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故事

主角是中年的片儿警国立。他管辖着104个自然院，2300名居民。那片灰灰的四合院成为京城过往生活形态最后的活化石。如今，住在这些经过自行改造的四合院中的人们又是改革开放变革的亲历者。国立正是在这样的新老交替的环境中工作着。民警的工作比人们想象中琐碎得多，大到刑事案件，小到家长里短，都要管一管。
199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很多四合院和胡同夷为平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普通百姓的生活也由于客观环境的改变而被迫调整。城墙象征着边界，把人们的生活围拢在一起。四合院这样的民居形式也是符合传统文化中围拢的生活状态，有利于居民之间建立亲密关系，保持了中国传统道德系统的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居民形式和农村民居差别很小。
影片的第一场戏是国立带着新来的民警连贵去四合院熟悉工作。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从街道路过繁忙的大马路，转到小巷中。街景中：骑车匆忙的人们，公共汽车、面的、小巷中的压路机等等，各种不同的环境声交织在一起，构成形态丰富、既具生活质感的场景。导演一直用跟拍的方式，景别、机位、声音（保护对环境声的处理）的频率等上基本保持固定。他们谈话的内容，既有拉近彼此的家常话，也有工作的安排，和作为师傅的经验之谈。终于到了他们管辖的片区，身后是刚刚拆迁完的平地，眼前是接近天际线的高楼。这个段落的落幅镜头，俯拍他们穿过小巷，镜头慢慢升起，定格在一片灰色的四合院和接近天际线的高楼，鸽子飞过，骑车在环路上奔驰。在这个段落中，国立表达了他对楼房的期待，不仅是从工作角度而言，更加有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期许。
胡同是呈现京城百姓生活状态的空间。这里既有穷苦贫民遮风挡雨的斗室，也有清贫文人的陋室、富贾巨商的宅院。随着四合院的拆迁和胡同的消失，由明清两朝建立起来的乡土城市形态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现代都市结构的楼宇和社区。各种不同时期产生的建筑群，把城市拼贴为一个复杂、纷繁的都市。这种突变很快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断送了城市千百年了历史、文化沉淀。
狗，一种与中国人生活最为亲密的动物。它是忠实的代表，看家护院的责任让它成为中国家庭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狗在家庭生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成为生活水平的象征，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闲暇”感。
导演赋予民警打狗行动很强政治隐喻。民警从派出所骑着车，拿着打狗棒，不紧不慢的去找狗。废弃的王府成为一个重要的视觉观察对象。摄影机的视点并非一味聚焦于民警身上，对王府的仔细观察、端详，让观众感觉到摄影机视点的主观化。这是导演克制、客观、距离感的心态的表现。等民警追着狗跑出院子，在胡同里追踪的时候，摄影的机位常常设在胡同的拐角处，狗/民警进画，从纵深到前景，摄影机跟着他们的运动轨迹转弯，出画。这样的拍摄视点都显得格外冷静旁观，参与感很弱。该段落的最后定格镜头是民警们在河边痛打疯狗，后景是北京的箭楼。箭楼，再一次提醒观众故事的时空背景。这个段落中，作为第三方视点的摄影机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它代替了一个默默关注的视点，不露声色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这是一部个人风格极其浓郁的影片，长镜头、纪实手法、同期音、中景等视听语言，似乎处处张显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光辉。但是，导演这种刻意而为之的距离和游移的姿态，远离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中那种切肤之痛的关怀，显得非常理性而克制。虽然，长镜头依然可以比较完整的记录下一方水土，现代化的都市元素，凌乱而破碎的铺成在影片的后景中。但是，运动视角所产生的俯仰的变化已经不再是肉眼所能企及了。导演在纪实风格的表面风格下，呈现出戏剧性张力。
《民警故事》延续了《找乐》的视觉语言，但是其视点的改变，也就改变了本来的镜语关系。比如，《民警故事》更多了采用了人全的景别，比《找乐》要大一些。所以，镜头所涵盖的信息相对更加丰富。画面中出现不再仅有自行车和行人，而出现了汽车，以及车水马龙的景象，后景的房子变高，商铺的门脸也漂亮了。这些商业社会的元素代替了原来单一的城墙。更重要的是，画面中高楼与平房、古建筑与新地标等这类新旧北京的符号同时出现在镜头中。此刻的北京，其地方性的特色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消亡着。

