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耶夫

1．早年生活和在基洛夫的事业

1938年3月17日（这是官方公布的出生日期，但实际上应该早2-3天）努里耶夫出生在其穿越苏联西伯利亚（Siberia, Soviet Union）附近的佩辛基（Pysinky）省伊尔库斯克（Irkutsk，伊尔库斯克这个城市被称为西伯利亚的巴黎）的伊尔库次克的火车站附近的火车上（一位芭蕾舞者说过："努里耶夫出生在火车上，往后他也以时速100哩的速度度过了一生。"这也许预告了他日后的生命注定漂泊以及他的一生要动荡不安——要去跳舞。），当时他的母亲法丽达•努里耶娃（Farida Nureyeva）从莫斯科去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中国称海参崴）探望在其驻守地镇上当红军政委（少校军衔）的父亲哈梅特•努里耶夫（Hamet Nureyev）（由于1939-1945年爆发了二战，是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及其盟友：英国，法国，苏联，美国之间的战争）因预产期提前。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更名列宁格勒（Leningrad），努里耶夫出生的那个岁月，适逢莫斯科（Moscow）因列宁格勒的州委书记——基洛夫（Kirov）谋杀案而开始时行恐怖的清党行动，在全国一片对基洛夫悼念声中，列宁格勒的玛丽娅剧院（Mariinsky Theatre）更名基洛夫剧院（Kirov Theatre），以纪念这位政治英雄。这种更名意味着将苏联，当然还有它的剧院文化，将封闭在这片辽阔的红色土壤里。幼小的努里耶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带着他的舞蹈梦想在慢慢长大。

1941年，全家从莫斯科撤退，前住离莫斯科800英里的苏联共和国巴什基尔（Bashkir）的首都——西伯利亚贝嘉尔湖畔的一个小型的工业城市乌法（Ufa）附近的村庄里，因父亲那时正驻守在那里，这是这个穆斯林教徒鞑靼人家庭中，他有三个姐妹分别是：罗莎（Rosa）, 丽娅（Lilya）和拉什达（Rashida），他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唯一的男孩，他自己只能和自己玩：“没有共同的游戏，没有共享的玩具……我不记得了，直到将近8岁时，我才看到我父亲 “。他从小因家境十分贫困，食物匮乏，冬季漫长而寒冷，5岁时没有鞋穿，他的母亲把他背在背上（52年后，在纽约拥挤的佳士得拍卖场，一双努里耶夫的芭蕾舞鞋，成交价为9,000美元。），6口之家，住在一间分配来的很小，只有16平方米单间木屋公寓，上厕所还要到街上去。煮土豆是他们家的主要食物，几十斤土豆，持续吃上一个星期，他们将父亲的衣服卖给平民，买食品免于饥饿，因饥饿晕倒在幼儿园，因为没有合适的鞋子和衣服，从小穿得像小叫化子一样，有一次没有鞋子并穿他姐妹的大衣去上学，在学校被同学嘲笑。他和他的姐姐和母亲最亲近，努里耶夫天生英俊、聪颖、优雅，小时候他热爱音乐，吵着要学钢琴，但根本不可能如愿，但在1945年的新年前夕，他的母亲法丽达•努里耶娃只有一张票私自带着她所有的孩子，首次一起去看在列宁格勒训练有素的巴什基尔芭蕾舞首席演员扎伊图娃•纳兹雷蒂诺娃（Zaituna Nazretdinova）主演的芭蕾舞剧《鹤之歌》（Song of the Cranes），他是藏在剧院的阳台上观看的，观看了芭蕾后，以至于他爱上了芭蕾，便发誓要当芭蕾舞演员，他已预感到他将投身到芭蕾事业中，从小动荡的生活使他生性固执、任性，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甚至嘲弄——善于跳跃和做出超人的姿态，使他从小就有着"青蛙"的雅号。他从此开始对芭蕾入迷，他心想：这辈子除了跳舞再也不会做别的事了。作为家里唯一男孩的他，被鼓励到巴什基尔的业余团体学习民间舞，所有不满10岁的孩子不得入校学习。他11岁的时候，他偷偷跟一名从列宁格勒玛丽娅剧院芭蕾舞团的退休舞者安娜•乌丹伊特索娃（Anna Udeltsova（曾是谢尔盖 •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一员）每周免费学习俩次，经过18个月学习，乌丹伊特索娃推荐他与另一名老师埃伦娜•瓦伊图维奇（Elena Vaitovich）学习，他是专业的舞者，努里耶夫除了上芭蕾课，并与他谈到他们曾看见过（包括：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和佳吉列夫芭蕾舞团）舞者的故事讲给他听。 他们让他明白，还有更多的舞蹈技巧，因他的早熟并看到他的潜力，很快引起老师的注意及鼓励并告诉努里耶夫的母亲：“鲁道夫天生是个跳舞的料，应该送他到列宁格勒芭雷舞学校（Leningrad Ballet School）上学，在那里训练，他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他的母亲心想：那来的钱，连车费也出不起，但是努里耶夫因而知道：原来在列宁格勒有专门教人跳舞的学校，到那里去学习，但是看起来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尤其是他严厉的父亲不苟言笑，从来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疯狂地迷恋舞蹈，他希望他的儿子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士兵（因他父亲1946年以前都在部队服役，所以在这之前努里耶夫对他的父亲没有什么记忆，这就有助于解释父子之间为什么缺乏构通的原因，加上他的父亲对斯大林主义的预见，所以反对他的儿子的选择舞蹈作为职业）。

从13岁时，他就开始在乌法市学习芭蕾和参加民间业余舞蹈演出，他曾在巴什基尔（Bashkir）国立歌剧院的芭蕾工作室学习（从1993年3月，乌法开始举办鲁道夫•努里耶夫鞑靼人艺术节（The Rudolf Nureyev Festival in Tatarstan）。该艺术节的荣誉主席是杰出的舞蹈大师尤里•格里戈洛维奇（Yuri Grigorovich）。该艺术节每年举办一届，非常受欢迎，声名已远扬海内外。很多世界着名的舞蹈家认为在努里耶夫的故乡进行演出是种荣誉，因为他在这里迈出了走向芭蕾世界的第一步）。因为这将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成绩，因此，想将来有机会为他谋一个如工程师或医生研究“合适”的职业。 但他的母亲视而不见，为他找种种借口让其来上课。

1953年，努里耶夫加入了巴什基尔国立剧院芭蕾舞团（Ballet State of Bashkir Theatre），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这给他带来一些收入，在哪里接受培训并让他加入到芭蕾舞团中。1955年，随巴什基尔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到莫斯科参加联欢节，演出期间一位独舞演员在排演五分钟后就受伤，努里耶夫代替他演绎了吉捷特（Dzhigit）的芭蕾舞剧《放声歌唱》（The Crane Song）之后引起了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在游历停留在莫斯科当地的芭蕾舞团中时，努里耶夫得到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The Bolshoi Ballet）的认可，他想随大剧院的著名老师阿萨夫•梅塞尔（Asaf Mercier）学习，然而进入大剧院芭蕾舞学校必须通过说学考试，但是他没有能力常住在莫斯科，因此离开当地的舞团，他买了一张去列宁格勒的票，准备考试进入列宁格勒舞蹈学校（Leningrad Ballet School）。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苏联文化生活的中断，努里耶夫无法入学芭蕾学校主修，直到1955年8月24日，当他终于被自己仰慕已久的基洛夫芭蕾舞团附属列宁格勒舞蹈学校录取，由于考试成绩比在莫斯科低，所以被插班随名师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深造，这是一位对他专业上关心及认可并和他的妻子森雅•朱盖松（Xenia Jurgenson）一起给予年轻舞者在生活上提供了许多帮助。他在学校里，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他认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不得不加紧苦练，他由别人不同的角度切入舞作，那些自幼习舞的人，教什么学什么，从不发问，但努里耶夫觉得单单是动作的完美是不够的，他要求表情、要求更多的深度与强度，正由于如此，他的注意力与精力被磨练的可以一触即发，用之不尽。他因拒绝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一天，克格勃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加入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他说，他没有时间。不服从校规，他仍然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反叛者，是个难于管教但成绩优异学生，他在短短三年的正式学习中，掌握了教学大纲的全部内容，传统通常需要双倍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掌握，他在莫斯科全俄办斯学生的竞争中成为获奖者，基洛夫芭蕾舞团每年都将从列宁格勒芭蕾舞学校的优异毕业生中挑选它未来的栋梁。1958年，与安娜•伊瓦诺夫娜•西佐娃（Alla Ivanovna Sizova）参加完毕业公演《海盗》（Le Corsaire）双人舞后（虽然俩 人性格不合，争吵不断，西佐娃还是成为他的正式舞伴），同年6月，他演出三场独舞，其中一场被要求再演一次。后在莫斯科进行的学生芭蕾舞比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努里耶夫攀上了这架通往芭蕾舞艺术天堂的云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在莫斯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 - 丹琴科芭蕾舞团（Stanislavsky and Nemirovich-Danchenko Ballet）主动邀请他加盟，他选择了位于"俄罗斯芭蕾之都"列宁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团，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进入剧院后，立刻脱颖而出，成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的独舞演员。同年10月28日，首次在基洛夫芭蕾舞团参演《天鹅湖》（Swan Lake）中的三人舞。

