊朗人、7名叙利亚人、3名巴基斯坦人和2名阿尔及利亚人遇害，他们都是巴解组织的支持者。

民兵撤离后，以军进入难民营。一位以军军官站在装甲车上，用扩音器反复喊话：“大家不要上街!我们正在搜捕恐怖分子，不然，我们会开枪的。”尾随以军的是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两个难民营里触目惊心的惨景令他们瞠目结舌，接着的是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美国记者菲克斯是第一批进入夏蒂拉难民营的，他的报道和感慨让世人震撼。他写道：“到处都是尸体，道路上、胡同里、庭院里、破屋里、瓦砾下、垃圾堆上。在有的地方，地上的血迹尚未干。当我们数到100具尸体时，我们就不再继续数了。……每一条小巷里都是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是刀下丧生，或是饮弹而亡，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在(一堵)矮墙下，一排青年男子和男孩倒在血泊中。他们面壁而立，背部中弹，倒在墙根下，那情景甚是悲凉和恐怖。这堵行刑墙和墙前成堆的尸体，使人似曾相识，后来我们才想起，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闻图片所显示的那种杀人照片是何等相似。”

　　在他的报道中，无不显示出对死难者的同情和悲悯。他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地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仰面朝天，似乎是在晒太阳，鲜血从背上流下，浸湿了衣衫。她双脚并在一起，两手摊开，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到了自己的救星。她的表情很平静，两眼微闭，那样子几乎像是圣母。唯有她胸口的一个小枪眼和庭院里的血迹表明她已经死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声讨此起彼伏，而以色列政府只是被动地辩解道：我们以为长枪党民兵仅是搜捕巴解游击队员，而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不问青红皂白。9月24日，联合国举行第七次特别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谴责以色列屠杀贝鲁特平民的罪行”。会议听取了有关报告后，一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贝鲁特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

　　这场大屠杀也震惊了以色列社会。9月25日，在首都特拉维夫爆发了有4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而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也仅为400万。这是迄今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美国犹太历史学家H?萨克尔在1996年写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未迸发过如此激烈的民众愤怒。”1983年2月10日，内外交困的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除沙龙外，一致通过了以色列当局调查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委员会的报告。
11日，许多国家的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沙龙被迫辞职。

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开场是两个中年男人在酒吧交谈，戴眼镜的男人讲到了他自两年半前开始不断做的恶梦，梦中的他一直面对26只狂吠的恶狗杀戮的威胁，而这引起了男主追寻回忆的旅途，关于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本片是第一部动画形式的纪录片，以男主，也就是导演阿里•福尔曼的视角展开，由多人受访的回忆记录构成。

片名《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指的是士兵在巴什尔的巨型画幅下疯狂扫射的一幕，仿佛在跳华尔兹。

巴什尔，即巴希尔·杰马耶勒（Bachir Gemayel，1947年－1982年）是一位黎巴嫩politician，在黎巴嫩内战早期曾为右翼基督教黎巴嫩长枪党的领导人以及黎巴嫩力量(Lebanese Forces)民兵组织最高指挥官。

1982年8月23日，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支持和压力下，巴希尔·杰马耶勒被议会选为黎巴嫩总统，此时的黎巴嫩正深陷内战泥沼，并被由以色列和叙利亚为首的驻黎巴嫩多国部队(Multinational Force in Lebanon)占领。

然而不到一个月后，杰马耶勒就在贝鲁特长枪党总部的一次炸弹袭击中被刺杀。

此次刺杀事件震惊全球，并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国防军入侵贝鲁特，以及由长枪党发起的报复性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来源：维基百科

电影背景简介

1982年9月15日，以军以黎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遇害为由，进驻贝鲁特西区。

电影讲述的就是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又名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的一场zz性大屠杀，事发地点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

由支持以色列的黎巴嫩长枪党旗下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协助下，屠杀他们zz上的敌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遇难人数大约在762人至3500人之间。

当时正值黎巴嫩内战和第五次中东战争。——来源：维基百科

选择性失忆

男主及导演阿里•福尔曼在19岁时作为入侵黎巴嫩的以色列士兵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显然选择性地忘记了这段回忆。

