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2019)

《寄生虫》是一部让我失望的电影。

我不喜欢“穷人的味道”这个符号，太刻意也太没有起作用。石头、披萨、虫子、杀虫剂、尿尿的男人，以及半地下室、地下室、豪宅这一系列符号，我觉得都没有使用好。不是太生硬，就是太强调，要不就是虎头蛇尾。

我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不是这样的傻白甜。那么轻易地相信人，让高二的女儿跟年轻的男性补习老师独处一室；轻易地相信一个又一个的推荐；轻易地相信对老保姆的构陷。仿佛毫无社会经验，同时毫无生活能力。连找保姆这样的大事都需要等司机推荐。

上层社会的人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交圈，他们不会轻易去信任工作人员。他们找保姆找家教，买衣服买酒，都会去寻求朋友的意见。他们会有固定消费的牌子，会有固定信任的服务机构。

New Money或许没这么执拗，但是他们自己创下基业，生存能力之强，完全不会如此任人摆布。

我也不喜欢《寄生虫》所描摹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可以帮人补习英语，可以轻松把调皮的小男孩搞定。可以开车开得很专业，可以做家政让女主人无可挑剔。底层之所以是底层，他们最缺的并不是钱，而是视野与精力。底层穷困的生活让人没有精力学习，没有精力思考，也很难去筹划未来。

所谓穷人的味道，不是一种气味，而是一种放弃的绝望，一种无能为力的窒息。可惜，《寄生虫》完全没有表达出来。

整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从老保姆雨夜按门铃开始垮掉的。

全家在主人的家中狂欢，这么危险的举动，怎么可以允许老保姆进来呢？编剧如果稍稍用心，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比如老保姆跟踪了他们一家，掌握了他们其实是一家人的证据，以此要挟进入别墅。然而电影让老保姆哀求了几句，就让这家人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下。这不是善良，这是疯狂。

后来的一切，都显得相当不合理。一家三口偷听忽然摔下，满地的狼藉主人发现不了，地下室入口成了视野盲区……

种种的不合理缘于不诚恳。电影不能诚恳地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生活。电影给我的感觉是，找到了一个奇思，然后发展成为一部电影。那些符号用不着多加思考和设计，直给就好。

《寄生虫》甚至舍不得批判任何人。电影里的社长虽然自私，虽然嫌弃穷人的味道，然而他和妻子已经充分给予底层信任，给了丰厚的报酬，开除有错的员工都要找理由。他和妻子最多是冷漠的有钱人而已。

上层社会对底层的压榨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

《燃烧》里面，上层社会用信用卡，用消费主义，甚至用学识和见闻，来压榨底层，让底层轻易成为玩腻后丢弃的玩具。做这一切的时候，上层的人们甚至没有意识，没有罪恶感。

P2P爆雷的时候，你见过谁出来向受害者负责？烂尾楼的时候，你见过哪个开发商出来说明情况？环境污染了之后，你见过哪个厂商向村民道歉？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你掏光家产赌一个未来，他的回答是，投资有风险，愿赌服输。你倾尽全力去找一个工作，他告诉你，你应该做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

这才是阶层的鸿沟。

《寄生虫》对上流社会的描述，仿佛挑夫说皇帝一定用的是金扁担。

《寄生虫》也舍不得批判底层。

底层的生活情况是这样吗？不要说去生活，去接触，只要看看那些纪录片，就知道不是这样的。徐童的《游民》三部曲，范立欣的《归途列车》，NHK的《三和人才市场》。生存资源实在太过匮乏，人脉实在太过狭窄。底层的生活充满了狡黠、欺骗、温暖和伤害。

他们实在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技能，他们也实在不知道如何和上层社会打交道。《孝子洞理发师》里，一家人去参加总统的家宴，不知所措才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哪里能像《寄生虫》那样游刃有余。

《寄生虫》对底层生活的描述，仿佛又在说何不食肉糜。

我幻想，如果《寄生虫》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停地寄生，他们吞噬一个又一个宿主，然后成为主人，消耗掉所有的资源以后又再寻找下一个猎物，那就好玩了。

因为我看到电影开头，一家人被杀虫剂熏得受不了，真的好期待他们体内的寄生虫爬出来。

不出意外地，《寄生虫》引发了一场电影地震。不论是由此带来的资源字幕讨论，还是随之而来的观影热潮，这种小范围内的焦虑式狂欢让自诩为影迷的我感到一种充实与满足。同样的感觉在去年的《燃烧》登场时也体验到过，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强烈。

作为近两年来入选戛纳主竞赛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燃烧》之间的比较好像是很多看完两部片子的影迷朋友都乐意去做的事。的确两部片子有一定的可比较性，除了电影节的竞赛经历（尤其考虑到最后全然不同的获奖情况），还都有对贫富阶级差异的指涉、对电影符号学的探究等等。考虑到自己水平有限的事实，我仅对两个片子各自结尾的（可以说是）超现实片段做一点讨论。

《寄生虫》里，当整个故事尘埃落定，父亲失踪的谜团也随着儿子解码后的信件内容而解开，然后奉俊昊给观众设置了这样一个结尾：儿子基宇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配合儿子的旁白，我们看到了若干年后衣冠楚楚的基宇买下了那个房子，和母亲共同享受庭院里的阳光，并和从地窖里走上来的父亲拥抱，紧接着镜头切给寒冬地下室里的基宇，电影结束。

这好像是一个商业片很惯常的设置，当主人公在现实中受到压抑，他只能通过超现实的想象来对接下来的生活抱有希望，这也是导演让观众能够继续抱有希望的一种方法。区别于一般的商业片导演，奉俊昊在这个很短的片段里依然有独到的设计，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搞定了那块石头的问题。超现实片段开始（也可以视作基宇的梦境开始）出现的是基宇的主观镜头，他将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那块石头放到了溪流中。这块石头无疑是电影里非常重要的意象，理解可能有很多，考虑到那场暴雨淹没地下室的戏里基宇拿起水里漂来的石头，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基宇对自身阶级属性的顾虑。所以结尾一场戏里想象中的基宇放下了这种顾虑，从而毫无顾忌地跨越阶级。我觉得这放在超现实片段里是很高明的。因为我们知道那块石头在佣人的老公砸基宇的那场戏以后就已经不知所踪了，现实剧情里面很难再把它写回来。但作为几乎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物件，给它设置一个最终的归宿是有必要的。而超现实片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种抽象又和石头本身象征的东西相呼应。甚至更玄乎一点，我觉得在不同的段落里这块石头的重量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和我现在讨论的重点无关，大家有兴趣可以思考一下。

另一个是对父亲人物弧光的完成。这里先要解释下阶级跨越的具象化。在这个超现实片段里，儿子基宇（和母亲）成功地实现了阶级跨越，最终买下了那栋别墅，但这个跨越的过程是抽象的，是通过儿子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表现出来的。相比之下，父亲的阶级跨越是具象化的，即从地窖走上来。相似的设置在之前的情节中也出现过，那是佣人想从地窖上来向夫人报告真相，但在出口处被基宇的母亲一脚踹了下去。也就是说佣人一家没有实现的阶级跨越，父亲实现了。

那么再让我们来系统地看父亲这个人物，他开始很窝囊，有人来家门口撒尿也无动于衷。后来在儿女的计划下有了工作，并对朴社长一家充满了respect（作为对比，佣人的老公直到死都处在这个阶段）。接着因为气味这个细节，父亲的尊严逐步坍塌，并最终犯下罪行，为了不被审判而把自己关在了地窖里。情节发展到这里，父亲好像被永久禁锢在了阶级金字塔的底端，是最后这个超现实段落让父亲实现了阶级跨越，完成了完整的人物弧光。然而超现实最巧妙的地方在于这一切都是假的，影片最后奉俊昊把镜头给了寒冬里呆坐在地下室的儿子，前面的一切只不过是儿子基宇的幻想。现实给了那些企图跨越阶级的人们狠狠一耳光，这种绝望与基宇眼神中若隐若现的希望形成的强烈反差，通过影片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个镜头表达出来。

总的来说，奉俊昊给《寄生虫》结尾设置的这个超现实段落是很有功能性的，或者说是趋向于封闭的，不管是人物（父亲）还是事物（石头），都有了各自的结局。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优秀的商业片应当具备的，能符合观众的期待，也能给整个作品做结。那么李沧东在《燃烧》里是怎么做的呢？

在《燃烧》的结尾，经历那么多事以后，刘亚仁饰演的李钟秀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把Ben直接约了出来，将他谋杀，并把尸体连同自己的衣服都放回Ben的豪车里付之一炬，最后在寒冬的火焰映衬下开车离开，电影结束。

这里要插一句，因为就我个人而言，《燃烧》的这个片段是极其震撼的，这种畅快的观影体验甚至超过了电影前面那个备受推崇的夕阳之舞。对比之下《寄生虫》最震撼我的不是结尾的超现实，而是前面父亲谋杀朴社长的片段。所以直接相比两个超现实片段对我而言其实高下立判，我只能尽力保持着所谓的客观理性来讨论。

回到《燃烧》的这个片段，我观影过程中最感兴趣的是它的真实性。在前面的情节里我们明显感受到李钟秀对Ben的怀疑，在他看来Ben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犯，而惠美很可能就是他杀害的。这么看来，最后钟秀用这样的方式为惠美报仇好像是情理之中。但再多想一下，这么做和钟秀的人设是有出入的。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loser作家对Ben这种富豪的畏惧（《寄生虫》就告诉我们瞬间的情绪爆发不会受阶级差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钟秀是一个为了确认仓房被烧掉而找遍方圆好几公里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带着几分想象的怀疑就对Ben下杀手吗？基于这两点我判断这个结局就是超现实的，而这种带着思考的观影体验可以说极其畅快。