1959年，努里耶夫身着白色的舞蹈裤、戴着金色的头巾，用柔软的鞋尖舞出了一段漂亮的独舞，一举夺得莫斯科国际芭蕾大赛（Moscow International ballet Competition）的金奖并首次出演了《吉赛尔》（Giselle），但是因为在当时政治控制芭蕾舞团，艺术工作者并无个人思想自由可言，所以他并不快乐。才华横溢的他与其他人不同，一开始就被选为独舞演员，而不是按部就班在从群舞演员中苦苦等待、鹤立鸡群的一步步走过（此前只有俩位舞蹈家得到过这样的殊荣：米哈伊尔•福金（Mikhail Fokine）《天鹅之死》（The Dying Swan）的编舞），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他创造了腾跃空中后双脚击打十二下记录））。他在基洛夫的三年里，他跳过15个角色，通常与他的伙伴对立，莉内尔•库加普基娜（Ninel Kurgapkina）她虽然几乎比他早十年，但与他配合得很好。他的舞技飞速成长，在舞台上，他能做出高难度的腾跃，能使身体像飞毯一样在空中停留和飞翔，这一绝技曾令观众惊叹不已。在他担任主要演员的多年里，在苏联是个有争议的最佳男舞演员，他的悬空跳跃和快速旋转可与尼金斯基传奇式的绝技媲美。但超凡的舞蹈技巧、力量和进取精神，从此开始了他的国际芭蕾大师的生涯，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在努里耶夫身上融为一体。努里耶夫的舞蹈天分很快让他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当时的评论家这样评论："他难以置信的高难度翻腾让人怀疑他是否长有一双隐藏的翅膀，其他人是走在地面上舞蹈，他是飘翔在空中舞蹈，基洛夫舞台开始让人怀疑地球的重力。"

在基洛夫芭蕾舞团参演的保留剧目有：《天鹅湖》，《埃斯梅拉达》（Esmeralda）和《红罂粟花》（The red poppy）。在芭蕾舞剧《唐•吉诃德》（Don Quixote），《雷蒙达》（Raimonda）和《舞姬》（La Bayadère）中与之合作的舞伴是基洛夫芭蕾舞团非常有名的主要舞者有：纳塔莉娅 •杜金斯卡娅（Natalia Dudinskaya）, 安娜 •谢莱斯特（Alla Shelest），艾里娜•科尔帕科娃（Irina Kolpakova）和安娜 •西佐娜（Alla Sizona）。

他迅速成为一名后起之秀，在苏联最着名的舞者和无数人的偶像，甚至当时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ruschev）还应邀他去演出。并允许到苏联以外的地方进行巡演，1959年的夏天，他与安娜•伊瓦诺夫娜•西佐娃舞伴参加了维也纳第七届国际青年节（Seventh Communist Vienna at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Festival），甚至超过了天鹅女王纳塔莉娅•玛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回国后，拒绝上交他的金牌，因为他了解到在维也纳马卡洛娃也将获得一枚。在埃及巡演时，有人指出他曾沉迷于肚皮舞。最令人震惊的是于1960年5月27日在列宁格勒首演《堂•吉诃德》。最后一幕努里耶夫是去了更衣室，让观众等待不肯上场，原因是他不想穿 “灯笼”裤子上场。他想和西方舞者一样穿紧身衣。他的朋友们被召集来看看他们是否能说服他，但鲁道夫毫不留情。让观众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小时。最后，他得到了他自己想要的方式。不久以后，因为违犯纪律，提出正式的警告，他被告诉不会允许他再次出国。但是，也是他的个性让他最后"背叛"了祖国。他桀骜不循的狂妄态度，我行我素，拒绝唱爱国歌曲，甚至有些粗鲁，他总是不听话，私自学习英语，对外国芭蕾舞团感兴趣，但当时的共产主义苏联政府认为努里耶夫的愿望是不对的，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与西方的交流。如果任何人与西方人有接触，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一名间谍。努里耶夫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下的苏联，整个国家就是这个状态。苏联政府限制其公民到外面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之间的关系。并对杂志和电影进行严格的控制。

他还不服从领导的安排，拒绝去友好邻邦国家示好，拒绝去集体农庄为"无知"的群众演出。而这时已经有人开始知道他是一位同性恋者！！在当的环境下同性恋的身分是不容许的，因而受到严密监管，他被限制在苏联共和国境内巡演。

2．出走

在1960年的冬天，来自巴黎艺术和文学机构（巴黎文化交流文学艺术社（ALAP），负责法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珍妮•鲁古埃特（Janine Runguet）去列宁格勒组织著名的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团（Kirov Theatre Ballet）到西方进行巡演。她在空闲的晚上，看到了一张海报，当时是未知的由明库斯作曲，佩蒂帕编导的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他们试图劝阻她出席这种成旧的表演，但她坚持去看演出并发现——无语——年轻的努里耶夫所饰演狡猾的理发师巴西里奥一角。她深信已经发现了世界上最好的舞者，她惊讶地看到，他并不在去法国巡演舞者的名单上。她要求将努里耶夫列入名单上，但有人告诉她，这种散漫并生性反骨的年轻人，必然会遭到苏联当局必然压制，是被禁止出国巡演的。还是因为法国主办单位隆勃罗索影剧集团（这个机构与法国共产党有联系，在莫斯科也就很有影响力）和珍妮•鲁古埃特的坚持——她甚至尽可能去接触苏联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Yekaterina Alexeyevna Furtseva，1910年12月7日-1974年10月24日） ——在基洛夫芭蕾舞团于1961年5-6月首次赴欧州巡回演出，以确保努里耶夫在与基洛夫芭蕾舞团来法国在巴黎歌剧院跳舞，最后基洛夫芭蕾舞团才将努里耶夫补上（又一说是因基洛夫艺术总监和首席舞者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谢尔盖耶夫（Konstantin Mikhailovich Sergeyev）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受伤，努里耶夫代替他）。

