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塔尼的黄金

转载一下我在zhihu上的回答（PS：对电影还是有点失望...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故事，如果想看影像化的描述，可以看近年的一部电影《金衣女人》（《woman in gold》）虽然这个电影并不包含所有的真相。
总结起来就是说：这幅画的高价成交，是犹太人群体一次成功的政治表态和商业运作。
事情是这样一回事：
在2000年左右，奥地利国内由政府组织开始“art restitution"这样运动，主旨就是把当时纳粹从犹太人家族抢夺的艺术品物归原主。这时一个名叫Maria Altmann的美国老太太将目标锁定了《金衣女人》这幅画。
这幅画里的这个女人名叫Adele Bloch-Bauer, 她是Maria Altamann大伯的妻子。大伯和他妻子没有小孩，所以在遗嘱中规定Maria Altmannn是他们的遗产继承人。当时的维也纳(1907年左右）很流行有钱人出钱给自己女眷画画挂家里，所以这幅画法律上毫无疑问是属于大伯家的财产。
但是大家知道的，因为纳粹入侵奥地利，大伯家的艺术品全部被抢走，Maria和她的丈夫辗转流亡到美国。
回到现代，Maria老太太找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律师（这个律师也是奥地利流亡犹太人的后代），一起回到维也纳想要追回这幅画。
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为这幅画是奥地利的国宝，画中的模特Adele被称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 。而且在Adele的遗嘱中，她也希望大伯去世之后把这幅画捐给国家的博物馆。当然，大伯还没去世的时候，纳粹就将画抢走了。
Maria奶奶当然不会放弃, 她和律师回来之后，将奥地利政府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此事颇为轰动。经过漫长的庭审，2006年奥地利一个独立的法官委员会宣布Bloch-Bauer家族曾经拥有的五幅klimt的画作归还给Maria奶奶。
这个过程其实是实力庞大的犹太人团体和奥地利政府的一次角力，如果只是Maria奶奶一个人，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
就在同年，Maria奶奶将五幅画以天价买给Ronald Lauder。你猜对了Ronald Lauder也是犹太人，他妈妈很有名——名字是雅诗兰黛。这位小兰黛曾经是美国驻奥地利大使，他买的这五幅画立刻成了他在2001年开的位于纽约的博物馆Neue Galerie的镇馆之宝，因为史上第一的成交价也使得这个年轻的博物馆一(大）夜（举）成 (吸)名(金)。
那位律师小伙子也因此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主业么就是art restitution.
Maria老太太呢，变成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太。
奥地利人呢，可能再度在心里回味一下自己二战时并不是纳粹的受害者而是帮凶这一公开的秘密吧。所以国宝没了，也只能咽下这口恶气吧。

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太多传奇性的故事上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平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卷土重来。审视战争，它不仅仅是教科书上那一串串冰冷的死伤数字，它包含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践踏与藐视，而这种践踏与藐视不仅仅包含了对国民生命健康权的践踏，也包含了对一些民族文化上、艺术上、价值体系上的强盗式的掠夺与占有。

我们是逐渐远离历史的一代人。我们生来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对战争的了解，只是凭借影像塑造的英雄和书籍构筑的血肉。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去触摸到战争中的人性。千篇一律的战争片里炮弹横飞、火光冲天也难免审美疲劳，能触摸到的活生生的死亡毕竟是战争带给我们的最直观记忆。

严格来说，《金衣女人》这部影片是一场小人物对抗强权的“维权之路”——出生于一个高贵的犹太裔家庭的女主人公玛利亚.阿尔特曼联合自己的律师兰迪，要夺回68年前被纳粹掠夺、现存于奥地利美景宫的一副家传名画——《金衣女人》（画上的女主人公是玛利亚的舅妈阿黛尔）。这幅市价高达一亿美元的画作是当年阿尔特曼的家族好友，一位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师——克里姆特所作。画作完成后，玛利亚的父亲就将这幅画挂在了家里最显耀的客厅正中央。1948年，纳粹扫荡了他们的家，带走了那幅《金衣女人》和克里姆特的其他一些画作。