然而我不知道是不是李沧东担心作品太晦涩，他还是在电影里设置了线索。前面所述的结局开始前有个李钟秀坐在窗前打字的镜头。这个镜头是有指向性的，暗示后面的情节是钟秀小说里的内容。换言之，这也做实了后面发生的事是超现实的。我一直觉得打字的镜头值得商榷，如果去掉，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看待这个结局的真实性会更有意义。

这个超现实片段里讲的东西信息量极大，有钟秀和Ben的情感表达（谋杀时的相拥），有钟秀整个行为逻辑引起的思考，尤其是烧仓房和烧豪车的对应，让片子的立意超越了简单的嫉妒和复仇，也超越了贫富阶级的差异和对立。那一刻Ben对于道德与生活的价值体系已经被钟秀所传承，他甚至放弃寻找仓房，而自己创造了一个“仓房”。当然这只是我有限的理解，对于《燃烧》的探讨已经有太多，不缺我这么肤浅的一个。我只是想说《燃烧》这个超现实片段的结局超越了简单的功能性范畴，是趋向于开放的，人们可以对它展开无穷的想象（不仅限于真实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村上春树的原著里表达的那种多义性是统一的，而一部可以表达文学上的神秘性和多义性的电影实在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做个总结吧，我觉得拿这两个超现实片段进行对比可以一定程度地看出《寄生虫》与《燃烧》的区别，奉俊昊与李沧东的区别以及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区别。个人而言，这两部电影我都喜欢（都给了五星）。《燃烧》是那种看完以后会不断回想与思考的片子：那只猫的意象究竟有什么作用？仓房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寄生虫》的故事结构与场面调度让我整个观影过程享受其中，看不到大银幕实在是可惜。

今年北影节的时候和朋友扯皮，我说韩国的电影大师我只认一个李沧东，如果还要算的话就加一个洪尚秀。然后戛纳立刻就给了奉俊昊一个金棕榈来回应我的胡言乱语。其实谁是大师的问题真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奉俊昊和李沧东仍然在电影上不断地探索，接连拿出《寄生虫》和《燃烧》这样的作品，这是韩国电影的幸事，也是我们饱受技术原因困扰的影迷的幸事。

写于2019年8月7日

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

（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

张泠

一．“气味”，一种阶层标识？

多年前，在美国的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我在书架前浏览，忽闻一阵刺鼻气味。回头看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流浪汉，看似多时不曾洗衣洗澡。周围的美国人，若无其事地慢慢散去，无人掩鼻或露出惊讶神色。另一次在国内，与人类学学者朋友乘长途大巴车。一种刺鼻气味慢慢蔓延，车内封闭空间，几乎令人窒息。忽听司机大吼一声：“谁啊！把鞋穿上！一车人都快被你熏死了！”

这是两个关于令人不适的气味的片断，当然，更关于贫穷：气味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尤其都市空间中，人际物理距离远较乡村为近，尤其在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与公车、或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 。体面出行的人们按时洗澡、换衣，也使用香皂、洗衣液、芳香剂、香水、口香糖等，试图令自己的气味变得令人愉悦，或起码不引起负面注意。 带有浓重气味的人，多因体力劳动而出汗较多，或无按时洗澡洗衣的条件，及为居住环境所累，甚至居无定所。各种资源被商品化的社会空间，“无异味”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奢侈。比如蔡明亮电影《郊游》（2013）里，举广告牌卖高级住宅的小康与两个孩子睡在无水电的棚屋，在公共厕所洗漱。陆奕静扮演的超市员工注意到小康女儿头发的异味，帮她在超市洗手间洗头发。

资本主义的现代都会，社区层级也可通过气味区分。中产阶级社区或商业区的气味被辛勤的清洁工人以各种化学制剂除去，成为“无味”的“透明”空间。贫困社区则充满各种混杂气味，这适用于芝加哥南部Englewood社区，或纽约哈莱姆与布朗克斯的部分社区。记得某年夏天在意大利巴勒莫开会，一位同行学者邀大家看世界杯比赛，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街，在破败的后巷找到一片空地，看投影转播比赛。四周散发着垃圾气味。

这些联想，都因韩国导演奉俊昊电影《寄生虫》（2019）衍生而来。《寄生虫》关于住在贫民区半地下室贫困家庭的一家四口，因机缘巧合及高明骗术，为朴社长及太太的巨富之家打工，却因为偶然揭开地下室的秘密，而引发一系列悲剧性后果。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关于贫富分化的故事，但导演本意只是呈现，并非为了批评富人为富不仁，也不是为了批判制造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这里没有真正的“坏人”，悲剧的发生由于误会与巧合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必然。

如何在片中体现贫富差距？如许多观众注意到的，《寄生虫》中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是强调“气味”。此处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并非他们“香”，而是他们“无异味”。对秩序与整洁的追求成为标准，包括视觉的与嗅觉的——朴社长担心女佣离职后，几天之内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有怎么洗净衣服也无法摆脱的“异味”。他们的“穷味”，据妹妹基婷说，是久居半地下室的霉馊酸腐味。何况，窗外常有醉汉在电线杆旁小便；遇上暴雨，全城的污水会涌进他们的家，混杂着马桶涌出的污物。这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穷味”，穷人一家身在其中或许感受不到，到了豪宅、豪车里便显得刺鼻，被多颂迅速辨识出来、被朴社长轻蔑地描述。最后，也是因“气味”造成屈辱、愤怒、杀戮。

气味为阶层与其他歧视提供“合理化”借口，如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出身不好”的何小萍，因家庭无条件经常洗澡、搭长途火车而被其他文工团员取笑有“馊味儿”。而且这“异味”已成为象征性羞辱手段，即使在她能够按时洗澡时，也被舞伴以此理由嫌弃而不愿与她搭档。若说“气味”只是《芳华》“歧视链”中的因素之一，它在《寄生虫》中则举足轻重，凌驾于其它阶层辨识、歧视与张力细节之上。因此有观众质疑：真正的阶级隔阂绝不仅仅是片中反复强调的气味，而是言行举止、话题、世界观等方面的鸿沟。“气味”只是表象，贫民窟里的基婷换装即可扮作出身优渥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而获得朴社长一家绝对信任不合常理，其实几个眼神几句对话便会将自己的阶层身份出卖。因此，有中国观众对《寄生虫》的批评为：从获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到这部“诈骗家族”，奉俊昊投机取巧，从“气味”入手，对阶级差异猎奇呈现，设置机械，表现夸张直白，缺乏更有力的社会批判与更有反思空间的隐喻——当然，《寄生虫》是部手法娴熟的商业片，不必对其思想浓度与社会指涉期望过高，但它得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艺术肯定（上一次获得金棕榈的商业电影，是美国导演塔伦迪诺1994年的《低俗小说》），也是历史上获得此奖的第一部韩国电影。这自然影响到影迷对它的预期及对戛纳电影节奖项权威性的质疑，出现“戛纳今年是荒年”、“评委趣味有问题乱评奖”之类的批评，更有影迷为李沧东电影《燃烧》去年在戛纳的遗珠之憾抱不平。

二．地下密室、枯井与“塑料大棚”

若说《寄生虫》有夸张的戏剧性，《燃烧》则更多文学性：李沧东自己为作家，影片也取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它充满抒情，隐喻，气氛的渲染与铺陈，生活细节与质感的从容不迫的描绘，值得品味与思考的“闲笔”。喜欢《寄生虫》的观众会认为《燃烧》节奏太慢，能领悟其妙处的影迷会欣赏其“隐忍，克制，思考，洞察”。尽管与李沧东之前的电影《薄荷糖》（1999）、《密阳》（2007）、《诗》（2010）相比，《燃烧》更多了些奇情色彩，甚至使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社会批判的广度和面向有收缩，但并未流于表面，力道仍在。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强烈空间隐喻。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本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可供观者猜测的关键关联。

《寄生虫》中另一与空间、阶层相关的，为“主仆界限”代表的权威性。朴社长在豪车后座区域发现女性内裤而辞退尹司机，认为他在自己车上、尤其后座自己的空间乱搞为“越界”。判断金司机是否“越界”，则是要保持主仆而非平等朋友关系，不可推心置腹交谈，尤其忌讳开玩笑与质疑上司。金司机两次问他是否爱太太（在车上与多颂生日会扮印第安人时），第一次朴社长大笑，已有上中产阶级被“窥探”隐私的不适；第二次则面有愠色、公事公办地告诉金司机“今天算加班”。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室与地下密室，都是剧情中写实的栖身之所，《燃烧》中的枯井与塑料大棚，都似乎确有其事，又模棱两可，写实与隐喻兼具。钟秀多次向不同人物求证枯井的真实性，得到自相矛盾的答案——其实答案或并不重要。钟秀与惠美看到彼此的特别之处，如在枯井中见到施救者。可惜，终究在各自的枯井中挣扎，可能并无出来的一日。迈尔斯·戴维斯爵士音乐中，夕阳光线下，惠美除去上衣的纵情舞蹈，似乎已是她与世界相处的最后美好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她会是下一个“塑料大棚”。但无论沦落半地下室还是地下密室，除了个人（金司机与雯光丈夫）做生意跟风误判，也在于敲骨吸髓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信用体系及与黑帮密切相关的肆虐的高利贷行当。惠美之所以沦为“塑料大棚”，也部分因为消费主义风潮与信用卡透支政策鼓励的过度消费的陷阱，她的“身价”成为“负资产”，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人”的“价值”。而本是“超级价值”的。