1 9 6 1 年5 月11日，年轻的努里耶夫也随基洛夫芭蕾舞团出访巴黎，参加巴黎歌剧院演季节为期三周的演出，然因随行的还有数名克格勃（K.G.B.）特工，而此行监督的重点对象就是努里耶夫（因同性恋的身分）并对芭蕾舞团所有舞者明确的指示，舞者应该集中呆在一起，不许与陌生人交往，外出人员必须成双成对，如果有人违反这些规则，必须报告他们，其目的是监督艺术家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言一行。据说，芭蕾舞团到达巴黎之后，所有人禁止单独外出。努里耶夫早在苏联国内，就常和西方来访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到达巴黎之后，他就爱上了巴黎的文化，显示出对西方极大的好奇。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举行招待会，招待会后基洛夫舞者汇集到一起，起初俄罗斯和法国的舞者留在房间的俩侧，而努里耶夫是第一个同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芭蕾明星克莱尔•莫特（Claire Motte），皮埃尔•拉科特（Pierre Lacotte）和阿蒂利奥•拉比斯（Attilio Labis）成为了朋友，朋友们兴奋、热情地邀请努里耶夫和他们一起出去，但是，任何基洛夫的舞者，与西方人出去，他们必须获得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谢尔盖耶夫的特别许可，法国舞蹈家皮埃尔•拉科特说服谢尔盖耶夫，让努里耶夫晚上一同出去，他们去谈论舞蹈，并承诺努里耶夫会在晚上9点半回来。努里耶夫还要求他的室友一起去。 舞者坦言自己的诺言：他们一起用餐时，他们讨论的剧目，舞技，作品和作曲家，他们忘记了努里耶夫应在指定的时间内回去。但是，努里耶夫不是唯一一次在夜晚出去。其他的艺术家演出之余，都在克格勃陪同者的视线下回到住地，他没有理会这些规则，而他不顾警告，多次溜出去继续与法国的舞者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陪着他参观游览，看电影、逛商店、各种剧院、餐厅和夜总会，放浪形骸，交友游荡和一些不知名的外国人私混在一起，惊吓了基洛夫的领导。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副团长是克格勃特务，他立即向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汇报了努里耶夫“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极大兴趣”。在基洛夫的克格勃队长等待努里耶夫回到酒店后，因他犯了"不准私自外出"纪律对其大骂，不听努里耶夫的解释并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原定于5月16日努里耶夫主演首场演出《睡美人》的计划临时变卦，把努里耶夫撤换下来。尽管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5月19日，努里耶夫在巴黎歌剧院（L'Opera de Paris）演出了《舞姬》第三幕中的索罗尔，表演了当时别人还不能完成的俩周旋转加蜷腿侧跳，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观众叹为观止，为之疯狂，他一时成为万人仰视的灿烂明星，他的表演激起观众和评论家的热情，赞赏他是难以得到的礼物，因为伟大的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巴黎首演的也是《舞姬》。前佳吉列夫芭蕾舞团（Diaghilev Ballet）的舞蹈家谢尔盖•利法尔（Serge Lifar）为他颁发了“尼金斯基奖”（ The Nijinsky Prize）。

首场演出那天晚上他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所有人，特别是其中之一他的崇拜者21岁的智利姑娘克拉拉•珊特（Clara Saint），她是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Andre Malraux）未来的儿媳妇，他们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常常出去聚会晚餐（帮助努里耶夫“出逃”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同性恋朋友，芭蕾编导皮埃尔•拉科特，他多次破产，但是凭借着圈内大工业家、银行家的关系，过着奢侈的生活，他需要努里耶夫这样的巨星。而一些巴黎的演出机构也在游说他）。克格勃一直怀疑他有出逃西方的计划，并致电克格勃总部和莫斯科文化部的官员，说努里耶夫“违反外事纪律、目无组织、无视集体利益。”并要求他的母亲做担保。与此同时，努里耶夫迷上了花都，他忘记了赋予他艺术生命的祖国，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他来到玛德琳教堂对主教说："指点我吧，我没有勇气独自作出这样的决定。"正当他犹豫不决时，芭蕾舞团结束了在巴黎的演出，下一站将是英国伦敦。

但是，努里耶夫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克格勃的重视，在苏联的莫斯科已经受够了，克格勃特工向苏联克格勃总部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努里耶夫有叛逃的危险。据说，这封电报当时呈递到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 6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发出了一个努里耶夫立即回国的命令。谢尔盖耶夫知道损失了努里耶夫，将不利于芭蕾舞团的信誉，决定拖延时间，建议等几天再说。他警告努里耶夫停止与他的法国朋友来往，然后通知苏联官员说，努里耶夫有所改进，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

如果努里耶夫不忽略谢尔盖耶夫对他的警告，他的生活竟然是不同的结果。但是，他却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的朋友一个个被严格禁止行动，他甚至到一个私人家庭去参观。在6月6日，从莫斯科发出了第二道密令，把努里耶夫遣送回国。芭蕾舞团领导认为努里耶夫已经改正了错误，建议推迟。然而，在芭蕾舞团的克格勃特务天天向莫斯科打小报告。于是，6月14日，从莫斯科发出了第三道密令，将努里耶夫再一次遣送回国。谢尔盖耶夫没办法，只好送努里耶夫回国，而基洛夫其他舞者将继续去伦敦巡演。莫斯科最后回应是：遣送回国，只是要到芭蕾舞团去伦敦那天告诉他。

1961年6 月1 7日，在伦敦科文特花园（House Covent Garden）举行的演出季开幕式之前，这位23岁的芭蕾舞演员在布尔歇（Bourget）国际机场（现在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国际机场）与他的同伴——120位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团员结束在巴黎的公演，已经过了法国海关，在候机厅里等候准备登机乘坐飞往伦敦的航班。候机厅里外，站满了向芭蕾舞团告别的法国舞迷，其中大部分是来欢送努里耶夫的。就在努里耶夫向他的舞迷们挥手道别的时候，谢尔盖耶夫将努里耶夫拉到一边，告诉他“努里耶夫同志，你今天不和我们一起去伦敦。赫鲁晓夫同志有一位重要客人，为此决定将他召回莫斯科，要请你去给他们做一个特别的音乐会上演出。你两个小时之后乘机返回莫斯科。”他不能登机随同芭蕾舞团继续前往伦敦，参加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季为期四周的演出。努里耶夫立即明白了这个“特别演出”是个什么意思。他苦恼，愤怒，沮丧，恐慌的努里耶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不停地说“这不可能”，“这是怎么一回事”。此时的他削瘦脸颊尽是仓皇惨白，泪流满面，一个接一个的与其他随行舞者说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努里耶夫知道，这意味着更坏的事情可能他会错过伦敦的演出季，可能要接受纪律处分并禁止他以后再出国巡回演出，也许是下放到到省一级的芭蕾舞团，也许被遣送回乌法，或者甚至被判入狱（因为在斯大林时代，同性恋是一种罪行，可以叛15年徒刑）。他悲痛欲绝地恳求为他送行的朋友皮埃尔•拉科特帮助他并对他说“他们要把我送回莫斯科。你们要帮我，不然我今天就死……”但他的朋友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拉科特试图帮助努里耶夫，对团长解释说他们每次都是谈的舞蹈，从来没有谈政治或不让他回家，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他的努力没有结果。再名克格勃特工已经在努里耶夫身后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努里耶夫只有无奈地用头撞墙，一下又一下地撞墙。他芭蕾舞团的团员只有远远看着他掉泪。许久，他转过身来，低声对拉科特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要送我回莫斯科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彻底完了。”拉科特决定公用电话打一个求救电话给努里耶夫的朋友克拉拉•珊特来帮助他。

后来据努里耶夫卷帙浩繁的传记资料记载，克格勃在背后想立刻送他回苏联，作为托词克格勃谎称莫斯科将有一场重要演出，他们告诉他不会随团继续去伦敦巡演，是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想再欣赏他的舞姿，克里姆林宫有一场重要的演出需要他去跳舞以及其母亲重病，必须征调他回国。他预感到这是克格勃的一次阴谋，他坚信如果他被送回的苏联，他可能会被监禁，因为事实上克格勃特工已经调查过他有同性恋，他便假装同意，被押解到一个地方等待俄罗斯的飞机。