片中的医生讲其经历的事件为“dissociative events”，这是作为患者对创伤产生自我防卫机制，而有某段时间记忆空白，以帮助患者逃离所受的创伤。

分离性遗忘症或游离性遗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又称为心因性失忆症(Psychogenic amnesia)，是一种心理疾病。

患者会遗忘个人记忆中的重要资料，通常不是由生理因素(如脑部受伤或记忆力退化)所引起的，而是曾遭受重大打击造成内心重大的悲痛所造成。——来源：维基百科

可以说，他作为施暴者的一方都在经历如此的心理创伤，那么那些受害者呢？在片尾的一幕，由动画转为了真人画面，战争的残酷愈发真实。

第五次中东战争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正值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

黎以战争的起因仍是巴勒斯坦问题争端的继续。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谋求在黎巴嫩境内建立一个亲以zheng权，挤走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

巴勒斯坦人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于1964年5月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展开了同以色列的战争。

巴解游击队的基地设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主要设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

——来源：新华网

以上帝之名

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前留下了一句被广为人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所有的战争或暴行，都可以被冠上好的名头，“自由”只不过其中之一。

我记得之前看过的2013年英剧《白王后》，其讲述的是玫瑰战争时期各方势力争夺王位（这几家子还都是亲戚），而他们都以上帝之名，视自己为正义之师，恨不得将对方除之而后快。

在上战场前，各方都在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自己能杀尽敌军。是什么样的上帝会应允这样的祈祷呢？

当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们踏上黎巴嫩的土地时，他们当时是抱有怎样的心态呢？是抱着崇高的追求和高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在行正义之事？还是只是没有思考的盲从？

后者被视为是“平庸之恶”，当事人始终意识不到自己的罪行，这在我之前对电影《波斯语课》的影评里有过讨论（《我将以我们的名字，呼唤你》）。

这些以色列士兵们无论当时是怎样的心态，现在都在为其付出代价。这不是洗白，而是在表达一个真实的状态。

导演在寻找和回忆中，重构出了一个普通士兵对于那场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是胜利者，他们也是牺牲品。在战争面前，没有赢家。

赏心悦目的画面，精巧的镜头调度，畅顺自然的动画，一流的覌赏经验；纯熟的电影语言，充满了丰富联想的隠喩，可供影评人写上几万字的叙事。

但它摆脱不了苍白的内涵，在充满艺术化的造形下面的僵化创伤，不愿愈合的伤口。

电影所叙的是一段过去的重构，几个以色列军人，对于1982年贝鲁特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遗忘和回忆。这也是一部自传，导演Ari Folman以色列人，写的就是自己。他在当年前参与了这场战争，二十年后，因重复的恶梦勾起了某些回想，驱使他往寻昔日的战友，重建那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的过去片段。

作为失忆者，主角患了创伤后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因巨大的创伤产生自我保护机制，自行忘却那段创伤的记忆。所以，导演／主角受过创伤，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重拾记忆，是心理康复的重要过程，拍电影就是治疗，主角说。

讽剌的是，以色列军队是中东地区最强者，黎巴嫰战争的唯一正规军。如果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那谁是罪魁祸首？谁还能有这个实力？以色列人所创伤者，会不会是身为强者而无法保护近在身旁的老弱妇孺？不，失忆者既是受害人，电影没有顕出自咎，只有隠约地指出上层指挥官的默许，下层部队的无奈，然后止于此。

以色列近代史总是以受害者自居，老战友问主角：巴勒斯坦难民营有没有让你联想到纳粹集中营？这道出了以色列的集体回忆是如何牢固地凝定在受害者自居。是否以色列人只能在自己的痛苦中才能同感到别人的痛？

屠杀事件中以色列领导层的默许非常明显，以军在屠杀的晚上一直发射照明弹。主角在屠杀者长枪党枪手撤出后进入难民营，看到卷发小孩的尸体，年纪和他女儿相若；然后发现四处都是尸体，有些地方，尸体堆叠到胸口高。画面转到真实新闻片段，巴勒斯坦妇女号啕大哭，电影到这里，戞然而止。导演还是未能流泪，只能透过别人的泪水表达悲伤。