钟秀对惠美谈起本：“年纪轻轻这样生活，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开豪车、住豪宅的本，生命太过餍足和空虚，有种倦怠，也有种傲慢的偏执，想像自己如神、如自然法则一样一切尽在掌控、不留痕迹地烧掉那些大家都不屑一顾、影响观瞻的“废弃塑料大棚”。“盖茨比”们对底层的有限兴趣，是一种猎奇，如去非洲，或者去动物园。两次聚会中，本的富人朋友们如看猴戏般围观先后两个底层女性的表演，无论“大/小饥饿”的舞蹈还是讲述自己接待中国游客的情形。本礼貌微笑时忍不住打哈欠，前后两次，都在钟秀的观察之下。他的厌倦，意味着又一个“塑料大棚”要被烧掉，才会新鲜、刺激、好玩。本做事的原则是“好玩”，享受就好，在他看来，钟秀太“认真了，不好玩”（这大约也是李沧东的自况）。本的“盖茨比”本质，蕴含在隐性细节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朴社长一家的“亲美”新贵气息，则堆积在表面，如日常说话不时夹杂英文单词、朴太太在美国网站购买多颂的帐篷认为“美国制造，必属佳品”、多慧补习英语、多颂被送去参加童子军而迷上印第安文化、基宇与基婷要化洋名Kevin与Jessica来获得朴太太信任、朴太太因基婷扮演的杰西卡在美国大学学成归来而放心聘为多颂的美术老师进行“艺术治疗”。至于“底层”人物，《燃烧》中钟秀的设置也突破一般“挣扎着生存、没有精神层面”的刻板印象。他大学时学“创意写作”、打算写小说。现实已是迷局，其他人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则显得太过真诚。而这种或许有点朴拙愚钝的真诚，恰是《寄生虫》缺乏的。

《燃烧》的剧本写作非常缜密，层层铺陈，种种暗示，留给观众许多想像空间。影片开头钟秀父亲收藏的刀具、粉色女士手表、若无还有名唤Boil的猫，都是贯穿的线索。本家装修精美的洗手间的抽屉里，会出现底层女性的廉价首饰，他的战利品。他也会拿出精致的化妆箱，给受宠若惊的底层女性画眉，这或许只是另一个“塑料大棚”的临别仪式……这种外表优雅、内里邪恶的强烈对比本身，有触目惊心的力量。而装满了阴暗秘密的水库，也出现在李沧东另一部电影《密阳》中。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埋的线索，有朴社长称“以前的女佣（雯光）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缺点是吃太多，每天吃两人份饭”（与后来地下密室中雯光对忠淑称自己用工资养丈夫的说法矛盾），也有多颂受到创伤后的绘画——朴太太以为是多颂的自画像，其实是导致他创伤的雯光丈夫。

三．谁是“寄生虫”：贫富与善恶

《寄生虫》与《燃烧》都是关于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都有穷人因愤怒持刀杀人的情节，但呈现方式与关注议题迥异，前者以三个家庭的关系制造惊悚情节剧，后者以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关注青年的现实与精神困境。以片中富人角色而论，《寄生虫》中朴社长夫妇为依靠科技创新而跻身上层的新贵，被表现为辛苦创业的“无辜”者（对家中员工无有剥削行为，太太更是善良单纯，即使朴社长偶尔摆摆雇主的腔调，似乎也罪不至死），并未背负资本主义的“原罪”。导演奉俊昊在访谈中说他想破除人们在韩剧中获得的对上层人士的刻板印象，选择朴社长夫妇的演员塑造友善、有教养的形象。《燃烧》中的年轻“盖茨比”本则更为复杂：莫名来源的巨额财产、“old money”的漫不经心、不必工作的慵懒，无论是“富二代”还是依赖当代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阶层，本都更似“不劳而获”者。他对来自底层的青年惠美与钟秀表现得温文尔雅、进退得体，背后，则有更为阴暗的计划：烧掉废弃的塑料大棚——除掉那些无人会注意到的底层少女、当代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即使劳作也薪资微薄可轻易被置换、没有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废物/垃圾”。在传统生产型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进步的观点看，不劳而获的人被视为“寄生虫”（如本）；消费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有一个逆转：即使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底层”，因消费力低下，也被视为富人的“寄生虫”（惠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换了一副面孔存在，以“自然法则”掩盖非人性化的“丛林法则”的振振有词也从未改变。这是惠美与钟秀们面临的现实。

这些思考，是属于李沧东的。奉俊昊的《寄生虫》欠缺这样的深度，更依赖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推进顺滑的类型电影节奏，人物（尤其穷人金司机一家四口）只为生存挣扎，从未思考过生存意义，或造成自己生存境况的结构性原因。这只是种求生本能，如全家人在朴社长的客厅里酒醉时忠淑嘲讽并激怒金司机的：他们只是“蟑螂”般的“寄生虫”，卑微地躲避人和阳光，无法摆脱失去尊严的无力感，但极端愤怒时可以是摧毁性的力量。《燃烧》中则都是善感的思考型人物，无关阶层。他们有关于“小饥饿”与“大饥饿”的讨论：处于社会底层的惠美与钟秀在“小饥饿”中挣扎（关于身体的、物质的饥饿），而由于善感和孤独与对不公结构的困惑，亦在“大饥饿”中，即，探究生命意义。

《寄生虫》是类似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2013）的概念化寓言，更像话剧：时间、场景（主要是豪宅与半地下室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空间）、人物、戏剧矛盾集中。导演也坦言最初想写成话剧。可惜其话剧形式流于表面，所有精力都用来构建情节，缺乏话剧中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与激烈对峙，及有深意的潜台词（可参考瑞典导演伯格曼电影，如《秋日奏鸣曲》）。此处顺畅、高效的摄影与剪接都为叙事服务，保证其娱乐工业流水线作品品质，杜绝一切与叙事主线无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细节质感的“闲笔”，也因轻视与现实问题的对照关联，而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世界，三个家庭似乎活在只有他们的社会真空里。剧情与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被强烈紧张的不间断戏剧冲突掩盖。诸多符号堆砌之下，人物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忠实完成导演交给的叙事职能，也便难以有被观众认同与情感代入的可能（或者说，只有在某些境况与场景中才会稍有代入感，如金司机与妻子忠淑一家在朴社长家的客厅里喝酒谈及“钱如熨斗，可将一切褶皱熨平”，或随雯光进入地下室见到她丈夫的震惊）。

《寄生虫》中有些“黑色喜剧”的夸张桥段有时故作幽默而显得廉价，比如基宇初次给多慧补课在朴太太面前忽然握住多慧的手腕告诉她“考场如战场，脉搏不能乱”，比如金司机与基婷、基宇一起失足滚下地下室被雯光录像，比如雯光戏仿北朝鲜播音员嘲笑跪地举手投降的一家四口，再比如两家人为了争夺手机翻滚着厮打作一团……伴以夸张造作的音乐，确有丑化穷人达到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之嫌，肥皂剧式的哗众取宠 。

对于背景、观念不同的观众，《寄生虫》工业化的八面玲珑使得它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趋向：有人认为它丑化矮化穷人；有人认为它美化富人同时仇富（“无辜的富人太惨了”）；有人认为奉俊昊的中产阶级经验与世界观使得他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对上层鄙夷，对底层恐惧，因而构建出一个“富人傻、穷人恶”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将贫富差距道德化：富善穷恶，贫穷成为原罪。因此《寄生虫》看似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却将社会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固化、高利贷、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去政治化、泛道德化，而道德标准又松懈混乱考验观众：金司机一家人觊觎尹司机与雯光职位而陷害他们、欺骗雇主、基宇背叛将多慧托付给他的好友敏赫、杀人者可以逃脱等等……也有观众对片中草菅人命的杀戮感到不适，认为导演以轻浮游戏的态度消费贫穷者的苦难与沉重的社会议题，将之变成血腥暴力的感官刺激、悬疑娱乐，还要故作悲天悯人。而片中基宇要令父亲重见天日的美梦，竟是遵循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学的欺骗性范本与游戏法则，如拉磨的驴子面前那根胡萝卜：自己发财，买下这栋豪宅。

成长于中产之家的奉俊昊大学学社会学，后在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他九岁时看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惊悚冒险片《恐惧的代价》（1953），毕生难忘。14岁立志成为电影导演，喜欢画故事板，也喜欢漫画。他对侦探犯罪故事兴趣浓烈，电影教育除了1970年代美国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弗兰克海默、吕美特、施莱辛格导演的电影等），还来自希区柯克与韩国导演金绮泳（1919-98），影响到他选择拍摄商业电影。奉俊昊电影如《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2006）、《母亲》（2009）等都体现对韩国历史、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和直白寓言层面，最终服务于“好看的”类型电影。 奉俊昊的电影偶像之一金绮泳在朝鲜战争及冷战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拍宣传片而累积电影经验，后来擅长拍摄怪异恐怖悬疑电影，时常融入对女性幻想的情色因素，其作品以《下女》（1960）最为知名，这也是由阶层差异的表象引发的家庭伦理恐怖情节剧，一种去政治化与阶级化叙事，融入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奇观。《下女》的结尾，男主角说：“这桩悲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你我”——对偶然性的强调，在《寄生虫》中得以延续。如果说《燃烧》中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杀戮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寄生虫》中的更像是去政治化的偶然巧合。如奉俊昊所言：即使没有坏蛋，不幸也可能发生，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悲喜剧。