上午十时许，珊特乘着出租车与俄罗斯飞机争分夺秒呼啸而至赶到机场。她得知事情真相之后，决定自己一定要解救努里耶夫。于是，她走向努里耶夫，她发现在有两名克格勃特工和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看守着他，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走过来挡住她，她乔装作为崇拜努里耶夫的女朋友，说服了克格勃特工，“我就想和他道个别，”珊特用英文说着，但他们都不懂英文。不过，看着这个娇小的红发姑娘，克格勃特务似乎比较放心，让她过去了。让她与努里耶夫说再见，珊特打着告别的幌子拥抱亲吻他的脸颊，对他低声耳语，此时努里耶夫手持一把利剪对珊特说：“你一定要救我，否则我就自杀！”。她问他“是否想留在巴黎” “想。请帮忙救救我。”“真的？ ” “真的，真的，我要留下来。”。当然，努里耶夫想留。他知道，如果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从此他的职业生涯将结束。然后，珊特匆匆回到外面送行的人群当中，但是法国朋友们警告她不要轻举妄动。她四周巡视着机场，看看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可以救努里耶夫。突然，她看见了楼梯旁边的“机场警察”四个大字，就跟机场警方构通，得知法国警方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珊特说服他们帮助一名伟大的俄罗斯舞蹈家，他愿意留在巴黎，但被迫返回莫斯科。珊特说，“我们能帮他吗？”他们其中一名便衣警察告诉珊特 “我们不能跑去救他，” “努里耶夫如果拒绝回苏联，他必须跑来找我们。如果他能摆脱克格勃看守，只要他能跑过来，我们会帮助他留在巴黎的。”

上午十时半左右，她将俩名法国便衣警察带到机场楼下候机厅酒吧，克格勃在那里看守着努里耶夫。她又告诉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得到允许之后，她最后一次走近拥抱他，她大声地对他说“鲁迪克，看见你要走，我的心都要碎了。”然后，她趁着亲吻他脸颊的机会，低声说对努里耶夫说道：“看见酒吧那儿坐着的那俩个人吗？他们在等你。你必须跑去找他们。”

他需要得到保护的便衣警察就在几英尺远的酒吧里。俩名克格勃特工也放心地坐在他的俩边，他紧张得发抖，努里耶夫知道厄运降临，在要登上返国飞机前5 分钟，突然做出这一戏剧性的"叛逃"，寻求政治庇护，突然，努里耶夫站起身来冲出了他的座位，冲到法国便衣警察面前，一边竭力用英语尖叫着：“我想留在法国了！并要求庇护”。 说时迟，那时快，努里耶夫刚刚跑出四步，训练有素的俩名克格勃特工上前抓住了他，努里耶夫又挣扎地向前跑了俩步。这时，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同时也扑了上去。努里耶夫此时已经寸步难行。随后一些叫喊和推搡，他一边和三个克格勃特工挣扎扭打在一起，然后直到法国警察告诉他们必须停止，一切就结束了。由于俄国人是在法国领土上，他们不得不服从他们。据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记载："当克格勃人员看见克拉拉在俩名便衣警察的陪伴下朝我走来时，他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用双手抓住我，试图把我拖进小房间去……但我挣脱了他。……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肌肉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而那一霎间又好像长过一万年。接着，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长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腾跃'，直接落到了那俩名法国便衣警察的身后，这一跳成为日后的“飞跃自由”。我气喘吁吁地喊道："'我想留下，我想留下。'"逃入机场酒吧内寻求法国便衣警察的庇护。

他的“自传”是最好的描述：“我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这一步后果可能是消极，但我不后悔。“。在俄罗斯，努里耶夫已经完全痴迷致力于他的工作。正如他所说的，“我觉得，我应该永远留在西方，没有人向我会这样急于，我把自已放在一个盘子里，我周围像一个蛋糕。我必须要自己去争取。“他的"叛逃"是完善自己的技术。法国便衣警察立即把努里耶夫带到楼上的警察分所。芭蕾舞团的克格勃领导赶紧向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打电话报告这个坏消息。努里耶夫到了警察分所，依然是胆战心惊。他知道，不出一会儿，法国政府就会把他交给苏联大使馆。

然而，努里耶夫不知道的是，那天是他的吉祥之日。原来，法国巴黎布歇尔机场边防警察分所阿列克辛斯基所长是白俄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担任俄国杜马的社会党议员，后来因为批评列宁而遭到迫害，1919年举家逃到法国。作为一个白俄罗斯人，他根本不想看到苏联政府再去迫害一个逃脱专制的同胞。于是，他迅速填好所有表格，马上安排法国移民官员和反间谍官员和努里耶夫进行面谈。面谈之后，为了避免任何诱导叛逃的指控，法国政府请努里耶夫一个人在一间空办公室独自一人好好想想：到底是否想留在法国。正当他起身到那间办公室时，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从外面冲了进来，要求与努里耶夫谈谈。法国方面同意了。谈话中，苏联文化参赞对努里耶夫百般威胁利诱，劝他回心转意，可是努里耶夫的回答就是一个字：“不。”最后，苏联文化参赞严厉地对努里耶夫问道：“这么说，你拒绝回到你那伟大祖国的怀抱？”努里耶夫回答“是的，我拒绝回去。”苏联文化参赞恼羞成怒，狠狠地给努里耶夫打了一个耳光。俩名法国警察立刻冲上去把苏联文化参赞架起来。当晚，法国警察悄悄地把努里耶夫从机场后门送出来，由法国内务部安排住宿。当时，法苏外交关系良好，法国政府不愿俩国关系因此事而恶化，故没给努里耶夫居留权，也不准许他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演出（因克里姆林宫提醒法国政府，如留努里耶夫在巴黎国家歌剧院，将停止法国与苏联的文化交流）。第二天，他拿到了法国的难民签证（多年来他在法国没有法国国籍，他所有的旅行都必须申请临时签证），他的避难要求很可能获得批准，他还是"叛逃"成功了。

翌日，他的照片上了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纽约等地的报纸头版头条：“在布尔歇机场的芭蕾和戏剧的明星”、“在自由跳转”、 “奔向西方自由的六步”、“冲出铁幕的大跳步”。西方人对努里耶夫的"叛逃"兴致勃勃，以为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并给这次"叛逃"取了个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在"冷战"的极致时期，这是当年轰动西方世界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巨大反响，西方世界将努里耶夫的"投诚"视为是反共宣传最好的题村。

一周以后，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克格勃在监听。身为苏共党员的父亲拒绝听电话，只是他的母亲在电话中紧张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然而，多年以后，努里耶夫坦承，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什么西方的民主啊、自由啊。他唯一想到的是，如果他不“叛逃”，他在苏联的艺术生涯就会在23岁就终止了。他后来一再强调，“那是奔向艺术自由的六步。”他个人主义的倾向与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对抗是他出走的动因。事后，他说："苏联的芭蕾舞团显得太刻板，使他不能经常演出，对他扮演各种角色多所限制。"这是他滞留西方的主要原因，从努里耶夫叛逃后言行来看，根本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在西方的几十年里，从来不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认识的政治活动，而是一门心思地钻研提高他的芭蕾舞演技并从未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的祖国。其实还有他与泰加•克雷姆凯（Teja Kremke）的同性恋的暴露，害怕回国后受到克格勃迫害。