「创伤不但不会创造自由，对于他者和分裂与悬荡的自我碎裂也未能采取敞开，而是会引向回然不同的碎裂──用佛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一种具毁灭性也同时让身分故步自封，朝向完全不同的路：走往教条、胁迫与强迫形式之信仰的危险。我们是否冒着将身分的瑕疪与裂痕理想化的危险？片断可能产生僵化，就如同一个民族可能会因历史异化，不但不播散本身，反而开始欲挖掘历史以便正当化国家暴力。」──贾柯琳‧萝思Jacqueline Ross（2003），“回应萨依德”，收录于爱德华‧萨依德（2003），“佛洛伊德与非欧裔”

可惜心理分析不能治疗子弹穿过至爱亲人身体那种痛，26年后的迦萨，恶梦一再撕开未愈的伤口。



背景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bra_and_Shatila_massacre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

这部直接表现以色列“入侵”（“入侵”是片中受访者自己在回忆当年进军贝鲁特时的用词）黎巴嫩的大胆纪录片，不是出自“被害者”之手，而是出于“占领者”之手。在以色列庆祝完建国六十周年、刚刚从新一轮加沙冲突中缓过气来的时候，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以色列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尽管对于本国观众来说，它并不轻松。 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如果没有参军经历，朋友们认为你不可信任，招聘公司觉得你尽不到公民义务，姑娘们更看你不上眼。几乎每个家庭都在战争中失去过亲人，战争覆盖了个体记忆，渗透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怎样的一代人呢？他们的祖辈，在欧洲的集中营里被屠杀和压迫，在辗转流亡的漫漫长路上携家带口东躲西藏；他们的父辈，在一片荒芜的内盖夫沙漠里饮水修渠，在只有蚊虫和泥水的北部沼泽里开垦出基布兹集体农庄。而他们自己，正在因为身为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员，被舆论指责、诟病。在特拉维夫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经常能感到他们的独特气质：被世界所孤立的。 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是他们自己--在集中营里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后裔--对黎巴嫩难民营里妇女儿童的屠杀。画面毫不掩饰的了展现血淋淋的阿拉伯妇孺被害的同时，也凶狠的揭开本国观众心里的伤疤——这样的暴行多么令人无地自容。尽管直接屠杀者是黎巴嫩基督民兵，但是没有高层的默许，这一切如何能够发生？ 在以色列，许多普通家庭都在黎巴嫩战争中失去了军中的亲人，多年后在银幕上重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如何去为他们寻找一个正义的理由？ 影片勇敢的重现了以色列士兵向手持火箭炮的黎巴嫩孩子开火的场景；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们一路唱着“黎巴嫩早上好”，一路吃着薯片，一路开着坦克碾进嫩的场景。坦克在贝鲁特满目疮痍的居民区窄路上转身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它每一个挪动，都要损坏周围的房屋；而每一个有目标的袭击，都将摧毁一个目标以外的九个无辜建筑。作为一个曾经就在那个坦克上的“侵略者”，导演没有进行道德审判或政治判断，他只表达了个人的悲伤和失落。只要政治家们依然热衷于战争，棋盘上的棋子就永远只有被挪动的命运。

历史是难以被还原的。导演的意图不在于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黎巴嫩战争”，而是“表达个人记忆中的战争经历”。因此影片既有真实的悲剧，也有回忆者的复杂情绪。正如导演所说，这部影片不是政治的，而是个人的。 而一场战争中，永远没有胜利的个人。

理由很简单。一是画得好，对光影、战火、生物体的描绘简直绝了；二是题材深刻，敢画一般人不敢画的东西；三是色彩运用独树一帜，勾勒出阴暗和凄美的效果；四 是配乐简直美得诡异 =，一下摇滚 ，一下巴赫，不禁呆掉；五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战时和战后的心理状态，是我称本片最佳的道理。


补充一句：当军官拿大喇叭喊别开枪，屠杀就此结束的时候，那5秒钟的静默是最撕裂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