过去对宁瀛导演的了解也只是皮毛，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无穷动》，一部颇带争议性的女性电影，在如今重新观看北京三部曲，对导演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影片的艺术性不仅仅在于他是对九十年代这个历史记忆的保留，更大程度上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一个用客观视角审视社会，深刻的剖析人与城的依恋关系，新时代的转型不仅仅是空间上的重构，也是对时间的解构，在解构与重构的悖论上，导演对空间的呈现是尤为重要的。

影片开头，国立带着新来的片警连贵熟悉老北京片区的情况，导演跟随着两人通过长镜头扫视着一条条街道，一条条胡同，九十年代老北京的街景一览无余，让我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偷自行车的人》中的片段，带着纪录片味道的风格，讲真实的老北京图景展现出来，同时镜头始终保持着客观与间离，两人骑车穿过一片拆迁地，不远处的高楼就在一片废墟中拔地而起，此时的镜头从近处跟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个大远景，摄像机静静在远处观望，保持着一定的冷静与客观：这是导演的态度同时也是一个无法改变真在进行中，未来也将会一直进行中的事实。老北京城市空间图景的黯然消退，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拆迁”作为空间巨变得一个方面，它不仅指涉空间的重构还暗含着个体精神的变迁。破败的寺庙，作为文物保护的王府，破败不堪，风华燃尽，过于在不久的将来就将一辆辆压路机，铲车，推土机摧毁。镜头一直保持着客观，“隔岸观火”静观这时代变迁下的生活点滴。

警察在我们看来是社会和体制的维护者，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都是一些看来鸡毛蒜皮甚至不尽人道的事儿。一场“禁狗风波”将那个转型时代人情的淡漠是那么荒诞。原有的物质生活被改变，一切都建立在情感的修复基础之上，但是这个修复的过程势必是缺乏情感的，就像国立所讲的那样“他们马上就搬进高楼里，没有人事纠纷更没有人情味儿”。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情感伤疤就是这难以修复的人情味儿。

还是在破旧的新光，胶片的颜色都已显陈旧，声音也不尽完美，好多台词半是因为方言半是因为年代久远甚至都听不清楚。但看完之后还是会倒吸一口凉气：95年的时候曾有这么牛逼的片子啊！

警察是一个永远能赋予无数标签的群体。而那时的民警，表面是国家权威的象征，体制与正义的代表，但每日接触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破事——抓疯狗，抓卖黄画的，抓天桥下私设小赌局骗钱的。风光的一面几乎与他们无缘，或存于儿子“抓坏人”的想当然里，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片中。

就是这么不尴不尬的状态，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在改变。但是，过去的一方又在撕扯现在，而未来还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小民警，非职业演员扮演，小人物的憋屈与辛酸就这么一层一层被剥了开来。

其实可以用好多角度去看它，这么想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说不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如果理论程度足够，应该可以写一篇长论文了。

前阵子做改革开放30年的片子，总想找一些当时的纪录片来还原那个时代。但是，除了《中国》里的那几个经典镜头代表了那个“前史”，我们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可以说几乎没有。没想到在新光看的这些剧情片（上次的《北京你早》），却都给人一种精准击中时代的感觉。

看到一篇访谈里宁瀛说：“拍完一次电影，我觉得我像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一样，我是灾难中活下来的人，我的作品是灾难中存活下来的几个碎片，所以我毫无遗憾地面对我的不从容和影片中的缺陷。”

怎么我觉着，我们才是灾难中活下来的人呢。

第八观影日，宁瀛的《民警故事》，这是为数不多本届黑眼圈参评影片中我之前看过的影片。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外租房子，有一个上任租户留下的破单人沙发，我给留下了，坐着倒是挺舒服的，把脚搭在椅子上，看碟很舒服。

宁瀛的北京三部曲都不错，《找乐》比这个《民警故事》还要好一些，《夏日暖洋洋》稍差，有时间的话三个都可以看看。

《民警故事》用的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拍摄技法上采用纪录片式的白描手段，对新现实主义有一个新的探索。正所谓，任何高明的编剧都抵不过现实生活的意趣，宁瀛的这种新现实主义手法为观众呈现了鲜活的90年代北京风貌，也是这个片子最为亮眼之处。

回过头来看宁瀛当年还是想通过电影探讨一些问题的，大的如公安体制改革问题，文山会海问题，小的如警察执法范围问题，警用物资保障问题，与家属关系问题，办案作风问题，执法过程中情与法不统一的问题，执法中警察威信受冲击后如何保障问题，搭积木时坦克能不能上公路的问题……