虽然努里耶夫留在巴黎，他对西方的生活和西方芭蕾知道得很少，他在舞技上是高超的，但他没有安全感。他是“叛逃”的，他放弃他的家乡已经动摇他的情绪，因为在这里他没有家人，朋友和同事，在他看来，世界是很大的，现在他面对现实，年轻的他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他“叛逃”后，仍然在朋友家里躲藏了几天。好几个星期，他会担心被克格勃抓获，以至于在乘坐出租车时，他会坐在车里的地板上。但充满激情的努里耶夫急于回去工作，幸运的是，他立即与独立的奎瓦斯侯爵大芭蕾舞团（Grand Ballet du Marquis de Cuevas）签署了为期六个月合同。六天后的6月23日和尼娜•维罗乌波娜（Nina Vyroubova）表演了《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并在其中饰演蓝鸟一角，警车包围剧院从而成为世界新闻。演出时他发现有人在干扰他的表演："我刚一出台，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几乎淹没了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我跳"蓝鸟双人舞"时，舞台脚灯根本照不到我身上，我很清楚是有一些共产分子企图破坏我的表演。我基本上听不到音乐，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往台上扔碎玻璃片状的东西，但我还是坚持跳了下去。"一些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观众偶尔骂他，往舞台上扔西红柿和香蕉皮，然而，演出获得了成功，他至少谢幕达24，泣不成声。克格勃初步的恐吓行动失败了，第二天，他又在同一部中饰演王子。这是未来的序幕。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生活和艺术方面困难重重，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在多维尔的比亚里兹（Deauville，Biarritz）几个地方小剧院，加入私人芭蕾舞团，在舞台上表演了奥古斯特•布农维尔（Auguste Bournonville）的《仙女》（La Sylphide）和《冈扎诺的花节》（Flower Festival in Genzano）。后飞到法兰克福，在电视上讲话，然后前往哥本哈根，由维拉•沃尔科娃（Vera Volkova）给他上课。

苏联克格勃对努里耶夫的"叛逃"实施了行动计划，这次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但克格勃从未放过对他的迫害，逼他发表诲过声明、回国。并常常让她的母亲在他临上台时给他打听话劝说，他的母亲在电话中向他哭诉，但从未问过他是否快乐，但当努里耶夫告诉她母亲，他很快乐时，他的母亲就无语了。克格勃勒令他芭蕾老师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多次提出怀疑从而心脏病发作）和深爱的学生、朋友塔玛拉•扎克尔热夫斯卡雅（Tamara Zakrzhevskaya）被迫写求情信，敦促他回家。他的父亲，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被压迫找他但从来没有和他说话，恳劝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但努里耶夫去意已决。

1961年11月，克格勃制定的针对主要"叛逃者"的计划并没有具体针对他的"特别行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该计划的内容来看，以后发生的事肯定将要比向台上扔碎玻璃片严重得多。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2月15日-1984年2月9日）试图“毁灭全部各种方式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常常强调“人权斗争是帝国主义破坏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广泛性阴谋”。1968年他下达克格勃主席令《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同敌人制造的政治性怠工斗争的任务》，要求同持不同政见者和帝国主义主子进行斗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包括将1961年叛逃的舞蹈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致残的计划。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制定了一个对付努里耶夫的秘密计划。克格勃特工要打断努里耶夫的一条或俩条腿的计划，使他从此上不了舞台。不过，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追踪这些背叛者，并准备暗杀或致残他们，但实际上和克格勃总部所宣传的也完全是一个骗局，克格勃在一直到1970年对60年代对这些"叛逃者"的追踪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使得这项秘密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接下来，克格勃将毒手转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基洛夫的每个舞者。塔玛拉•扎克尔热夫斯卡雅从大学开除出并30年内禁止到东欧巡演，因为说她知道努里耶夫会“叛逃”。 努里耶夫的亲属被禁止签发任何到外国护照或出境签证。努里耶夫的前舞伴和未来的女明星艾娜•奥西本科（Alla Osipenko）她失去基洛夫首席的位置并被禁止参加在国外的巡演。基洛夫的团长格奥尔基•科尔金（Georgi Korkin），被指责为没有给舞者下达强有力的政治指令，同时在巴黎俩次警告后，没有将努列耶夫谴送回国，他很快就被解雇。

1962年4月2日，前苏联当局在列宁格勒对他进行了缺席庭审，在一个小房间，对五名证人进行了面谈。这些证人包括克格勃特工维塔利•斯特里祖维斯基（Vitaly Strizhevsky），基洛夫芭蕾舞团团长格奥尔基•科尔金，舞伴阿娜•奥西本科，努里耶夫的妹妹罗莎和最好的朋友塔玛拉•扎克尔热夫斯卡雅。根据当年的庭审记录，法庭宣判努里耶夫犯叛国罪判处7年有限徒刑，并开始删除任何历史记载中提及他的名字：一本关于基洛夫的书在重印时，一篇重要的文章上说舞者失踪了；一部关于俄罗斯的电影芭蕾努里耶夫的独舞被编辑了和所有将被出售到外国的杂志，只要有努里耶夫的形象一律删除。从那以后，他已经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不得入境。

3．在皇家芭蕾舞团和芳婷及其它

由于与维拉•沃尔科娃的友谊与导致他与她的学生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相识。1960年，努里耶夫的首次出现在英国，是由英国女首席玛戈特•芳婷女爵邀请，作为英国皇家舞蹈学校（Royal Academy of Dance）校长的她组织的一次古典芭蕾训练，意在帮助皇家舞蹈学院去比赛。

1961年11月2日，玛戈特•芳婷个人邀请他来到伦敦参加位于特鲁里大街的皇家剧院（Theatre Royal, Drury Lane）的晚会。自1958年以来，晚会已举办数年。她本想邀请嘉丽娜•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但于1960年12月，最后一次在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 Theater）舞台上演《仙女们》（Les Sylphides）邀约时，对方断然拒绝。现在决定邀请努里耶夫，他心里美滋滋的，当然他想和她跳舞，但她是个负责任的人，她以前的舞伴是英国著名舞蹈家迈克尔•索阿梅斯（Michael Soames）已离开了舞台，她选择了年仅29岁的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最后决定让努里耶夫与罗塞拉•海托华（Rosella Hightower）演出由费雷德里克•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编导的《天鹅湖》第三幕中的双人舞。

他飞到伦敦，住在巴拿马英国驻大使馆——玛戈特•芳婷的丈夫罗伯特•阿里亚斯（Roberto Arias）是在驻巴拿马大使。 “从第一秒，我意识到，从我认识的一个朋友那天起，我就在西方，这是我生命中的亮点，” ——努里耶夫他后来写道。伦敦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巴拿马大使馆为他的荣誉举行招待会。他在伦敦的表演引起了轰动。这是他辉煌的职业生涯的开始。

我们都知道，有非同寻常的是，一对新的芭蕾舞者的诞生，对世界芭蕾舞的观众来讲这是注定要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和芳婷第一次同台演出后，便收到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尼内特•德•瓦卢娃女爵（Dame Ninette de Valois）提供他一份加入皇家芭蕾舞团作为客座首席舞蹈家的合约，成为该团永久特邀舞者（达20年的“永久客席艺术家”，但始终没有成为正式的舞者），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非英国国籍的舞蹈家获得这样"殊荣"。这年芳婷已经42岁，足足比努里耶夫大了20岁，已届退休年龄，他们都有顾虑，代沟将阻碍他们演出的和谐，不过，让人没有想到，应邀到来年轻的努力耶夫为芳婷带来了新的活力，敏锐的新灵感、新气息，高贵和抒情的风格往往约束芳婷表演的不同舞蹈，重燃了她舞蹈生命的火花，她与努里耶夫经历了全新的感受，让她在年过40仍迎来了艺术的第二个春天，而芳婷则教会他读书、鉴赏和冷静，学会在西方生存，接下来俩人在芭蕾舞台上开始了"世纪合作"，他们后来几乎成为舞台上的终身舞伴。

1962 年，努里耶夫首次在美国的电视上露面，还与鲁思•佩奇（Ruth Page）在芝加哥歌剧院芭蕾舞团（Ballet de Opéra de Chicago）演出了《海盗》中的双人舞，整个舞段8分钟，舞后的掌声却长达10分钟。同年2月21日，她与她的丈夫商量后，决定让努里耶夫合演《吉赛尔》并在其中饰演阿尔伯特，演出受到台下观众疯狂叫好，鲜花撒满了舞台，这场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对那些看过这场令人难忘演出的人来说，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舞蹈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已经诞生了，从他们不得不谢幕23次的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此以后，他们的表演也是场场爆满，有时表演后的掌声时间，延续得比舞蹈本身还长，观观众达7万人次。这令克格勃总部十分生气的，不仅仅是人们居然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叛徒"给予了这么高的赞赏，更可气的是努里耶夫几个月后就发表回忆录，声称自己在西方"投奔了自由"。