在奉俊昊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不只韩国，全世界都如此。他希望这部有滑稽、有恐怖、有悲伤的电影“令观众看时想跟朋友喝杯酒聊聊它引发的一些想法，别无所求”。可见导演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是妥协的，渗透片中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虚无与犬儒，并无“电影可以促使观众思考、批判进而改造现实”的野心：反正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分析与批判它毫无意义，描述表象并接受现状且为观众提供娱乐即可。这种上中产背景导演以商业电影手法关注底层的方式，令人想起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2018）：以旁观态度描摹甚至以剥削态度处之的去政治化表达，人物同样如空洞木偶无深度与主体性，电影手法同样炫技与匠气十足，如日式餐馆橱窗展示的色泽鲜艳的假菜，精致光鲜却乏生命力。

这也是商业电影在回应当代社会结构问题时的无力感，况且，“回应社会问题”也不是其本意，其本质是制造奇观、幻觉与娱乐，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达到牟利之目的。这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涉及严肃社会议题时，这些影片呈现出自相矛盾与精神分裂趋向，如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电影《三块广告牌》（2017），前半部分起劲地批判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后半部分又退缩回导演臆造的世界，消解了之前所有批判。这些远离现实问题的异想甚或童话世界，构建一个遵循他们自身逻辑的虚幻的闭合叙事，是与现实无甚交集的“平行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社会问题的常识被表面化地呈现，不会有分析与深入探究的可能，混杂各种娱乐类型，无论看似政治的还是去政治化的，都不必当真，“这不过是部电影而已”，它的意义结束在电影院里，不会被观众带出门去。因此当年苏联电影导演与理论家如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批判好莱坞式剧情电影对观众社会意识的愚弄与麻醉，而大力提倡“电影眼”概念与在观众中推广更与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非虚构电影。正如拉美“第三电影”的思考与实践者们批判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暴力、犯罪、毁灭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将电影视为奇观、娱乐、消费品，将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从不问其真正内在的、结构性起因，缺乏解析和批判力量。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传播工具之一，只用来满足掌控电影工业者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如有观众评价《寄生虫》这类电影：对跨国资本主义及其电影工业财阀“小骂大帮忙”。

【早上随便写写，你们随便看看——完全没有打磨文字，就是大白话吹吹水】

想想还是要参加一下影评大赛...否则怎么蹭热度、骗粉呢？【以下含剧透】奉《母亲》之后一直有点让人失望，开始觉得是好莱坞、Netflix限制了他，现在看看或许是迷影型导演太过执着了技巧与机巧，但放弃了社会批判的复杂性。阶级明喻和批判并不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是某一类电影的固定目标。这类电影是否好看，主要取决于1）批判是否到位，以及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那么，1）《寄》是否批判的到位呢？真没有。并不是展现阶级差距，影片就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寄生关系，并不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含义”，而简简单单，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寄生”罢了：拿点吃的，拿点喝的——但这种寄生太像“生理需要”了（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底层人民的“寄生”就是满足生理需要啊？），但“生理需要”并不能反向说明“阶级”这种社会性产物。

如果奉将这种“阶级差异”设计成递进式的——比如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上流则寄生于腐朽的国家官僚体系、补贴和环境，或是设计成循环式的——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但上流同时也寄生于对底层人民抽丝剥茧般地反向吸血，或是设计成glocal式的——底层寄生上流，上流寄生美国人的“霸权式仁慈”......所有这种复式的社会经济式寄生，都会丰富“寄生”本身的含义。

而现在的“寄生”，太literally的“寄生”了；对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固化性根本不进行处理，只是单纯展现贫困本身——哪怕表现一下“聪慧的穷人家儿子拼尽全力取得的好成绩，也会被资质平庸的富家女的家世所轻松抹平”这种最初级的阶级困境呢？某种意义上，还不如《雪国列车》，《雪国》的阶层隐喻当然更露骨和直给，但至少还给了一个灭霸同款版的生态金字塔系统的解说，《寄生虫》连这个都懒得去丰富了。

那么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批判有很多种，比较粗笨的比如肯·洛奇式的“《渴望》式”批判：将所有的不幸，以极端的情况，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用8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编法就是，让主人公极度不好过，以期让观众产生共情和眼泪，然后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这个手法跟2009年前后的微博公知几乎没啥差异。具体就不多说了。

相对聪明点的，就比如泰国的《天才枪手》吧，谍战包装下的考试作弊片，最后其实落点是个阶级问题，你不能说她有多精致吧，但至少商业和社会批判结合得不生硬，直给也是直给的，但是故事讲到最后，也算文从字顺。

《寄》在“如何批判”问题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故事太奇情了，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你说它荒诞讽刺吧，又没有那么荒诞讽刺，以至于无法用归谬的逻辑来看待整个批判；你说它入木三分吧，其实最后宋康昊的寄生又丝毫没能升华主题；你说它是社会缩影吧，这么离奇的故事根本无法“缩影”社会啊。

片中的两组寄生，更像是平行关系——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只是A组替代了B组，宋家的“寄生”一不是女佣家“寄生”的递进、升级关系（更高级层面的“寄生”），二不是互补关系（互惠互利的“寄生”），到最后，宋康昊本人的寄生甚至更加的低级化了——就是大半夜去冰箱里找吃的，连女佣家的“帮工-寄生”都不如。

就本质而言，《寄》到后半段就是以诡谲、离奇的情节勾引观众继续往下看的情节剧——故事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批判、反思、讽刺乃至嬉笑怒骂了，影片所有的内核完全被一个离奇到近乎不可能的、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寄生”所驱动。

那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3）为什么《寄》还是好看？为什么戛纳选择了《寄》？

先回答后面那个：戛纳脑子坏掉不是一天两天了——九苍举例了《流浪的迪潘》，前年选了《方形》，大前年选了《我是布莱克》......这些都是小团体、明星制选片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我是布莱克》或许没那么差（至少比今年的肯·洛奇的《对不起，错过你》要好），但戛纳在走眼方面，确实仅比威尼斯节稍胜一筹。朋友有一个看法，戛纳每年金棕榈虽然经常走眼，但很少出现极端地失误，主要就是选片人团队太强，选进提名的影片佳片率高，最后七人组选出啥来，都能有点说头——《寄》完全符合这种特性，它在导演技法上如此纯熟，外加又没有在评委认为的“艺术性”上远超《寄》的竞争对手，加上小团体“选举”的不确定性，最后......

那么再回答前一个问题，为什么《寄》很好看？这个就很明白了。奉《杀人回忆》《母亲》的底子是文艺片化的类型片，到《汉江怪物》转变为纯类型片（但没有放弃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到《雪国》《玉子》中则是与好莱坞媾和的畸变体的类型片。

而《寄》在某种程度上，将《雪国》和《玉子》的好莱坞工业的技术纯熟，与他自己的电影技法纯熟，以及在类型片上的游刃有余结合得最好——以至于影片非常“好看”，但在《杀人》和《母亲》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悯感、无力感和直击现实、但却丝毫不生硬、不口号式的批判却不见了。

这就是《寄生虫》好看、却不耐看的症结。

这个电影真的太东亚了。开头部分展现最典型的韩国家庭：哪怕蜗居地下室，哪怕一家人没网蹭没工开，父亲依然在主位正坐，母亲在侧位伺候。儿女第一次捞金请父亲吃饭，父亲依然作出主动照顾子女的举动，显然“父亲”的身份是超越他作为男人的平庸烂俗和不堪的。相反上流社会的男主人明显更西化，也许是有钱可以支付一切服务，他始终不像是一个在负责家庭的人。啊，儒家正道在你棒。

故事的最主线，当然是东亚社会更熟悉的熟人文化，亲戚裙带，党鹏政治，韩国人的确更多地保留了这种习惯。整个家庭的寄生和借壳，完全是一出夺权篡位的宫斗戏码，甚至包括短暂“夺权”后的德不匹位的不安，啊，目瞪口呆，僭主政治东亚。

父亲刺死男主人，那种动机，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富人嫌恶穷人气味）撬动，非东亚文化背景的人估计很难get到，甚至会觉得有些drama，但实则通顺，这种激愤已大于家人被害。

其实我个人觉得全片最高潮的地方是老管家带寄生一家人发现地牢。那种幽暗和压抑完全是整个朝鲜民族的集体焦虑。美国也好，日本军政府也好，都是上流家庭；韩国主体民众，就是寄生一家；靠着给上流家庭洗地擦鞋，配合争斗提携，逐渐逐渐把国家机器都换成了自家人；暗中的惨烈斗争是上流主人永远看不到的，被逼进地下室的，终身见不到阳光和风的，不同样是同族同流的朝鲜人？上流主人不管怎么人傻钱多和蔼可亲，终究不共戴天，但杀掉主人不代表自己就能做主人，只有当自己真正做主人的时候，父亲才能静静的从地下室里走上来，与家人拥抱，半岛终将统一。但这依然是一个在地下室睡着的穷小子的梦，何日实现呢？啊，朝鲜半岛简史，again。

还有什么说的？电影表达？优秀。大体上真正厉害的电影你就看不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看不出喜剧正剧还是悲剧了。不过韩国电影还是有点太齁了，总想把东西表达到120%，而我个人觉得完美电影的表达标准是：93%。

这样。

如要实力演绎吹爆《寄生虫》，那么，可以动用奥逊·威尔斯般的天才句式——

这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韩国电影，而且从今往后都将是韩国电影史上最好的电影。

可惜，话搁奉俊昊身上，不太好成立。

因为，他是拍出《杀人回忆》，被封为韩国史上最佳电影，冲击着世界电影史TOP榜单的导演。

再者，《寄生虫》与韩国电影史就有直接对话——奉俊昊也是金绮泳《下女》的信徒。

以及，有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是片子看到半中途，我都在嘀咕着：《寄生虫》这个片名，听起来不太高级。