“我是不得不耗费一切力量，让记忆活下去，当然，还有正义。”固执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年逾古稀的玛利亚暗暗发誓要让属于家族的记忆得到延续。她在与政府博弈的漫漫诉讼之路上，只为讨一个正义的说法——要求奥地利政府承认他们当年的掠夺是非法的。（当然这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强硬回绝）。不过，该片在拍摄手法上又与一些“维权片“有着显而易见的高下之分。它并不是冷冰冰的讲述整个“民告官”的艰辛过程，而是在讲述过程中，回忆与现实交错并置：玛利亚在收拾妹妹的遗物时，在妹妹的信件中发现了这幅背面印有金衣女人的明信片，旧时光跃然眼前，呈现出古旧的暖黄色，她的舅妈告诉她，她唯一的问题就是恐惧。正是这如同神一般的已逝的舅妈的“指引”，给玛利亚在潜意识里注入了坚定的力量：玛利亚决定战胜恐惧，独自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她连夜打电话给兰迪，于是他们二人踏上了漫漫的维权路；飞机上的玛利亚做了一个梦：梦见纳粹的军车在街道上堂皇驶过，她突然被震醒；坐在汽车上，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舅妈，玛利亚看到闪着金光的政府大楼，舅妈阿黛尔仿佛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对她微笑，这仿佛是舅妈暗中给予玛利亚的又一次希望之光，预示她的诉讼的前途将是光明的；到了酒店以后，玛利亚从镜子中望见了自己的过去：玛利亚的婚礼现场，一大家子人正在跳舞。到目前为止，回忆与现实交错的画面一共出现了4次，这第四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玛利亚正式作为主人公出现在旧时的画面中，因为此时的她，刚刚结婚，人生即将展开新的篇章，舅妈的指引退到了后景；玛利亚在博物馆参观金衣女人这幅画，解说员讲解着，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她的舅妈抱着她，然后她看到了纳粹游街的情景，之后纳粹的军警将阿尔特曼家族的所有人软禁起来。此时，回忆中的色彩趋向于苍白，不再是舅妈出现时的暖金黄色，预示着阿尔特曼一家即将遭受一场灭顶之灾，画面的色调格外冷峻；而到了第6次时光倒流的画面，是现在时空中的玛利亚在维也纳的一处橱窗中望见了过去和自己的歌唱家丈夫出逃前的情景：他们两人历经艰险，从药店的后门逃了出去，机智的玛利亚在过安检时编了个谎言，说他们夫妇二人要去科隆接替一个男中音演唱，所以走的匆忙没拿行李，混过了检查官，紧接着，却又被告知去科隆的飞机延误。到此时，回忆里的色彩的温度已经降至近于浓黑色，天上飘着雪花，不过，玛利亚夫妇二人终于还是坐上了飞往科隆的小飞机，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当法院最终判决玛利亚胜诉的时候，玛利亚倒在兰迪怀里哭了，泪眼朦胧中的玛利亚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她正与父母告别，三人抱头痛哭；影片行将结束之时，玛利亚来到了昔日自己的家，现在是奥地利政府所在地大楼，她礼貌的走进去，推开门，回忆的气息扑面而来：她依次看到了过去的亲人，她结婚时大家跳舞的情景，她像一位观众为自己和家人鼓掌，一扇扇门自动敞开，她径直走到挂着金衣女人那幅画的客厅里，画上的舅妈正向玛利亚微笑，而玛利亚看着这幅画，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两个女人，穿越时空的68年，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精神上的交汇。舅妈终于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了，而玛利亚也光荣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应该说，《金衣女人》的结局还是美式的“大团圆”。换句话说，是一场“美式正义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审判地是在美国。影片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弱化了这种尖锐的对立，在整个影片的行进过程中，闪回画面与现实境况共同连缀起玛利亚断裂的记忆，而这种温情脉脉的夹杂着暖黄色回忆的拍摄技巧，也给影片镀上了一层诗意的色彩。观众借由玛利亚的回忆看到了那段黑暗历史的另一侧面：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血腥与暴力交织，但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对文明的掠夺就是对民族之魂的漠视，它同皮肉之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者伤经动骨，一者摧毁信仰。

该片鲜见玛利亚对纳粹的激烈控诉，兰迪作为她的代理律师，已经替玛利亚充分阐明了他们的立场。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公正的裁决，而这迟来的名画归家路，他们走了68年；这场迟来的道歉，他们等了68年。儿时鲜亮温暖的记忆与恐怖战栗的记忆穿插在玛利亚的生命里，终其一生，她都要背负着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坚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舅妈的面容也会像金色的阳光一样，照耀她前行的道路。

一直以来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当作为理性的存在受绊于诸如人本等社会问题时，这份理性将夹杂多少情感因素。
故事是这样的，作为二战中被纳粹掠夺的传家画作的主人的侄女，而当她对该画作所有权展开追讨时，本应合理的诉求却因其成为'奥地利蒙娜丽莎'的国宝画作时，牵扯到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其间对于二战时其家人作为犹太后裔的境遇描绘的恰到好处，致使我从情感方面偏向的这位受害者。故事是真实的，律师在片中的作用理应是理性的对峙，却感觉笔墨甚少。
也许是我不懂，也许是我无情，上溯到二战对时代的掠夺，及其所造成的成吨是伤痛，或许是无穷无尽的，但我要表达的是，时至今日，当你需要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做出抉择，我们的情感被太多往事所牵绊，它是必要的吗？我们应当做出的决断应当对历史负责而将理性控制在80%（甚至更少）而并非全部吗？我们对于玛利亚的境遇感同身受过后应当做出情感方面的非理性抉择吗？我不清楚，且在这里只是表达我的疑惑，并非反对任何事，而我的疑虑也并非出于对结果的否定，相反我很赞同兰迪的出发点，这是一次人文关怀的胜利，而且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失败，我们推崇人文关怀，这很好，但愿这份关怀不会摒弃纯粹理性。
最后的社会性思考令我感慨，尤其是这句话：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while, I'm proud to call myself an Austrian."
我相信最美的事并非十全十美，而是错误已然铸成后的某一天，我们直面过去，并勇往直前。
                                               2015.7.2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