努里耶夫对于本身的魅力颇有自知之明，同时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芳婷加上努里耶夫无异如虎添翼，俩人同为英国皇家舞团的客座明星，被誉为当时全球芭蕾舞界最佳的搭档，他们与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走遍欧陆及美洲，舞迹所至处处掀起热潮。刚开始时，有芳婷的名气加持，使努里耶夫也受人注意，但是没多久，他的光芒日益耀眼，盖过芳婷，使她黯然失色。

他与芳婷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许多的编导为他们创作的作品，包括：费雷德里克•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编导的独舞《悲伤的诗》（Poeme Tragique），《安提戈涅》（Antigone）和《天鹅湖》黑天鹅中的双人舞和肯里斯•麦克米伦（Kenneth Macmillan）重新创作的新版《胡桃夹子》（The Nutcracker）。其后出演由约翰•克兰科（John Cranko）编导的《伊戈尔王子》（Prince lgor）。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对其他团员来讲，努里耶夫是偶像也是恐怖的化身，他简直就是全神灌注与倔强执着的活标本。

1963年，同索尔•胡洛克（Sol Hurok)）（艺术经纪人，同是在极度贫困中长大的俄国"叛逃者"）相识，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交上鸿运，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努里耶夫开始与不同的舞团、不同的舞伴合作。同年3月12日，皇家芭蕾舞团的费雷德里克•阿什顿为努里耶夫和芳婷度身订做所编的独幕芭蕾《玛格丽特和阿芒》（Marguerite and Armand，即《茶花女》（Lady of The Camellias））首演，由汉弗莱•塞尔莱（Humphrey Searle）采用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 音乐进行配器。据说费雷德里克•阿什顿是在听收音机时听到了这首作品，顿时来的灵感，当时他正在创作这部舞剧，李斯特钢琴曲完美地吻合了费雷德里克•阿什顿的构思。在这部浪漫的爱情故事里，观众为他们丝丝入扣的双人舞瞠目结舌，演出结束时，回过神来的观众连续不断的掌声使得他们返场谢幕高达21次。这在表演史上几乎不曾出现过。参加了皇家芭蕾舞团的巡演，其剧目有：《彼得鲁什卡》（Petrushka），《哈姆雷特》（Hamlet），《天鹅湖》和1964年夏天，在意大利斯波莱托艺术节（Spoleto Festival）与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巡演舞团（Royal Ballets touring company）演出了《雷蒙达》，这是努里耶夫的第一部全本作品，成为艺术节一大亮点，像所有他的作品一样，是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传统作品。

在英国期间，努里耶夫对传统的芭蕾舞剧进行了改编，同年11月27日，为皇家芭蕾舞团复排了马里乌斯•佩蒂帕（Marius Petipa）版本的《舞姬》中的第3幕"黑暗王国"（ Kingdom of the Shades）。到英国不过俩年，世界各地的演出邀请信雪片般飞来，作为客席明星在世界各芭蕾舞团演出。

1965年4月的一周内，他同时登上《时代》和《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新闻周刊》的标题是“艾滋病与艺术：迷惘的一代“（AIDS and the Arts: A Lost Generation）。

1 9 6 4年6月，为皇家芭蕾舞团复排了19世纪三幕经典芭蕾《雷蒙达》。同年，他和芳婷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Staatsoper in Vienna）演出了《天鹅湖》，共谢幕8 9 次，创造了舞蹈史上的谢幕纪录。这时，努里耶夫已走向成熟，他用"最完美、最神圣的舞蹈语汇，画出了力量和优雅的美丽弧线" 。1966年，为维也纳芭蕾舞团编导了《坦克雷迪》（Tancredi）。和同代的芭蕾大师如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奥古斯特•维斯特里斯（August Vestris）、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谢尔盖•里法（Serg Lifar）等相比，努里耶夫更完美地表现了俄罗斯文学所揭示的斯拉夫民族那热情奔放、谦和达观的天性。在达到成功的巅峰时， 努里耶夫不无得意地说："我希望，人们观看我演出时，就像站在绘画大师的油画前那样激动；"我希望，人们要么爱我，要么恨我，但不要对我无动于衷。"他认为，他是用整个灵魂在跳舞，他使得芭蕾变得更加高贵。同年10月，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Vienna State Opera）演出了《天鹅湖》，舞后的掌声却长达8、9分钟。为了能留住他们俩，因为他们不能拆撒这一对组合，院方不得不额外支付的薪水，俩人在舞台上如同炸药，引爆全场。安娜•帕夫洛娃（Anna Pavlova）——是芭蕾的象征，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 , 1873--1921）——是男高音歌手的象征。芳婷和努里耶夫他们自己成为明星，他们的作品和才华取得了成功，但不像他们的前辈，他们是观众最喜爱的“世界咖啡馆”，那些在“生活” 上富有愿意花时间的人群。

1965年，肯里斯•麦克米伦为俩个有天赋的年轻舞者林恩•西摩（Lynn Seymour）和克里斯托弗•盖博伦（Christopher Gable）编导了《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但是在最后一分钟，为了票房的原因，皇家芭蕾舞团宣布由芳婷和努里耶夫出演。此外，一旦努里耶夫被分配饰演罗密欧一角，麦克米伦开始为他改变了编排，以适应他的演出。一年以后，麦克米伦离开了皇家芭蕾舞团，接管柏林歌剧院芭蕾舞团（Berlin Opera Ballet），西摩与他同去。盖博放弃了舞蹈事业。芳婷看了报道以后，感到很内疚。

1965年10月9日，努里耶夫和芳婷首次在斯卡拉剧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米兰的观众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看俄罗斯舞蹈家精彩排的演出。1966年，他与斯卡拉剧院芭蕾舞团合作，他把自己的经典舞剧也带到了剧院，包括：《睡美人》（1966年与卡拉•弗拉奇（Carla Fracci））、《胡桃夹子》（1968，与莉丽安娜•科茜（Liliana Cosi）、《帕基塔》（Paquita，1970），《天鹅湖》（1974，与卡拉•弗拉奇），《唐•吉诃德》（Don Quixote）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980年）。

努里耶夫在舞坛的地位步步高升，以裹在紧身舞衣下的迷人舞姿，风靡了欧洲和北美，成为芭蕾舞史上无有前例最受欢迎的男舞星。在评论家及老舞迷的心目中，努里耶夫无疑是尼金斯基的化身，尼金斯基是二十世纪独步舞坛，被公认是男舞者最完美典型的俄国名舞蹈家。对于这份恭维，努里耶夫并未感到欣慰，虽然他十分崇敬尼金斯基，但是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水准，自己的风格，就是这种强烈的"自我感"，正是他"叛逃"的最大原因。他认为国家或城市只不过是让他自由跳舞的地方，工作是神圣的，工作才是他的根。

1967-1968年，第一次出演由乔治•巴兰钦编导的舞蹈《阿波罗》（Apollo）。罗兰•佩蒂（Roland Petit）特别为他和芳婷创作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埃斯塔西》（L'estasi）和《入迷的诗》（Poem of Ecstasy，1968）。费雷德里克•阿什顿为他和芳婷创作了《爵士日历》（Jazz Calendar）。1968年12月，鲁迪•范•丹茨格（Rudy van Dantzig）为他与荷兰国家芭蕾舞团（Dutch National Ballet）创作了《为一个死去的男孩而立的纪念碑》（Monument for a Dead Boy）。

1969-1970年，鲁迪•范•丹茨格为他创作了《抓住时机》（The ropes of time）。罗兰•佩蒂为他创作《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

在1970-1971年演出季，为法国电视台开始拍摄根据他的故事改编成的电影《我是一名舞者》（I Am a Dancer）。首次出演杰罗姆•罗宾斯（Jerome Robbins）的舞蹈《在一个舞蹈晚会上》（Dances at a Gathering）。参演了保罗•泰勒伟大的贝莎现代舞团（Paul Taylor Dance Big Bertha）的《流浪艺人之歌》（Chant du compagnon errant）和莫里斯•贝雅（Maurice Bejart）的《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