本文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说来肯定也有人觉得，《寄生虫》超越了《杀人回忆》。就像无论《燃烧》有多好，同样有为数不少影迷认为，《燃烧》不能够代表李沧东。

更多的人甚至觉得，《寄生虫》或《燃烧》，都没有那么好。

观看《寄生虫》，我不时会想起《燃烧》和《小偷家族》（下文会作解释）。

这一定不是年份相近的缘故。

就好比奉俊昊也化身迷弟，书写过热情赞美是枝裕和的信笺，而《寄生虫》或《小偷家族》，都令人联想到今村昌平等底层昆虫电影之类。及至《寄生虫》的高潮场面，那把刀子，何尝不是黑泽清《X圣治》的通俗演绎。

▲是枝裕和与奉俊昊前后脚把金棕榈留在亚洲

还有一个联想，是绝对韩片影迷梗的。

那就是金司机宋康昊，又以老司机形象出现，被夸弯道驾车技术好。

看一组奉俊昊作品在韩国本土的观影人次：

《杀人回忆》（525 万）

《怪物》（1301 万）

《母亲》（298 万）

《雪国列车》（935 万）

《寄生虫》（1000万）

奉俊昊既能摘得戛纳金棕榈，又拍出号称本国电影史最佳作品，还有几千万韩国国民（合计等同于韩国总人口数）买单喜爱。

这大概是一名现世的电影导演，所能享受的至高荣耀。至于经常被拿来引战，党同伐异的商业艺术一刀切，who cares。你要啊？那给你。

奉俊昊不需要标签。可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

如果你有机会，最近去到香港夏日国际电影节，单看到长片首作《绑架门口狗》，你很难相信，三年后，这个家伙能拍出《杀人回忆》。

▲《绑架门口狗》，2000

《雪国列车》时代，奉俊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伙同基友朴赞郁，赌一把大科幻。

结果不好不坏，就当交了学费。

再到与Netflix携手的《玉子》，被许多中国影评人围剿，贬为「中学生思想水平的环保主义或动保主义」，显然也不成功。

可以说，奉俊昊在2010s的创作经历，是以失败为花，《寄生虫》是最终之果。

当我打出一记五星锤爆后，香港看《寄生虫》的李洋老师，宣告他泼出第一盆冷水，说，富人不应该那么傻（打分依然有四颗星）。

富人「傻」，与我纳闷电影里，穷人太聪明是一回事。

我是无法相信，那么「聪明」——毕竟坑蒙拐骗偷也是一种生存伎俩，腿脚还勤快的四口之家，为什么会忍受那样的地下室，看着路人的下半身浑噩度日。

有趣在于，金司机一家与地牢之家，都参与了同样的失败投资（台湾古早味蛋糕店），果然是一条链子。

如此，当你在思考谁傻谁聪明，李洋老师或是我，已经落入奉俊昊的圈套。

你会在一开始，就跟导演较劲，去猜想结尾肯定不是这样或就那样。最后，导演给了醍醐灌顶、当街泼水、大洪水如虎的一课。

《寄生虫》当然是关于阶级落差的故事（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像典型的西方社会，变成大肚子青蛙，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前半段的《寄生虫》，当你陷落在非穷即富，你上我下的戏剧冲突中，你能想到的故事模式，不外乎这么几样：

1、A取代B（鸠占鹊巢正剧）

2、B反杀A（老套悬念片）

3、B原来也是A（讽刺剧）

4、俱荣或俱损（喜剧或恐怖片）

岂不料，《寄生虫》的下一步发展，是倘若A与B是看得见的现代世相，那么，竟然还有一个更深处，黑暗处，看不见的群体。

电影后半段，长达六十分钟，不带松懈的一波三折，水银泻地。

当管家婆突然按响门铃，监控镜头出现近乎狰狞疯狂变形，电闪雷鸣之下的一张脸。

一出好戏开始了。

一来，这是夜半鬼敲门。二者，观众和一家人都在诧异。

走掉的家教，好比请走的司机，他们都是过场人物，不会有多一秒种的露脸机会。管家婆掉回头来要求加入故事。

她，到底是想干嘛。

显然在急转直下的暴雨夜，观众所能想到的最大变数，是主人突然回来，却不会想到，可以有其他人，而且是最了解房子内部一切的人，先一步，杀将了回来。

一方凄暗，幽冥地道出现了，它有着恐怖片标配的腐尸绿氛围。

地下迷宫，自带转角，永无尽头，宛如《老男孩》般的封闭空间。

转瞬间，这部《寄生虫》悄无声息地，变成了惊悚恐怖片。

▲朴赞郁，《老男孩》，2003

打开那道沉重机关铁门的，是一个搞笑的，整个人横竖支撑在半空，有如西西弗斯推动巨石般的身体姿态。

当观众和一家人都想到毁尸灭迹，掩人耳目之际，该死的地下室，手机信号居然特别好——又一处讽刺。

电影又猝不及防地，在调侃北朝播音员的精湛表演中，变成调侃无核、世界和平的政治讽刺片。

电影后半场，奉俊昊熟练地完成了类型片混凝土的浇筑，不对，应该是不锈钢合金的精密锻造。

再到他们像蟑螂一样，藏匿在主人家的沙发底下。混合着顺时针方向的性趣挑逗，愤懑难忍的气味羞辱，以及提心吊胆的败露凶险，《寄生虫》居然能一直屏住呼吸，捉弄观众，以至于胆小观众比一家人更想要当场逃离，尴尬难耐。

宋康昊的表情变化，还有他像虫子一样，拖着躯体、双腿和大黑脚板，想要移动到阴暗角落。察觉周围动静有危险，只能一动不动，陷入「紧张性强直静止」的假死状态，完全蟑螂附体般的502强力胶水演技。

外面此时，暴雨成灾，大洪水来袭。

他们落荒而逃，向下再向下，发现大水冲了老巢。

片中再没有任何一幕，把贫民区的被淹，下水道倒灌，马桶黑水喷涌，与大屋子的安宁、感谢美好雨夜并置，令穷人等同虫子那么形象。

奉俊昊在这里的平行剪辑，两个空间发生的事件交织，运用得出神入化。

那么，穷人是否一定要成为富人，即便只是一种感谢社长大恩的地底残梦。

《寄生虫》里的阶级固化，尚还不至于《燃烧》所说的，无法想象。

穷人自然是寄生在富人的大宅之门，然而，富人同样依赖穷人的做饭、开车、教育小孩、房间打理。

如果要从四肢勤快的人类动物角度来说，《寄生虫》里的穷人，比富人更像「人」——因为他们想更好地活下去。

富人呢？他们不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想想傻白甜这类词是什么来的，大致就明白电影要说的事情。

贵妇人养尊处优，远离社会，变成太太太好人，蒸出一片精神虚空。

钱像熨斗，能把人熨平，没有一丝褶皱。

如果有钱，我会比他们还善良。

这样精辟，俨然金句的老辣台词，很快会流行起来——出现在你明年的电影日历上。

奉俊昊在《怪物》中，给影迷观众科普了韩国的国民级运动项目：射箭。《寄生虫》出现了一闪而过的链球。

链球是田径赛场上的一项投掷运动。远动员拖着铁球，自脚底开始发力，人、线、球一体，旋转、加速，旋转、加速，最后奋力一喝，脱手而出，比谁扔得更远。

有趣在于，《寄生虫》也是一部从下往上发力的电影。

当铁球的速度越转越快，它最终一定会被甩出。

历经气血直窜、大脑眩晕，最后才缓缓归位。尘归尘，土归土。

大致上，可以认为《寄生虫》围绕着这几样东西在旋转——

石头

「不是我带着这块石头，是这块石头死死地跟着我。」

石头的出场，有些渊源。

《寄生虫》刚入围戛纳，闯入他人之家的题材，我首先想起帕索里尼的《定理》，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拿石头砸人），兰斯莫斯的《狗牙》。

事实证明，《寄生虫》只是奉俊昊的《寄生虫》。

前半段的石头，以幸运石般的信物而出现。奇石，召唤出整个故事。

它由同学民赫转赠，令这一家人，得以进入朴社长的大富之家，在宽敞的建筑设计师空间里，享受阳光草坪大落地窗，都市森林的上流生活。

更妥帖的解释，石头又是一块垫脚石。

一家人需要这块石头的高度，方才能进入到大窗户和好阳光的上流阶层住宅。

石头越来越高，石头越滚越大。当推动有如巨石的铁门，他们也跟着看不见的石头，滚落到了山底，回到地下室，被打出原形。

为何儿子要带着石头回去，而不是选择一把刀，一铁棍，或者一斧头。

进入上流之家的穷人，最终把垫脚的石头，推动的巨石，当做了身体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无法放弃，不甘坠落。

或许，这样的解释，比把石头看作心病或凶器的想当然，来得温柔那么一些。

后半段的石头，试图变成凶器而没有成功。石头不再是石头，同时出现了打头的那段台词：不是我带着这块石头，是这块石头死死地缠着我。

最后，石头沉入山涧水底，这个家庭，也付出了代价。

气味

地铁的气味是穷人的味道。

《我不是药神》说，中国人害的病，是穷。不过，电影并没有揭示贫穷根源，在于既得利益、阶级固化、体制陈疴与分配不均。

不少人会在《寄生虫》身上引申出一句类似的话：穷是一种罪恶。奉俊昊不会傻到用台词来说，他选择了电影画面上看不到的，气味。

它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带有天然的贬低色彩，让你想到贫穷，困窘，底层和不干净。