现在来看，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有的问题已经不成问题，有的问题依然还是问题。

90年代那时候虽不比80年代，但风气还是挺开放的，很多电影都可以讨论问题，也能过审公映，而现在是钢丝床接火箭弹的电影没问题能过审公映，而另外一些电影频频因为技术问题而不能过审公映的时代。

记得同样是90年代的作品《三毛从军记》里面师长对三毛说“你是小把戏，我也是小把戏，咱们都是小把戏”

真的，咱们都是小把戏，跟着操哪门子的心！

今天因为是警察节，豆瓣热门推荐了此影片，先是看了影评8.3，以为很好看，结果看了感觉很一般，一般的剧情，吵闹的背景台词，故事性一点都不强，哎，浪费时间了。客观评分应该在5分左右。很不解为什么评分与真实观感差距那么大，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感觉，评价人群是小资小众的，还是影片本身的小众造成的？

宁瀛一直不是大众喜爱的导演，近几年更是导演出了像功夫侠等一系列的酥烂片，质疑她作为一个女性导演的功底的声音穷出不尽，可是她却也曾拍出过作为北京三部曲之一的民警故事这样深刻的好片！

虽说情节是围绕北京94年的片儿警展开，却也可说是好好的把那个年代片儿警的北京的安宁搬上了大屏幕。虽然嘈嘈杂杂的小事层出不穷，却也更加体现那个年代的人情味。全片以‘禁狗令’作主线贯穿始终，故事情节设定环环相扣，从一开始的打狗到禁狗到捉狗到捉养狗的人，实着让人啼笑皆非。导演把握喜剧气氛的功力也相当了得，虽然八成归功于编剧，但也可看出宁导诠释剧本以及演员调度的功力的深厚。更何况演员全为非职业演员，表演之真实也是相当难能可贵。使用非专业演员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然与真实，正因为他们身上未被附加过诸多的角色才更能凸显出自我诠释的真实，当然这也更加考验导演的讲戏能力和对角色诠释的能力。

“影片隐晦的反思体制，又时时透漏出对小人物的关怀，但最可贵的地方还是在于对时代、人文的纪录价值”。

时代在进步，技术器材在进步，可电影核心却在极速下降，在这充斥垃圾商业片的环境里我们应当要给这种写实题材的好电影一些支持。

派出所新分配来一批刚从警校毕业的实习生，王连贵的师傅是干了七年的“片儿警”杨国力。杨国力将小王介绍给居委会，居委会的老太太们热心地向他解释管片儿的工作，要以户籍管理为基础，治安工作为主。 晚上正逢杨国力值夜班，有人被狗咬伤。说是一条黑狗疯狂地扑向路人，会不会是疯狗?杨国力立即向所长汇报，所长果断决定：组织力量，迅速找到野狗，以防再咬伤其他群众。 民警们个个手持木棒，四处去寻找狗，终于在一个荒废的院子里找到，大家追到街上将狗乱棍打死。送防疫站检验，果然是条疯狗。防疫站给派出所敲了个警钟：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对参加灭狗的民警必须采取防疫措施。 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全，派出所要求民警们深入调查是否还有疯狗，并向居民们宣传狂犬病的危害性及城市禁养犬的必要性。所长指派杨国力主要负责这次临时安排的突击灭犬工作。 杨国力经常加班，难得有个星期天能闲下来陪三岁的儿子在家好好玩一天。他妻子时常埋怨说派出所的工作太辛苦。杨国力老是加班，操持家务和教育孩子全靠她一人。说归说，下班回来，她依旧忙碌着家务。 这天是户籍管理学习的日子，值班民警把杨国力从会议室叫出来，说抓住一个在公共场所赌博的外地农民。那农民矢口否认是赌博。杨国力让他在自己面前耍一次牌，他耍得杨国力眼花缭乱，杨国力从中看出问题，不慌不忙地提问，机智地戳穿他的谎言，耍牌人最终承认了是惯赌。 又轮到杨国力值夜班，白天旱日常工作，晚上下片儿检查灭犬工作，熬了几夜，已是精疲力尽。他的管片儿又出案情：一外地青年尾随女人耍流氓，他赶忙去处理。从现场回来，还没喘口气，王连贵又打电话告急：他检查养犬户时，遇到难缠的王小二，他养犬不承认，还不让民警入户检查。杨国力带人将他带到派出所进行教育，谁料他拒不接受批评还出言不逊，杨国力忍无可忍失手打了他。 所里开会批评了他，提出“从严治警”“增强法制观念”。以迎接新的任务。民警的工作就是这样琐碎平凡而又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