1971年，首次在美国的舞台上演他自己编导的《唐•吉诃徳》，在没有芳婷搭档，照样票房长红。胡洛克的公司趁机创造出"鲁道夫热"的风潮，他将努里耶夫以作大买卖的手法，经营成公司的一棵超级摇钱树，从此努里耶夫与大西洋俩岸的税务机构展开缠斗，并不时传闻让人负面评价的私生活，令人印象深刻。

1971-1972年，出演了格林•泰特莱（Glen Tetley）的《费尔德》（Field）和（Laborintus），杰罗姆•罗宾斯的《一个牧神的午后》（Afternoonof a faun），肯里斯•麦克米伦的《杂耍》（Sideshow）和保罗•泰勒的《光环和迷宫》（Halos and Laborintus）；莫里斯•贝雅的《流浪艺人之歌》（Song of a Wayfarer）

1972-1973年，出演了乔治•巴兰钦的《浪子回头》（The Prodigal Son）和约西•利蒙（Jose Limon）的《摩尔人的帕凡舞》（La Pavana the Moor）并首次与来自基洛夫芭蕾舞团而滞留西方的纳塔莉娅•玛卡洛娃共同主演了《睡美人》。

1973-1974年，成立了一个巡演芭蕾舞团，由他担任编导和主演自己的演出季，与美国现代舞蹈团在纽约百老汇演出，被称为“努里耶夫和朋友们”（ Nureyev and Friends），成为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和伦敦常规的演出季。

1974-1975年，与卡罗琳•卡尔森（Carolyn Carlson）出演了格林•泰特莱的《Tristan》（特里斯坦）及在马撒•葛雷姆现代舞团（Martha Graham Dance Company）出演《路西弗尔》（Lucifer），《鲜红的文字》（Scarlet Letter）和《魔王》（Old Gentleman）；出演了鲁迪•范•丹茨格的《微曲吹拂》（Blown in a Gentle Wind）。为伦敦节日芭蕾舞团（London Festival Ballet）创作了《睡美人》。

1976-1977 年，他根据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的音乐复排了《罗密欧与茱丽叶》，由伦敦节日芭蕾舞团演出。他和芳婷的合作最后一场演出是于1977年在伦敦体育宫盛大上演，直到芳婷她于1 9 7 9年从皇家芭蕾舞团退休，舞蹈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对舞伴"结束了长达1 7 年的合作。芳婷深爱着努里耶夫，这种爱是双重的，有母爱，又有情人之间的爱（坊间传闻他们之间有肉体关系，虽然芳婷否认了这一传闻）努里耶夫留意和珍惜这份爱。1979年，《纽约时报》专栏《搭档的故事》曾经如此追忆他们的表演："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俩位舞蹈家的结合像他们一样如此和谐、完满，硕果累累。"17年间，努里耶夫和芳婷合演了超过26个角色。他们最后一次表演是1988年9月16日在《巴罗克三重奏》（Baroque Pas de Trois）中，芳婷69岁，努里耶夫50岁，同样是明星52岁的卡拉•弗拉奇，努里耶夫曾经说他和芳婷之间的舞蹈是 "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灵魂"。当时人们释疑，翩翩一少年，怎会爱上一个比他年长近2 0 岁的女人？努里耶夫说过："从6岁起，我就娶了舞蹈。我就像一个天主教神父，我没有权利再结婚。"他果然终生未娶。但是俩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她1991年11月因卵巢癌在巴拿马去世。在她为癌症所苦时，尽管他日程繁忙，他不但经常去医院探视，还为她付医药费。当努里耶夫感染爱滋病，身体情形每况愈下无法跳舞蹈时，芳婷鼓励他担任芭蕾舞指挥，并说道 "亲爱的，那是完美的！！！"当努里耶夫获悉芳婷的死讯，心中默默有爱，静静为此悲伤。他怅然若有所失地对好友说："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人，我本应娶她，和她共度此生。"

努里耶夫逗留在皇家芭蕾舞团直到1970年，后他被提升为客座首席艺术家，使得他能够集中越来越多时间进行国际客席访问和巡演，他继续完满地履行皇家芭蕾舞团委约直到1977年，皇家芭蕾舞团聘请出任艺术总监，因为他想继续跳舞，谢绝后去了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

努里耶夫对芭蕾世界的影响是改变了男舞者的观念；在他自己创作的经典之作中男性角色许多被认为是标准的舞蹈编导作品，另一重要影响是他的横跨在古典芭蕾和现代舞俩个表演边界之间，今天正规的舞蹈家接受正是俩种风格的训练，几乎是努里耶夫首创和实践，但有许多人批评他的这项工作。

在其期间，于纽约和伦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努里耶夫支援委员会”（ Committee to support Nureyev），目的是为了促进并请求其激励苏联当局能够允许让伟大的舞蹈家的亲属离开苏联。

在1977-1978年演出季，他创立一个他自己的公司名为“努里耶夫和朋友们”，在欧洲演出和每年在伦敦体育馆（London Coliseum）共10年，编导的大多是现代作品，汇聚明星都是观众喜爱的的，如：芳婷，玛卡洛娃，林恩•西摩（Lynn Seymour）和默尔•帕克（Merle Park）。

1978 年，默里•路易斯（Murray Louis）为他创作了《卡纳西•维纳斯》（Canarsie Venus）和《轻快舞剧》（Vivace）在美国首演。他的自传《努里耶夫》（Nureyev）于 1962 年出版（由A.布兰德（A. Bland）编辑）。

1979 年，改编的《曼弗雷德》（Manfred）由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Ballet de Opéra de Paris）演出；出演了鲁迪•范•丹茨格的《尤利塞斯》（Ulysses）。

1980 年，努里耶夫为柏林芭蕾舞团（Deutsche Ballet, Berlin）复排了《胡桃夹子》，1981 年，由于意大利人对芭蕾舞的兴趣进一步恢复，他在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 di Milan）与芳婷同台演出了他改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芳婷饰凯普莱特（Capulet）夫人。与安娜•拉齐（Anna Razzi）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出演了《朱丽叶小姐》（Miss Julie）。

1981年，在伦敦举办了一个月的“努里耶夫节”。与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出演了保罗•泰勒的《从海的这边到光明的彼岸》（From the sea to shining sea）。

1982 年，成为奥地利的公民。

1983年，为皇家芭蕾舞团编导了《暴风雨》（The Tempets）。

1988年，出演了弗莱明•弗林特编导的（Flemming Flindt）奥古斯特•布农维尔版本的《仙女》。

1989年，出演了弗莱明•弗林特编导的《外套》（The Overcoat）和1991年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