火车硬座上的泡面味，红烧牛肉或者老坛酸菜。来自京郊的出租车司机，后座总能闻到一股懒得洗澡的北方气息。

最后还是设身处地可能遭遇过的，来自不见光、通风不畅、空气像发了霉的地下室，如电影里所说的，只能泡在水里的抹布。

又正如开头与结尾，悬挂在镜头中间的臭袜子——当你看第二遍的时候，气味，一定会扑鼻而来。

气味是嗅觉。

视觉，是人物形象，衣服穿着。

《寄生虫》的底层一家人，改造并包装了自己身份和形象。他们只需得体，并没有意识到底层是揭不掉的印烙。

能区分人类群体阶层的，还有语言，来自听觉。它不一定是方言，而包括流行语与外语。

语言代表了一个人所能沟通的对象范围有多大，所以电影前半段，不断有Kevin，Jessica，Speaking English之类的塑料玩笑。

韩半岛地域不大，金司机一家成功瞒过，就像兄妹俩的现学话术那样简单。

最终，是在气味上，他们被一个小孩子识破了。

气味之所以难以防范，随时在上演越界过线的行为，是因为它就是不可见的粒子，弥漫飘散到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片中还有一种隐藏遁匿的气味，是性，欲望，荷尔蒙。它的发生与流动，在上流与底层之间，畅通无阻。

车后座的底裤，撩拨起了沙发上的夫妻情热。小女生与家教老师萌发的爱意，是甜甜的青春之吻。

就连地牢夫妇，也少不了人间敦伦的安全套（一个特写）。与带批判色彩的穷人味道相比，它显然是老少咸宜的高级味道。

建筑

都说好的电影导演，就像建筑师。押井守之类的则认为，当导演，就是军事行动，带队打仗。

《寄生虫》显见的，是与建筑物有关，布满建筑构造思维的电影。

日本建筑师留下的豪宅，被重点表现。闹中取静，是繁华都市里的后花园。

金司机一家的所在，也叫我印象深刻。通过找WiFi信号，带出了室内格局，还有那个高出一切，杵在半空的马桶（多么难忘的设计！）。

不同的观者视角，也会从电影中得到不同信息。

有人遭受冲击的，是建筑物本身，大与小，上与下。穷人家不断往下，到了富人家，从斜坡到阶梯，都是一路往上。

第一个镜头开始，这户人家住在半地下室，隔着一道窗，几乎与地面吃平，看得见马路上的路人，半截土的风景。

这个视角位置，如摇下直落到儿子脸上的镜头，在说明它们的处境。你很快也会明白，它也是虫子的视角，躲在角落，蛰伏在地表底下。

夜晚未到，醉汉喜欢在他们眼皮底下濑尿。他们懒到连房间都不想打扫，等着消毒喷雾，一咕噜地往屋里头灌。

这户人家并不被注意到，他们也不想出门工作，与外面社会发生太多关系（参见儿子朋友民赫拜访）。

有撇陋窗的半地下室，莫名让我想起2012年那场大暴雨。

有人在二环路上淹死（只因立交桥下地势低有积水），也有人住地下室被水灌。不少居民突然发现，小区多出来一些奇怪的被单晾晒，原来周围真有看不见的群体存在。

更有朋友讲过，她去拜访住在地下室，一个流浪歌手之类的人。她说地下室要往下一层又一层，深到她怀疑通往地心。

据说在帝都，有一百万人，住在类似的地堡迷宫。那之后，一系列行动，赶走了其中许多。

建筑空间引发的心理变化，也在那场大雨处，得到了完全释放。

观众随着电影人物，进入到地牢，又被制服在地，无法脱身。当他们好不容易从上流之家脱逃，如注豪雨和空旷城市，也扮演了宣泄释放的角色。

结果，他们回到那个蛊虫之家，却发现万劫不复。

节奏

《寄生虫》的节奏感，从CJ LOGO出现在银幕上，就有存在感。

《燃烧》里，Ben有句经典台词，要从骨骼深处感受到贝斯的声音才是活着。

▲李沧东，《燃烧》，2018

许多人还是忘不了商业与艺术的大刀，认为《寄生虫》之所以商业，之所以类型，就该归罪于它的节奏。

太好看了，怎么可以接连不断的反转，意外，刺激，设计。

你看，女儿现编的托词，堪比韩国好声音。儿子突然抓住温习答卷第24题小妞的手，大谈做题的顺序节奏，分明心理名师。

再从英文补习老师，家庭美术老师，司机，管家，先来后到，熟人推荐，错落有致。

而地牢二人组，不仅把金司机一家打出了原型，也击碎他们跻身或寄身上流之家的一夜幻想。

社长和女儿，被杀死的痛苦，都是比较干脆的，没有多余的同情，但也不带宣泄。它就在阳光底下发生，并当场诱发了下一场犯罪。

此处，建议大家都去重看奉俊昊常年吹捧的黑泽清导演代表作：《X圣治》。

▲黑泽清，《X圣治》，1997

许多人肯定会不解，金司机对社长有再多怨言，也不至于持刀相向。

那一幕，很像文学名篇或电影史里的画面：因为阳光太耀眼而杀人。两个男人，面对各自家庭成员的安危，陷入了高度的精神紧张。一个不知所措，一个想开车逃离。

当下时，恍若被催眠了的金司机，要接连回答「我是谁」。他记起了家庭身份，又被唤醒了穷人的阶层身份。

我是金司机。不，我是父亲。不，我是一名穷人！

《X圣治》有说，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认为，杀人是不道德的，那么就算被催眠，他也不会去杀人。

当《寄生虫》高潮冲突场面到来，金司机被唤醒的，是他的第二人格。在社会人格以外的，他确实有加害他人、杀死上流的野蛮冲动，可能连他本人都不为所知。

▲《杀人回忆》VS《寄生虫》

奉俊昊通过这般小心翼翼的方式，来表露对社会的悲观态度。毕竟回看电影本身，导演并没有太偏袒向任何一个阵营。

地牢男有一番美美的感言。

他感谢朴社长，并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意识混乱，不记得到底在密室地牢里，住了多久（实际上他又算得很清楚）。

清楚到他仿佛从一出生，就住在里头（这是一句首尾相衔，自相矛盾的话）。

当你回过神，你很容易发现，僭越宿主的金司机一家，与举债被追杀的地牢之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陷入过相同的困窘。

然后在地牢里，金司机开始做和地牢男一样的事情，感谢朴社长，发出摩斯码。

于是乎，金司机接过了刀子，完成了地牢男的任务，并在众人眼皮底下，在光天化日之中，消失得无影踪。

这就是《寄生虫》精心打造的叙事谜圈，正如石头被拿起又放下，全片第一个镜头与最后一个镜头亦是工整对仗。

就连儿子发的阳光美梦，也是步入上流，坐拥房子。但往下的，还是要最终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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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遍时，我惊讶于，他被石头砸得那么狠，居然能逃过一劫，还一直在笑。

在第二遍时，我认为，其实《寄生虫》的故事，在金司机接过刀子的那一幕，已经结束了。

至于后面的，是又一次催眠，或是又一场梦，只是在血光之灾后的试图治愈。

最后这些话，跟节奏完全没有关系。

祝大家一看、二刷、三洗，观影愉快。

影片有多处反转，不仅是情节的反转，还有类型的反转。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被剧透了，可能会想要拿石头先砸剧透者的脑袋然后再砸自己的脑袋。建议观看正片之前不要看任何涉及剧透的文字，最好连预告片都不要看。未看正片就擅自继续向下翻阅者，后果自负。

主角一家四口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全家的制高点是一只马桶，在那附近蹭网效果最佳。蹭网是为了及时浏览招工信息。没有固定工作的一家人主要靠折叠披萨饼包装盒一类的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这家人没想到他们很快就“石”来运转了。儿子的朋友送来一块镇宅石，还带来一份工作邀约。儿子于是凭借熟人介绍，进入有钱人朴社长家，给朴社长的女儿当家教，改名为Kevin老师.

入职之前，Kevin老师就从朋友口中得知，朴太太为人图样图森破。实际一见之后果然名不虚传。话说一开始我以为的故事发展方向是Kevin老师母女两开花，同时攻略朴太太和朴小姐，结果他比我想象得更纯情，只是挖了朋友的墙角、勾引了朴家千金而已。

朴家小儿子被母亲过分高估的艺术细胞，让Kevin老师看到了新的商机，于是他把自己精于P图的妹妹也拉了过来，让她化名Jessica，成为朴少爷的美术老师兼艺术治疗师。兄妹俩都得到了很有钱途的工作，却没有就此满足。他们信奉的理念是“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

妹妹用一条内裤设下圈套，成功让朴社长两口子脑补出一整套车震大戏，开除了司机，她趁机上前推荐她声称是远方亲戚、其实是她爸爸的老司机。这位老司机过去是开出租的，曾经拉着一个德国记者闯过枪林弹雨，获得了德国乘客的五星好评。朴社长夫妇一向对洋大人的品味深信不疑，既然德国人都说好，那肯定错不了，当场决定雇佣老司机。

最后剩下的一步是把妈妈也弄进来。为此爷儿仨要联手把朴家女管家赶走。影片笑料铺得十分密集，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老爸为了扯谎进行排练这一段。宋康昊被人教演戏，这个打破次元壁的笑点算是把影片的荒诞气质推向了巅峰。

为了庆祝一家四口全部拿到offer，他们趁着朴社长一家出去露营的机会，鸠占鹊巢，在朴家豪宅里开起了轰趴。这时天降暴雨，如果换成是我这种胆小的，肯定会第一时间开始担心：这种天气还怎么露营？主人要是突然回来可怎么办呀？然后战战兢兢地把房子打扫干净。可是主角一家艺高人胆大，继续嗨起来。

门铃突然响起，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这间豪宅不为人知的秘密。前不久才看了《逃出绝命镇》导演乔丹·皮尔的新作《我们》，两部影片当中推开密室门向下探索的情节极为相似，并且都以空间位置的上下来代表阶级地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寄生虫》这种说人话的电影看起来更让人觉得酣畅淋漓。

当然《寄生虫》也不是每一个情节都让我信服，比如前任女管家拿到主角一家的把柄之后却不立刻告发，对此我就感到难以理解。轻轻点击一下发送键，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便会因此暴露丈夫的位置，他们的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差，可是她非要拖到生出变故，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朝鲜新闻主播模仿秀多几个观众吗？

或许女管家的拖延症可以概括为“善良”，她不忍心看主角一家失去生计。这是一种底层民众特有的品质，因为他们面对压迫时往往没有太多选择，于是开始习惯性地优先使用委曲求全的战略面对一切情况。主角一家放前任女管家进屋，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明知道来者不善，可是拒绝的话又实在说不出口。“善良”其实就是弱者习惯性妥协的一种好听的说法。

主角一家好不容易制服了女管家两口子，却又得知朴社长等人马上到家。四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番，总算蒙混过关，还顺便近距离围观了主人两口子的沙发震。所谓的上流人士，就是要对一切细节都严格把控，不管是拧螺丝还是拧[哔]头，都要有规律的旋转，按照顺时针方向。

影片前半段喜剧效果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朴社长这对富翁富婆的“迟钝”的塑造。这种迟钝反衬出了主角一家的精明，也直接映射了社会成员能力与身份不匹配的现状。不只是大人，就连有钱人的孩子也隐约遗传了父母的迟钝。朴家的小儿子把自己画得像一只狒狒，明明毫无天分，却被父母当成天才。同样是童子军出身，主角的儿子最终解开了摩尔斯码，而他却解错了。如果小男孩早早把“鬼”传递给他的信号翻译出来，虽然会导致主角一家提前穿帮，却可以避免后面的流血事件。当然，这个小男孩也可能不是智能不足，只是单纯地漠视他人的求援。住在上面的人总觉得，把那些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东西隔绝开来，不让他们越界，就能天下太平。殊不知憋得越久，爆发得就越狠，最后只能迎来同归于尽。

上流人士其他各方面的感官都很迟钝，唯独嗅觉异常灵敏，总能一下子闻出不属于自己这个阶层的人身上特有的穷酸气。这仿佛是他们天生就具备的超能力，不仅大人会，就连小孩子也已经掌握了。主角一家四口刚刚成功实施计划，在朴家全员入职，就被小少爷识破了。当时小男孩说他们四个闻起来都一样，主角一家以为是他们用的沐浴液和洗衣液导致穿帮。其实跟那些外物都没关系，是他们骨子里那与上流阶级迥然的气质出卖了他们。在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现在这个世界的富人与穷人的差别虽然还不像科幻故事里那样夸张，但他们已经能够凭借生物本能甄别出身边的异种。

生活在上下两个世界的两种人，对同一种天气现象的感受也截然相反。富人眼里净化空气的及时雨，却是穷人眼里摧毁家园的洪灾。暴雨过后，两家人又聚在了一起，为的是给小少爷过生日。主角一家苦心经营的伪装计划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为一家之主的老爸再也不去想什么计划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下室里求救信号被漠视的“鬼”终于冲了出来，血溅生日宴会。

疯狂的袭击者倒在了朴社长的面前，后者看到的却不是一个逝去的生命，而是一团散发着穷人气味的臭肉。主角老爸终于忍无可忍，将刀刺向朴社长，然后遁入属于自己的下层世界。两个分属不同物种的个体在生命熄灭时又回归了同一种东西。苍蝇虽然会先扑向卫生条件较差的穷人的尸体，但是时间一久，当二者一起散发出腐臭，在苍蝇眼里也就毫无分别了。主角老爸的一刀临时性地抹平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儿子则制定了跨越阶级鸿沟的更加踏实也更为主流价值观接受的计划。只不过，那极有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计划而已。

《寄生虫》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最后身为欺诈计划主脑的妹妹的死亡。她是这一家人当中最机灵的，最后也成了背负所有罪孽的人。以她的才能，如果能从事正经职业，原本前途无量。可惜连通上下两个阶层之间的阶梯早就被暴雨冲刷得又滑又陡、难以攀登，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只好把自己的才智和精力用到歪门邪道上。一个社会该拿出给垃圾分类的坚定态度来好好引导和安置那些才能被埋没、被上流人士视为“垃圾”“寄生虫”的底层潜在劳动者，而不是只想着把他们填埋进深不见底的大坑了事，因为人毕竟不是垃圾，他们有向上爬的动力和决心。一旦被他们九死一生爬了上来，就要接受他们释放出攀爬过程中积累的怨气。他们会本能地先将刀尖指向那些跟自己一同攀爬并试图将自己拽下、借力上跃的狠毒同类，但是最终不会放过那些抛弃他们，还抽走绳梯、站在坑边掩着鼻子冰冷俯视他们的人。

要打破阶级的束缚，就要让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为之贡献自己的才能和热情。所谓的“适合”，是一种介于“喜欢”和“擅长”之间的状态。比如片中的小男孩，喜欢画画，但是并不擅长画画，那么画家就未必是适合他的职业。找寻合适职业的途径主要是“挑战”和“教育”两种，这也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主要的成长方式。前者高效而残酷，后者稳定却昂贵。两者往往相互交织，比如上课就是享受教育，考试就是经受挑战。任何父母奋斗的动力都是让孩子尽可能多获取教育之乐、避免挑战失败之苦，于是教育机会不断变得更加昂贵，而留给底层的挑战不断变得更加艰巨。理想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的受教育机会，而且想要学多久就可以学多久，直到有充分的信心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为止。可惜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负担不起这样的社会形态，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只能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供应少部分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分配社会身份的办法难以实现，有钱人的小孩可以任性地去做他们喜欢但未必擅长的事情，而底层的孩子可能连自己擅长却不喜欢的工作机会都接触不到。前者负责书写“凭借自身努力追求梦想”的励志故事，后者则成了骨子里就透着懒惰和狡猾的社会寄生虫，生活在地底阴暗处，偶尔享受前者施舍的一点阳光。

去年入围戛纳的韩国影片《燃烧》同样探讨了阶层分化问题，锋利程度比本片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成想却轮到今年这一部更具商业片气息、类型元素堆得更满的影片斩获大奖。韩国电影人向来擅长以成熟的类型片拍摄手法反映现实问题。本片主演宋康昊上一部引起中国观众热议的影片也是这样一部典型的韩国现实主义类型片。可惜那部电影在国内刚火起来，就迅速变得跟伏地魔一样，不能被随便提起名字，结果就有一部分豆友跑去马丁斯科赛斯导演的同名影片页面大肆讨论那部2017年的新片，以此泄愤。我个人对这种行为反感至极，就像我反感某说唱歌手的粉丝霸占万磁王词条一样。目前看来，《寄生虫》对上流阶层的讽刺虽然十分具有普适性，但似乎对于咱们这边的大人物们的冒犯性还不算很严重，应该不至于遭遇跟宋康昊那部前作一样的下场。但是假如悲剧真的重演，也希望各位影迷能保持冷静，不要随便跑到类似《寄生兽》《毒液》这些名称相近的电影页面去“借地标记”，那样不光会招来别家影迷的白眼，更会惹得片中角色大发雷霆。

手动提醒：【中括号】部分强烈不建议观影前阅读，其他部分有轻微情节透露，程度约等于预告片

本月25日，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影片《寄生虫》在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获得一致好评，并最终荣获金棕榈大奖，这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当今世界含金量最高的电影奖杯，同时也意味着亚洲电影已经连续两年登顶。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第一时间向奉俊昊剧组公开发文祝贺，表示影片获奖正值韩国电影百年，意义极为重大。目前看来，将于5月30日在韩国开画的《寄生虫》极有可能超过《鸣梁海战》，成为韩国影史票房第一的佳作。

影片围绕一个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四口之家展开：父母二人是无业游民，一双儿女也辍学在家，四人唯一的收入就是为披萨店折包装盒得到的微薄酬劳。直到有一天，儿子基宇（崔宇植饰）在即将出国留学的朋友的引荐下来到富豪朴社长（李善均饰）家中，为其女儿做英语家教，所有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次奉俊昊狡猾地把片名取为“寄生虫”（Parasite），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让这部影片与前作《汉江怪物》产生联系（该片的英文名“The Host”既有怪物之意，也有宿主之意），让人误以为这将是一部类似的怪兽/科幻电影，尤其是开头部分街道消毒的场景，几乎就是专门给奉俊昊影迷设下的巨大“陷阱”。不过，整个故事却并没有按照影迷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而是走上了一条与《杀人回忆》接近，但与科幻、怪兽、灾难等等奉俊昊擅长的类型和题材完全无关的道路：眼见富家女主人（赵汝贞饰）确实如朋友所说的那样“天真简单”，基宇开始暗中计划让自己的妹妹来为这个富人家庭的儿子进行“艺术理疗”。直到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所谓“寄生虫”并无任何灾难色彩，而是贫穷家庭完全附庸于富裕家庭的生动比喻。

随着“寄生”计划逐渐开展，基宇的父亲基泽（宋康昊饰）替换了富家原来的司机，母亲（张慧珍饰）也替换了原来的女佣，一家人使出浑身解数，为富人家庭设下各种迷局，将男女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在这里，绝对的贫富并没有发生改变，但贫富间的权力出现了让渡甚至倒置：基泽一家成为了富人家庭的实际控制方，尽管这种控制极其脆弱，但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脆弱的关系和结构也为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拉锯提供了无限可能。