1990年，在百老汇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中跳舞且在美国巡演。

4．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

1983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他的社会党上台，早在二年前，新的法国教育和文化部长杰克•朗格（Jack Lang），有一种名人的趣味，并希望艺术“民主化”，为此，他扩大了艺术的传统定义，其中包括：时尚，流行音乐和其它创造性的努力。努里耶夫的名气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根深蒂固的层次，超过一百年的古典舞蹈主要中心地位并远远没有改变，他希望能够让努里耶夫去改变。1983-1989年，他被任命但任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团长及艺术总监（但他提出每年只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待6个月，另6个月让他在世界各地去跳舞）。努里耶夫向来以脾气坏、主观、冲动、没有忍耐的力控制力而声名狼籍，因种种限制和等级规定及他人的干涉造成他的工作失败而急躁，上任不久就得到"歌剧院沙皇"的封号，树立不少对立面。在努里耶夫的生命中有俩个长达6年的狂风暴雨期：第一个是他在列宁格勒那6年；第二个就是在巴黎歌剧院的6年。上任后，努里耶夫的事业就再创另一个高峰，并将这个顶尖舞团更推向无人匹敌的巅峰！他编导了全新的舞蹈作品，重现19世纪伟大的芭蕾舞风貌。在他所编导的舞蹈中，将先人近百年前编排，已经在世界各地舞台上演出无数次的传统古典剧目，加入了很多他个人的元素，他在巴黎芭蕾舞团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是改编了马里乌斯•佩蒂帕的作品，成为了巴黎芭蕾舞团常演至今的保留剧目，他的艺术态度极为严格苛刻，近乎偏执，情绪化，与他合作的伙伴是不容易的，普通人往往难以忍受，在他编排的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当年的佩蒂帕更为注重情节，戏剧性，以及几近奢华的服装，布景和音乐等。任何一个细节只要映入他的眼帘，都有可能经过多次的锤炼。他要求演员绝对的忠诚和坚持，严谨而精确，从不偷工减料，他从编剧到排演，从舞台布景到乐队演奏，他都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个8 0 年代还上演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的宫廷芭蕾的老剧院焕发了生机，在他任上的6个演出季里，他为该团新编了《胡桃夹子》、《天鹅湖》、《睡美人》、《雷蒙达》（Raymonda，1986年）、《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1985年）、《灰姑娘》（Cinderella，1986年）等。他与芭蕾舞大师帕特里斯•巴特（Patrice Bart）合作，同时，还聘请外国的年轻编导为本团创作新的芭蕾作品，这一举措不仅给这些年轻人以实践的平台，同时也为古老的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期间，努里耶夫唯我独尊，脾气暴躁，和同事发生了许多磨擦，芭蕾舞团的舞台俩次威胁要罢工。通常情况下，他遇到了他们的投诉非常蔑视。当老教师米歇尔•雷诺（Michel Renault）反对努里耶夫，打断了他的课堂教学时，并责令他自己改正，努里耶夫打了他的下巴。雷诺起诉他并遭得500法郎的罚款。 当他亲自排练时，舞者们都会非常紧张，如果练了三次还不懂，就到此为止，马上换人。努里耶夫常说："舞者若没胆识，那就一无是处了。"因此舞团成员非常艰辛，但也都想证明自己有能力跳他编的芭蕾舞，因为，一旦完成努里耶夫的要求，就是真正的舞者了。努里耶夫认为每个舞者，都该找到自己的风格，不论是身体、协调或对角色的概念，他也有能力与办法，让舞者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年轻舞者只要技巧够好，就给予机会，"明星"是荣耀的头衔，也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给卓越舞者的光环和承诺，很多"明星"都是受到努里耶夫提拔后而声名大噪，如他将正式加入舞团才3年西尔薇•吉扬（Sylvie Guillem），在1984年晋升为主要演员，5天后，因首次出演《天鹅湖》中的奥吉塔/奥吉莉娅一角，在演出结束后，当场向全剧场观众宣布为新的“明星舞者”（这也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传统），此后分别提拔了伊莎贝拉•介朗（Isabel Guerin，1985年），劳伦特•希拉雷（Laurent Hilaire，1985年），曼努埃尔•勒格里（Manuel Legris，1986年），伊丽莎白•莫兰（Elisabeth Maurin，1988年），卡迪尔•贝拉比（Kader Belarbi，1989年）等人。他的女舞伴有西尔薇•吉扬，伊莎贝拉•介朗，曼努埃尔•勒格里，莫兰，伊丽莎白•普拉泰尔（Elisabeth Platel），查尔斯•朱迪（Charles Jude）和莫乌里克•鲁迪雷斯（Monique Loudieres）等人，多数和他跳舞的芭蕾舞女演员，包括：安托瓦内特•西波莱（Antoinette Sibley），安妮特•佩盖（Annette Page）给付的薪水他都是对舞伴考虑周到的。尽管他的病症加重一直到他任期结束，他都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上演了过过去的可以用的新版本和委约创新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编导的。他自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受到欢迎成功的作品。

随着年龄的增长，危机意识浓厚的努里耶夫开始成为一个出色的编舞大师和指挥。1989年，努里耶夫因无法如愿以尝地每年用六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客串演出和编导以及和总经理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Laurent）关系不和，被解雇从而辞去团长和艺术总监的职务（不仅是努里耶夫，没有多长时间音乐总监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也被更换），仅仅保留为他所设的"首席编导家"头衔，以便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能够继续演出由他编导的大量保留作品。努里耶夫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巴黎芭蕾舞团给予他很大的发挥空间，亦是努里耶夫编导众多成功作品的一大元素，这与他辉煌的演员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优秀的演??

和《白乌鸦》不同，这部传记电影运用了大量纽瑞耶夫留下的影像资料和周围人对他的描述和记录，跨度从他的出生一直到死亡。但是很显然，他传奇的一生无法在这100来分钟的影片里完全勾勒出来，因此这部电影似乎就成了纽瑞耶夫的维基百科词条。

但这部电影选取的素材还是可圈可点。而且深刻说明了一点，一个基佬想要成名，成为享誉世界的大艺术家，真的需要远超常人的好运。而这些好运，大多来自他身边的女人。比如给纽瑞耶夫芭蕾舞启蒙的老妪，比如在巴黎机场，帮他逃离秘密警察魔爪的Clara Saint，当然还有在艺术上互相成就的玛歌·芳婷。这似乎是一种基佬与生俱来的能力。

电影在纽瑞耶夫和埃里克·布鲁恩之间的爱情故事上惜墨如金，只大概讲述了二人如何相识相爱的过程，两人关系的破裂也只是稍稍一带，不免让人感到有些一头雾水。两个世界顶级舞者相爱的故事，这在腐女心中简直是绝佳的写作素材，不曾想这样的事情竟然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不得不感概现实生活本身比人的浮想联翩还要刺激和耐人寻味。对埃里克·布鲁恩不是太了解，但纽瑞耶夫很显然，则是彻彻底底的种马渣男，而且性格很不好，傲慢又自大。两个人尽管惺惺相惜，互为知己，但就如同两只带刺的刺猬，靠得太近注定只会互相伤害。吴青峰在《最难的是相遇》里唱道：

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

但其实还有比相遇更难的事情，那便是如何经营情感关系，尤其是他们这样的艺术名流，遇到的诱惑实在是太多。

电影里最浓墨重彩的叙述还是放在了纽瑞耶夫和玛歌·芳婷的传奇组合。在这部电影里，对玛歌·芳婷的介绍也是巨细无遗。一方面是年岁已高，另一方面则是深陷巴拿马的丑闻，玛歌·芳婷怎么看都没有翻盘的机会。偏偏纽瑞耶夫亲自送上门来，坚持要和她搭档演出。如果纽瑞耶夫的生命里没有出现玛歌·芳婷，亦或玛歌·芳婷的生命里没有出现纽瑞耶夫，那么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会让人在当时甚至是在今天这么为人所津津乐道。至于他们有没有床笫之欢，真相已经难以考证，也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二人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帕蒂·史密斯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艺术家间的惺惺相惜而不是互相倾轧已经不易，更何况是互相支持，互相成全对方的艺术生命。这一点，在他们二人的舞蹈画面里，双方的神态和表情中展露无遗。尤其是玛歌·芳婷逝世时，电影用了二人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片段，堪称这部电影的画龙点睛之笔。

电影里出现了披头士乐队的歌曲Please Please me，还有记者询问纽瑞耶夫知不知道披头士乐队。电影之所以这么展示，应该是想表达纽瑞耶夫曾经的影响力可以和披头士比肩吧。舞蹈艺术从未像纽瑞耶夫活跃的时代那样大放异彩，星光闪耀。甚至走下庙堂，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一个多美璀璨美好的时代啊，如果能亲眼看到纽瑞耶夫和玛歌·芳婷的动人演出，这可真值得拿出来夸耀一辈子。

纽瑞耶夫的艺术天赋和辛勤付出成就了他的传奇，而时代也助他一臂之力，他也没有挥霍自己的好运气。但艾滋病对现代艺术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纽瑞耶夫如果有幸活到今天，舞蹈艺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