全片基本在两个主要空间里展开：一个是基泽一家的半地下室，一个则是朴社长的高档豪宅，前者在下城，后者则在上城。社会学出身的奉俊昊显然对城市空间的构造和意义了如指掌，而为了呈现出这种上与下的对比，导演也使用了大量的升降镜头。这些镜头往往从光明通透移向晦暗隐秘，类似的场面调度和镜头剪接非常直观地呈现了韩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在全片最让人心酸的一个段落中，倾盆暴雨之下，基泽一家一路从上城的豪宅回到下城家中，发现自家的半地下室几乎被雨水完全淹没，马桶向外喷涌肮脏的黑水，就在此时，富家公子却自寻刺激，在豪宅院落里露天撑起美国购得的帐篷安然入睡。对奉俊昊而言，“底下层”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层面的修辞，更指代一种与城市方位、居住环境密切有关的尊严缺失。

【【【当然，如果更细致地观察还会发现，豪宅内部空间也并不是同质的，其中又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这里所说的“地下”和基泽家的“半地下”不甚相同，因为后者至少还有半扇透光的窗户，前者则是完全不见天日、毫无希望可言的。影片的残酷之处正在于，当基泽一家人想尽各种办法争夺财富、资源和权利时，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基泽反倒“坠入”了更加黑暗的豪宅地下室，甚至失去了“寄生”的机会。他只能等待儿子达成“计划”之后来营救他，但此一营救不仅遥遥无期，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基宇不会面临与父亲一样的困境——简而言之，阶层跃升的希望极其渺茫，近乎于不可能。这大概也是奉俊昊职业生涯中对韩国社会分化问题最深入、最悲观的一次批判。

除了社会性的内涵之外，地下室还被奉俊昊涂抹了一层隐晦的政治性底色：首先，地下室的设计初衷本身就是防范南北展开热战，前任女佣戏仿朝鲜女播音也明确指涉了微妙的南北关系。其次，与楼上的开阔空间不同，豪宅的地下室由走廊和通道构成，其内部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朝鲜为秘密攻打韩国而秘密挖掘的地道。最后，在色彩设计上，幽绿色的地下室给人以强烈的恐怖类型暗示，这不仅与空间内发生的情节完全契合，也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体现了朝鲜政权给韩国民众带来的创伤。】】】

如果说去年《小偷家族》的获奖，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对安藤樱等一众日本演员高水平表演的青睐，那么对本次戛纳电影节一个拥有五位世界顶尖级作者导演的评审团而言，导演的水平就成为一部电影能否获得金棕榈的关键。强烈的商业和大众属性并没有抹去《寄生虫》对视听和技术水准的极高追求，事实上，奉俊昊不仅在影片里有效构建出一个等级化的空间，而且还能在其中进行复杂的双线或多线叙事；不仅能够流畅地进行复杂叙事，而且还能根据特殊的情境进行颇富意味的匹配剪辑，比如把富家女主人的衣帽间和体育馆里发放赈灾衣物的场景并置，两相对比之下，家庭命运之间的交织和对立立刻被凸显出来，残酷的生存处境得到了极大强化。

与此同时，《寄生虫》对声画关系的使用也极其精妙，通过对立和错位，奉俊昊往往能够带来内容的对比和延宕，从而揭示更深层次的意义。【【【最明显的一次处理便是结尾，儿子读信的画外音和他的幻想相结合，给人一种计划已经达成的错觉，但实际上，这一幕的真实意味却被大大延后，从而造成了巨大反差。】】】可以说，《寄生虫》给观众带来的每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都与其视听语言密切相关，其对各种电影手法的娴熟运用，搭配中青两代韩国演员自然生动的演绎（“国民影帝”宋康昊功不可没），使得影片几乎超越了近几年来任何一部剧情片和类型片，成为了一首时而幽默时而庄严，时而苦涩又极度残酷的“视觉音乐”。当然，音乐本身也是一大亮点，作曲郑在日创作了一系列华美绚丽的巴洛克式音乐，旋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剪辑相得益彰，共同挑动着观者的神经，使得整部影片成为一场可以令人大快朵颐的盛宴——其实《寄生虫》这部电影，也不啻为一出动人的正歌剧，一件足以让人血脉贲张的总体艺术品。

总而言之，《寄生虫》可能是奉俊昊职业生涯当中视听手段最繁复、文本修辞最复杂的作品，其对几种简单意象的使用，已经俨然构成了一个完整且具有流动性的的系统。从影片一开始，儿子基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同学送给他的一整块石头假山盆景“很有象征性”（metaphorical），这种说法的不断重复固然在片中形成了一个笑点，但事实也确实如此：石头是华而不实的装饰，是儿子内心无法摆脱的重担，是杀人的工具……虽然石头在片中的功用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石头寓意着基泽一家坚定稳固的“计划”，甚至可以说这块石头就是穷人追寻梦想的图腾。这种看似坚如磐石的稳定感（有趣的是，这块石头不仅是“假山”，而且质地本身就并非石质：它可以浮出水面，砸脑袋也不会产生太大伤害）又每每被流水冲击，小到半地下室外醉鬼的一泡尿，大到一场暴雨，都可以让计划泡汤。在这里，奉俊昊无疑是在透过这样一个颇有分量的概念向我们暗示阶层的固化和跃升的无望，如果说去年惊艳戛纳的《燃烧》是“火的愤怒”，奉俊昊的《寄生虫》则是“石之沉重”。

除此以外，奉俊昊还非常大胆地在片中引入了对“气味”的描述，尽管嗅觉可以说是电影这一视听艺术的盲区。全片多次提到基泽一家身上有一种气味，这是一种“地下室的味道”，是一种“坐地铁的人身上才会有的味道”。气味虽然无形，却是基泽无法忽视的心结，是压垮父亲基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构成社会歧视的重要层面，是表明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隐形标签，是难以抚平的差别和伤疤。在固液气三态元素的争鸣中，影片迅速走向了高潮和尾声，巨大的无奈和痛苦随即涌来，观众也足以在这种元素的交叠里，切身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值得玩味的是，奉俊昊并没有在片中指出故事发生的具体城市名称，这使得《寄生虫》有能力成为一个超越韩国本土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政治社会寓言。关于这一点，笔者绝非牵强附会，实际上影片对印第安服饰和装备的总体设计（1. 装备从美国购买；2. 老板在给基泽解释游戏的过程中称是“印第安人的反抗”；3. 基泽用印第安人的装备杀死了老板），本身也指向了美国的种族冲突和屠杀印第安这段黑历史，足以让影片超越阶层指涉，直抵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寄生”和对抗母题。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看成是对《雪国列车》和《玉子》探讨的反乌托邦问题的延伸，是《杀人回忆》和《汉江怪物》等社会问题电影的变奏，是关注亲子关系的《母亲》的姊妹——甚至可以说是奉俊昊全部电影总和与结晶。

虽然始终被冠以“类型片导演”的名号，但奉俊昊使用的手法和类型从来都是融汇而多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寄生虫》既是一部犯罪片，也是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悬疑惊悚片，同时更是一部悲伤的人性剧。《寄生虫》中的全部人物都是高度复杂与含混的，无论贫富都不是单纯的伟光正、假恶丑，他们始终游移在灰色地带，为了生存偶尔越界，时而窃喜时而忏悔。也正因如此，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找到自己，找到最令人痛切的人类境况。最终，我们不得不说，奉俊昊并不是通过类型成为大师，而是相反——种种类型透过奉俊昊之手才脱离了套路，抵达了彼岸的真实。

08.09 简单更新一些数据和短评：

- 观影人次达1006万，也就是韩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是韩国第19个观影人数突破一千万的本土电影。

- 烂番茄指数 100，Metacritic指数 89/100

- NAVER专家指数 9.06/10（16名专家），观众指数 9.07/10（7092人）

2019半地下漫游

精密到令人悲痛的阶级意识鸟瞰图

直接打你骨头的黑色幽默，疼痛还会持续很久

这部电影的体验让艺术和商业类型的区分变得无意义

《雪国列车》里处在最尾端车厢的乘客们至少有争取到前方的能力，《寄生虫》里的人们则没有能力去争取上升，这里弥漫着的是连上升意志都被剥夺的时代氛围。通过地上和地下等空间的落差赤裸裸地强调出阶级性，活在各种矛盾里的人物，体现了韩国社会本身。看着不同阶级的家族互相碰撞的不和谐，笑着笑着发现口里满是苦味——李智慧（韩国影评人）4.5/5

没法隐瞒的贫穷痕迹，变成了无法掩盖的气息，半地下生活充斥着身份上升的欲望和坠落地下的恐怖。因为没法分享自己手里的幸福，相互之间的间隔变得更广。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无法成就的梦想，给观众带来凄惨的恐惧，人物的表演在每一帧画面里极度饱满，观众只能跟随无法预测的叙事和令人悚然的幽默哈哈大笑。即便排除所有隐性的象征和意义，依旧足以让人享受电影本身之美。能够与这部电影同一时代，我感到幸运——沈圭汉（韩国影评人）4.5/5

逐渐感觉到“愉快的战栗”——朴平植（音译，韩国毒舌影评人，时隔七年以来首次给韩国电影打到8分，从来不给10分满分）8/10

《寄生虫》就像杰作《杀人回忆》、《汉江怪物》和《母亲》，是一部焦虑不安、难以预测、神经质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伟大电影。——法国《电影手册》 AlloCiné 5/5